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通常比较长,你可以摘抄几段作为参考。
父亲今年已经64岁了,瘦高的个子,腰有点驼,疲惫的双眼里常年布满血丝。
父亲在水泥厂做临时工已经30余年了,年轻时父亲在矿山打风钻,那时,一天一块三角钱,可就那一块三角钱养活着我们一家六口人,后来由于矿山放炮,父亲的耳朵被震得有点聋,他又转水泥厂磨房做临时工,听说那是厂里最需要力气的活儿。厂里干这活的都是年轻人,好多年轻人做不了几天,就吃不消,不干了,但父亲依然坚持,原因是磨房工资高,我们姊妹多。再后来,父亲几乎做遍了水泥厂所有的岗位临时工,都是一些苦力活,父亲每天六点多起床喝一壶母亲熬的陕青浓茶,吃上两个馒头,再带上两个馒头(父亲的午餐)骑着摩托车就消失在黎明的黑暗里,夕阳西下时,父亲带着满身的泥灰,满身的疲倦回来,一碗冉冉面,一盘咸菜,和母亲拉着家常,听我们姊妹几个一天学习工作的汇报。
今年由于厂里改制,加之父亲年龄大了,厂里辞退了临时工,我也觉得父亲该休息了,可是父亲不依,一直嚷嚷着要出去打工,我于心不忍,在几个姐姐和母亲百般阻挠下,父亲妥协了,终于到一家企业去看大门了。父亲见到我总说看门工资低,他还年轻,可以胜任体力活,他要给孙子攒下上大学的钱。托人再给他找一家工资高一点的活。
在我的记忆里,很少与父亲过一些传统节假日,别人家休假他加班,甚至他替别人上班。年少时,我曾抱怨过父亲,懂事以后我们劝父亲,他总微笑的安慰我们,这活轻松,过年吗,在哪里过都是一样,可我知道父亲想什么。
父亲在村子里口碑极好,谁家有喜事或丧事都是他主事,我们那里叫管家,负责置办酒席以及招呼亲戚朋友,一主事就是好几个通宵,我曾劝父亲,可他总说谁家能没有个事,这是正需要人的时候,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也只好作罢。尤其是丧事,我们村几乎都是土葬,下葬以后要摆材,(把棺材按照风水先生指定的方位摆正)堵墓道口,这都是父亲的活,年轻人不愿意干,年龄大的说对家里不好,但是父亲说他不怕,他命硬。每到下葬时,父亲第一个跳下墓坑,扫墓坑,摆棺材,堵墓道。直到现在父亲一人义务承担着村子里所有的丧事。
年少时,总与父亲吵嘴,不满意父亲在我十二岁时,就让我开始和他一起做临时工;讨厌父亲来学校看我时,总扛着一袋子自家磨的面粉(面粉可以在学校里兑换饭票);讨厌父亲让我一个月回一次家;更讨厌父亲在我每月回家一次仅有的时间里汇报这一月的学习生活情况……每每对父亲的不满,我总会找出一系列极富伤害的言语刺激我的父亲。现在父亲年纪大了,我也渐进成熟,我们彼此都早已将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从嘴边抹去,可在我的心里,随着自己的懂事,这些经历像一把把钢刀一样,刺入我的骨髓。对我的父亲,我有一辈子还不了的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父亲的资助下,我零六年在城里买了房子,零九年买了车子,这也一直是父亲的梦想,现在父亲可以骄傲的对别人讲了。但是,我知道这也是我这一辈子都偿还不了的债了。
又一个教师节来临,勾起了我对父亲的无限思念。
(一)
关于父亲的身世,我只是从母亲和伯父以及村子里长辈们那里,零零散散地听到了一些。解放前,他得益于祖父的恩宠在私塾里读了几个“麦黄学”,但他又被祖父在保长派壮丁是拉伯父还是他时,决定让他去当了两年的伪兵,以致于比旁人多背了一副沉重的枷锁。他一辈子最辉煌的莫过于当过区上的财粮干事和小学校长。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时常穿一件黑色或灰色的中山装,冬天的时候常常喜欢戴一顶呢绒帽。左下巴上浓密的胡子里面长着一颗很显眼的黑痣。
打我记事起,父亲一直在临近的小学校里教书。在本村里的小学里也教过,而且还给我代过语文课。他在家里的时间很有限,只有放星期天或寒暑假才在家里呆一些时间。每每这时,他总是忙前忙后的做家务、摸菜园。父亲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见了乡邻只是和蔼地打个招呼便罢。所以,跟我们的交流更是极其有限的。
(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是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他的精神气质,而且他正直善良、睿智豁达的秉性对我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童年正值“全国上下一片红”的年代。混沌未开的我并未感受到当时的激情与热烈。记得那是寒冬里一个令人困倦的黄昏,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听母亲时不时的在念叨着:你叔(不知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一直称父亲叫叔)恐怕又在学校里挨斗吧……那年,我只有六岁。我迷蒙地睁大了双眼盯着母亲,不知道挨斗是怎么回事儿,只知道默默地听母亲唉声叹气,读她那满脸愁云。
我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忧郁起来,变得孤独起来。这与父亲的际遇有很大关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享受着黑五类子女的“待遇”,在村里、在学校里都遭受歧视和孤立,看够了别人的白眼。
我的父亲是个教师,他历史上有“污点”:他当过伪兵;在宜城上简师时稀里糊涂地加入过“三青团”;五七年因说错了一句话被打过“右派”, 虽然五九年早已摘了“帽”,但文件被公社给压了十九年之久,直到七八年父亲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落实政策,别人说,早给你落实了,还落实什么?父亲不相信,工作人员就将文件翻给他看。他怎么也不相信,十九年前他就被摘了“帽”。天啦,就是这些不明不白的“帽子”,压迫了他几十年,也株连和害苦了我们几弟兄。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和别人的孩子有什么区别,成天也和他们搅和在一起,演节目唱戏、办专刊写大字报,冲冲杀杀,无忧无虑地学习、生活着。直到有一次,班上有几个同学在一起打闹,大队书记的儿子余载明把一个同学骑在地上,我打抱不平便去拽他。谁知,他一把将我搡开,指着我鼻子骂道:你他妈的右派的儿子算老几?我一下子楞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
我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老师,告诉父母,我独自默默地忍受着种种屈辱。自卑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底。
七五年,我初中毕业升高中,正赶上推荐选拔。由学校校长、班主任老师、贫管会代表和大队支书共同推荐。我在学校学习成绩较好,表现突出,文科成绩在全公社出了名的。公社中学点了名,推荐会上校长和老师也一再加以肯定和举荐,大队支书却不理睬,一句话便给我定了终生: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读不上高中,他右派的儿子凭什么读?在左倾路线的肆虐下,贫下中农的子女可以升学、当兵、招工……“黑五类”的子女却是如此的下贱,什么好事你都得靠边站。
我心想,我这一辈子算是完蛋了,再没有出头之日了。
从此,我就回乡当上了一个小社员。除了赶耖子(平整稻田的一种农具)这样男劳动力才能做的话以外,挖沟上堤泥里水里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过。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父亲从学校里回来了。他心事重重地把我拉到我的床前,问我:“老三,你还想不想读书?”我很痛苦,态度十分坚决地说,“不读!”父亲问我,“那为啥?”我说,“读了还是白读,反正也考不上学。”
父亲便跟我讲,“目前还有政策能顶职,像你这点文化要是真顶个职,教个小学都拿不圆,不行!你得去读书,哪怕一天认一个字,三百六十五天,可以多认三百六十五个字呀。我已和余校长说好了,让你再去补习。”
我心里很矛盾,很纠结,一是怕读得再多倒头来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二是老大不小的去补习,面子上也不好看。父亲很自责,说:“我已对不起你的两个哥哥了,不能再害了你呀!”
我平静了下来,是呀,我不能枉费了父亲的一片好心。要争口气,混出个人模狗样来。
第二天,我就去上了补习。现在看来,父亲是有眼光的,如果我不听父亲的劝告去读补习,恐怕现在只会成为一个小学校里的孩子王或在乡下打牛后半头了(种田人)。
那年,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我就像久旱遇到了甘霖,恨不得把一天的时间掰成两天、三天来花。常常挑灯夜战,三九寒天,滴水成冰,我每晚都坚持端着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摸着黑跌跌撞撞地到学校去上晚自习。手脚都冻乱了,没有一点怨言。
出人头地的思想就是埋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在我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主宰着我的意志和行动。“我要上学,我要勤奋学习,有朝一日考上大学,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仰视,我要击倒那些世俗的、歧视我的人。”这种梦幻打碎了我平静的心境,并贯穿了我以后的学生时代。
(三)
父亲对我的教育是严厉的。父亲对我们姊妹兄弟的教育都是严厉的。我打小说话喜欢带把子“妈哩、老子”什么的一说一大串,父亲每每严厉地指出来,“说话要讲礼貌,不要妈哩、老子连天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到读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手把手地教我描红(套着父亲写好的字贴临摩),一遍不行两遍三遍,甚至十遍八遍;为了让我和二哥扩大知识面,提高写作水平,父亲在家里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还专门给我们订了几年的《襄阳报》;每次我的作文在公社得了名次,父亲总是给我讲那一段写得好写得精彩,为我加油鼓劲……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父亲竟收藏了我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
小时候,我比较老实木讷,不大惹祸,挨打的次数是有限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而且很厉害,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正好是星期六。夜风刚吹走了白天的暑气,我陪同父亲和伯父在场院里乘凉,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邻居元秀,突然闯到父亲跟前,恶恨恨地说,“你家老三为啥偷了我家香娃子的钢笔?”父亲一听“霍”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质问我:“你快说,你拿了人家的钢笔没有?”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父亲的巴掌已“呼”地打在了我的脸上。我直感到脑袋“嗡”地一响,脸上火辣辣的痛,边哭边争辩,“我没有拿,就是没有拿!”父亲就对元秀说,“这样吧,不管我家老三拿还是没拿,赶明儿我给你香娃子买一竿好的钢笔,行吧。”伯父也出来劝解,元秀才嘀嘀咕咕地走了。
那以后,我在心里一直记恨着父亲,恨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冤枉人。很久以后父亲才对我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父亲的这句话,我品味了许多年,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磨难后才真正弄懂它。
(四)
父亲对我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父亲的一生是历经坎坷和磨难的一生,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过上了平静的日子。文革前后他遭受了许多不白之冤,但他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暴自弃,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希望。在下放回家种地的几年里,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劳作,犁田、耖地,挑谷、扬场,队长派什么,他就干什么活。在大队码头上负责造船和护坡的账务他一丝不苟一分一厘也不贪占。恢复工作后,他一直坚守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直到退休。
父亲对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很关注。记得上财校的一个暑假,我看到一本书里写到“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老婆总是人家的好”这句话,觉得有点意思,便在书眉上写了下来。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就问我:“你觉得这句话好吗?”我说“倒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好玩。”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人应该有正确的人生观才对呀!”
自从我参加工作以后,父亲对我的进步和成长一直给以了关注和鞭策。89年检察机关开展敦促犯罪分子主动交代问题活动,我当时是县支行分管信贷的副行长,属于实权派。一天,我抽空回老家探望父母。父亲便问讯我,“现在检察机关在严打,你在单位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话,一定要主动交代呀。”我说,“没什么,知子莫若父。”父亲连连说“没问题就好,没问题就好。要珍惜今天的一切,搞经济、当干部可不能有一丁一点的贪心思啊。”
人所拥有的几十年生命史,是个相当短暂的过程。人生经验是一点一点醒悟和成熟的。不管世间有多少烦恼、忧虑、困惑以及失望,人生路途有多么崎岖坎坷风霜雨雪,但都要为百倍地珍视你所拥有所经历的每一个日子,每一段韶光,否则,你就辜负了你的先辈,也就对不起你的后代。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已经够享用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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