计划生育工作在“十三五”时期面临那些危机

当前我国人口形势异常严峻，已处在悬崖边，如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坠入悬崖，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子孙后代带来难以估量、无法弥补损失。“十三五”时期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及工作思路应立即由数量控制转向改善优化结构，由全面放开二胎走向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和生育量，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构建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

我国人口已到危急时刻，“十三五”是人口政策调整的最后“窗口期”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人口政策大大滞后于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

（一）当前人口形势异常严峻。

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人口问题的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失控、总量过大及增长过快会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样，人口结构失衡也会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制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受到人口这两个方面因素双重制约，只是在不同阶段这两方面制约程度不同而已。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40多年来，有效控制了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缓解了资源和环境压力。但过严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也严重扭曲了人口结构，使人口发展出现新的发展困局，人口结构性矛盾异常尖锐已成为人口发展主要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制约因素。

1、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一是未富先少。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982年为33.6%，2014年只有16.5％ ，下降了17 .1个百分点。大大低于世界的27%平均水平，远低于印度的34.4%，比美国的21%还低；同时0-14岁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4年只有 2．2 亿人比1982年减少了1.2亿人。按照人口统计标准，我国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在2.2万美元之上，而我国只有7000多美元。我国的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然而我国少子化程度不仅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已达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严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

二是未富先老。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14年已达1.37亿 、占全国人口比重10.1%、比1982年上升了5.2个百分点，而1953年到1982年只上升了0 .5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30%。 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主要是由于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青少儿人口比重急剧下降造成的。

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居高不下。2 0 1 4年 仍 然 高 达115.9, 成为全球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2020年之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娶妻难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要难题，易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交织而引发社会动荡。

2、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已得到彻底缓和，并产生逆转，步入了低增长通道，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多年来人口增长呈现低增长率与低增长量并存格局。

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0多年。近10多来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在1.4至1.5间，这远低于2.1更替水平，大大低于世界2.5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水平1.7还低。

总和生育率1.5水平是一个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滑到1.5以下，就进入了低生育陷阱，很难回升。除了瑞典和法国外，目前还没有别的国家回到1.5水平，更没有一个国家回到2.1的更替水平。

当前，我国上世纪80年代出生及独生子女育龄妇女进入生育高峰期，然而2014年出生人口仅增加47万人 ,几乎没什么反弹,10年前国家有关部门预判的生育高增长量并未出现。并且单独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婴儿潮也未出现，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不足一成申请二胎，单独“遇冷”，说明百姓生育意愿已十分低下，表明我国已掉入低生育陷阱。由于我国生育率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预计2026年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

(二）人口危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存在重大战略隐患。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已严重扭曲，人口结构性矛盾异常尖锐已成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将深刻影响当前及今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削弱经济发展动力，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少子化将造成劳动人口减少，将使劳动力老化且供给不足特别是青年。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算，2021年之后，20 ～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悬崖式急剧减，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人、下降幅度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达8000万人之上。

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此外，人口危机还将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消费能力， 给社会养老造成巨大压力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及给国防安全带来隐患，将削弱国家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等。

另外，现行生育政策还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生育权益不平等，与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相背。主体权益平等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不同主体生育权益不平等容易造成社会分裂，影响社会稳定；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失独”的风险，乡镇基层负担沉重等。

作为发展中大国，大量增加劳动力投入依然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未来劳动力供应量的急剧下降，造成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届时我国既无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又无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我国将遇到改革开放以后最严峻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我国发展将面临经济大幅度滑坡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双重风险。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口结构处于少子化情形下能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出现少子化现象，普遍是在进入发达经济体后，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意愿降低才产生。当前我国发展水平离现代化目标距离还甚远，然而人口就已进入少子化，并且有由严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变趋势。

至今，全球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演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并不多。如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及时作出重大战略性调整，促进人口结构向正常水平回升，即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还将出现跨越之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从人口角度上看，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将面临着巨大挑战，面临着难以实现的重大风险。由于我国已是世界经济发展重要的新引擎，届时全球发展都将受到冲击与挑战。对此，全社会要高度警觉。

（三）中国已到最关键时刻。

21世纪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结构扭曲和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风险。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状况和总和生育率水平已达甚至超过最发达国家水平，大大超越了我国生产力水平，这将严重制约我国发展。

作为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大国，合理的人口结构水平应该是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处于20%～23%的正常水平。要实现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必须现在的16.5%的严重少子化水平向20%以上的正常水平回升，这需要新增6000万人以上少儿，从当前情况看，即使全面放开并鼓励，也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为确保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保实现经济新常态，我国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应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5%，这至少需要新增3300多万人少儿。单独二孩其带来的增量人口上限为400万人，其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到0.3%。显然靠单独二孩杯水车薪，难以实现。已无需观察单独二孩实施效果，如果拉长实施时间，这将耽误时机。

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由于50、60年代出生妇女已基本失去生育能力，80、90年代出生妇女生育意愿远低于70年代出生妇女，以及后备育龄妇女急剧减少。2010年，0～9岁女孩只有6600万人，比20～29岁妇女少了近一半。因而，补偿性生育主力军是70年代出生妇女，然而她们中最小的也都已超过35周岁，都属于高龄产妇，随着时间推移，其怀孕概率就下降很多、畸形儿概率就增加很多、生育风险就提升了很多。因而，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了关键的历史节点，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缓解人口危机正与时间赛跑，中国人口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人口改革步伐节奏关系着民族的未来前途和命运。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进入新常态，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这只是人口危机爆发前的冰山一角而已，真正的考验是在2020年之后的全面爆发。特别是2030年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度减少，我国将遇到极其严重的人口危机，将深刻影响我国由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步伐。

人口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创新和消费是实现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动力。青年是创新和消费的主体，青年人口减少无疑将削弱经济新常态发展动力。摆脱当前发展困境必须标本兼治，必须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和全面调整人口战略政策并举，缺一不可。

从国际上看，进入21世纪,生育率低于1.6的国家，人口政策已全面转向，纷纷大力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目前我国是全球唯一的生育率低于1.6还继续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而且是最严格的。

独生子女政策已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既不符合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损害了百姓切身利益，继续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和社会都是一种风险。“一个太少、两个正好”即适应我国生产力水平，又符合我国传统习惯。生育并培养两个孩子是老百姓的愿望和合理诉求，已经没有必要和理由要求老百姓继续做出无谓的牺牲和奉献。

过去20多年，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低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陷入了低生育陷阱，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内需不振、创新能力弱及财政供给压力大。而美国之所以能从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口结构健全。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已呈现低生育、老龄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人口结构严重扭曲，如果不加大调整人口政策步伐，将步日本后尘，将来面临的问题，将比日本更严重，这对中华民族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自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长。仅控制人口数量不能有效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关键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015年是改革的关键年。补偿性生育是所有改革中一项最大的改革红利，其受益面最广，改革成本又较低，不仅惠及当代，而且泽至子孙，并且将有助于推动其他各项改革，已时不我待。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如少子化程度、老龄化等指标基本上能满足人口宏观决策需要，已无需等待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产生的翔实数据。

人口结构扭曲对民族前途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冲击比人口过多影响更大，我们不能再犯历史性错误，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当前应抓住老百姓尚有一定生育意愿及还有较多妇女处于育龄期这一时机,立即启动全面放开二胎，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这是当前人口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当代人的重大历史使命，是2015年最紧迫的改革、也是一项最大的改革。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并实施积极的鼓励扶持政策，将有效改善人口结构，缓解性别比失衡，缓解2030年之后劳动力短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人口和人才支撑，并有效扩大内需，为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补偿性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量应主要考虑未来发展对人口的需要，而不是现在的利益，我们既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可持续资源环境空间，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人口发展空间，再大的成本，当代人都应担当。现在担心的是补偿性生育量太小问题，而不是生育堆积。

由于生育观念转变及育儿成本提升，全面放开二胎，届时除了头几年有所反弹外，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也难以由现在的1.4至1.5升到1.8以上，2020年人口总量也难以突破14.5亿人，人口峰值也难以突破15.3亿人。

放开“二胎”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是因为社会转型对生育起较大制约影响，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个必然趋势。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看尤为显著，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目前处于超低或危险水平。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导致人们生育意愿大大降低。

如果错过了当前全面放开二胎最后窗口期，即使以后鼓励生育，提高了生育率水平，由于育龄妇女急剧减少，也将于事无补，难以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难以促进人口结构回升到正常水平，这将导致存在难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风险，不仅危及当代，也将子孙后代带来难以估量、无法弥补损失。

几点建议：

一是中央把人口政策调整尽快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进行研究部署。得民心者得天下，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是当前最大的民心。人口问题已耗不得、拖不起，应立即成立应对人口危机处置领导机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深入进行调研论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

二是树立新人口发展理念。树立人口是宝贵的资源，不是包袱。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来源的基础是人口；树立人口结构优先、兼顾人口数量的人口发展理念。人口结构规模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三是构建新人口发展政策体系。基本内容建议为立即实施倡导两胎、不鼓励一胎，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择机自主生育，甚至鼓励生育。要制定扶持鼓励二胎的政策措施。加快修订调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立即取消计生考核层层一票否决制、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并在税收、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

四是做好人口战略和政策调整的舆论引导。修复扭曲的人口结构已步入最后窗口期,人口结构改善目标的底限是0～14岁人口所占比重由现在的16.5%调到18.5%，要成为全社会共识。只有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并随后鼓励生育，才能构建与经济新常态、与我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人口结构。放开二胎既满足了百姓愿望和需求，又改善和优化了人口结构，确保人口可持续发展，是利国利民的重大举措。

五是做好完善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相关措施。特别是要加强对高龄育龄妇女相关生育知识的宣传和抓好高龄产妇医疗服务水平，加大对妇幼医疗人员和设备投入，提高对城乡幼儿园的投入力度。

六是全面加快深化改革。面对即将来临的巨大风险挑战，全社会要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形成加快改革的共识。攻坚克难，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各种发展潜力，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七是积极构建依靠创新谋发展的体制机制。劳动力减少已不可逆转，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摆上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公共财政要切实加大对人力资本投入力度。通过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打造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技术比较优势，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我国经济切实向内涵增长、创新驱动转变，获取新的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