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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10-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过渡期和社会转型期。所谓经济过度期，大体上相当于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其基本特征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扩大了并且开始支配整个社会。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在这个阶段，“社会和它的经济的先前发展引起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和不断自行加强的反应”。[8]起飞阶段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时期。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完成了为起飞创造了前提条件的阶段，但却因在起飞阶段遭受挫折最后导致现代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日本经济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中国要顺利完成经济起飞阶段需要一个好的或较好的中日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相互贸易和投资的深化以及多种合作形式的开展，中国与日本日益形成荣辱与共的经济共同体。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由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推动的。而日本企业来华投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经济利益。在垂直分工型的中日经济结构中，日本企业到中国投资更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迄今为止来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非高科技中小企业。但这一切并不能否认下述事实：在日本对华投资的拉动下，两国之间在生产、贸易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在经济上已经步入相互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阶段，相互间的贸易多具有 “产品内分工”和“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性质。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尽管中日双边经贸往来的结果是双赢，但我国的相对收益要大些；虽然未来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经济，日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甚至会与日俱增，[9]但相对而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日本。如果中日关系出现的波动伤害了双边经贸关系，虽然害在双方，但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而日本早已进入到经济增长与现代化的最后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因此相对而言，我方蒙受的损失要严重。此外，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开展。日本是东亚第一经济大国，也是东亚惟一一个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国家。如果中日关系进入僵局，东亚合作也难以得到真正推进。
从不稳定发展到相对稳定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库兹涅茨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分配不均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在未进入发展阶段之前，经济不平等程度低；在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不平等增大；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不平等开始缩小。与库兹涅茨的观点相呼应，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现代化水平与稳定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但稳定；当传统的社会开始启动现代化，并取得一定成就后，不稳定和内乱加剧；而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社会再度呈现稳定状态。“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0]在80年代，亨廷顿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不稳定的关系，跟财富与公平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曲线的关系，最严重的不稳定状态是与中等发展水平相关联的。”[11]到90年代，亨廷顿又提出：人均GDP是一个主要的解释性变项。“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到七十年代，经济过度地带的中心已经从战前的300-500美元（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上升到500-1000美元。”[12]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需要以高昂的角色错位和心理磨难来换取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13]库兹涅茨和亨廷顿的观点对把握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同样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在现今中国，权力、财富、身份等社会资源都在进行重新分配，各种社会地位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各种群体和阶层都在分化、重组并发生新的接触，尤其是分配—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利益冲突，抵制变革的力量和推进变革的力量相激相荡，中间阶层的成长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导致民众参与与期望不断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构成新的挑战与考验。在这种状况下，对一些社会矛盾与问题的解决和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其意义都不仅仅限于问题和事件本身。维持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与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现今中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完成需要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同，对日关系的处理本身具有容易引发中国国内矛盾与分歧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地理毗邻、历史多有恩怨、同为亚洲大国等因素，决定了中日关系在两国民众心里有着特殊的含义与分量，并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社会和问题的高发期，如果中日关系失去控制，相互攻讦、甚至敌视状态继续恶性发展，就容易由一个国际问题转化为一个国内问题，如引发国内对日态度的对立和分歧，引起民众对政府政策和措施的不理解、不满乃至对立，甚至存在诱致其他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可能性。鉴于中日关系的恶化容易影响国内的稳定发展，损害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百年大业，虽然与中国的稳定发展相比，中日关系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必须对这个次要的问题以重要问题加以看待。
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秩序，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所负有的重大责任，要求两国之间必须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交恶，不仅会直接影响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会损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环境。丹尼•罗伊断言：“如果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继续迅速增长，中日之间肯定会产生严重的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产生军事冲突。”[14]这样的预言虽然不无道理，但客观地说，未来中日两国间缺乏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发展，日本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再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两国相当大量的民众之间的互厌和敌意继续恶性发展，两国间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不仅会严重伤害两国的安全感，也容易由第三方引发相互冲突。[15]对于中日关系本身具有的这一特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为当时美国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所认识。这位曾在美国政府制定新的对日政策中扮演主角的人物在1995年日本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上明确指出：“日美关系最为重要，但如何与中国交往将决定这个地区将来的发展方向”。“敌视中国将要冒阻碍建立地区安全保障体系的危险。”[16]此外，“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目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同时，周边国家也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在地区扮演积极角色。
即使从纯博弈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也不宜扩展同日本的对立和对抗。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如日东升的国家，日本是一个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已经出现衰落迹象的国家。在中日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重大变化情况下，即使中日之间必须发生对立和对抗，也是发生的时间越晚，越对我方有利。立足于长期维持中日之间和平友好状态，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从长远的角度看，只要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一个时期依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就越会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