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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人口分析
三国人口数量之辨析
自汉桓帝、汉灵帝以来，天灾人祸不断，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导
致东汉的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建和元年春二月，荆、
扬二州人多饿死”、“永兴元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
，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
户者”①；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②，更有
著名的“黄巾之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就不计其数了。司隶
、豫州、冀州是东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司隶人口约三百万、豫州人口约六百
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占东汉人口约五千多万的四分之一强③，但仅上述延熙九
年的饥荒，司隶、豫州就饿死三四百万，其他原因导致户数的丧失，就更难以计算了。
自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虽然镇压了主要的几支黄巾军，但黑山、青兖黄巾等余部尚
散布各地，随之而来的是凉州汉羌各族的暴动，又不断对司隶进行袭扰。汉灵帝无力处
置，又在几年后病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然而，统治阶层内部在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
中两败俱伤，引来了另一个权力的觊觎者董卓。
董卓对治理国家无甚才能，但在破坏上却有着惊人的能力。“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
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
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
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
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收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虚、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
。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
在面对关东州郡的联合讨伐下，董卓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
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④
，到汉献帝入关时，加上迁徙而来的人口三辅户口也不过才数十万，人口户数的丧失，
可见一斑。
紧接着的军阀混战，更是人口迅速丧失的根源。
首先是饥荒，连军队都不能保证粮食供应，老百姓就只有活活饿死了，甚至人吃人。“
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
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⑤曹操
与吕布争夺兖州时，“蝗虫起，百姓大饿”、“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也
不得不“罢吏兵新募者”以节约粮食⑥。
其次是战乱，曹操征徐州，“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
城保，无复行迹”⑦。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
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⑧。
再次，战争对于作为强壮劳动力的战士的摧残，也到了无所复加的地步。麹义与乌桓、
鲜卑“合兵十万”进攻公孙瓒，由于粮食缺乏和战斗损失，在撤退时只有“余众数千人
”⑨。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袁绍战败，“余众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
”⑩
自汉桓帝时开始持续到汉灵帝时长达四十余年的天灾人祸，以及随之而来二十余年的长
期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损。以至于曹操拿到冀州的户口簿，发现“可得三十万众”，
惊喜的称之为“大州”①，实际上这个户口统计的年份甚是可疑，自董卓之乱直至曹操
平定冀州，这段时间冀州长期陷入战乱，毫无可能进行人口统计，这个户口的统计当在
汉灵帝末。况且“可得三十万众”，按照壮年男子（从23岁到56岁都在服兵役的年龄之
内）与老弱妇孺的比例，整个冀州的人口也已锐减到一百多万，远远低于五十多年前的
五百七十万。
北方战乱不断，并不代表南方就是世外桃源。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都镇压过反对自己
的大规模叛乱；荆州的刘表除了与袁术争夺南阳之外，还镇压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的叛乱；而扬州的刘繇被孙策赶到豫章，孙策又马不停蹄的降服诸郡，当相比而言还算
战乱最轻的地域。远在绝域的交州，倒是一片繁荣景象。
赤壁之战后，荆州经过大规模的战乱，人口迅速减少，经济遭到破坏，所以庞统说“荆
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②。刘备在平定益州
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抵抗不大，所以益州的人口损失和经济损失也不是很大。孙权主要
的活动是平定山越，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③，以及骚扰淮南，俘虏人口，江东
及交州基本上没有战争的创痕。
迄于三国初期，人口才有了相关记载。但我所述三国时期户口数，仅是一般民户在国家
户籍上登记而见于历史记载的户口数。由于当时有许多人不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
身份的人也不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所以一般来说，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要少于或远远
少于实际所有的户口数。但国家的赋役和兵役都是他们承担，对于我下面将要论述的各
国兵力是主体与枝叶的关系，所以我并不将脱籍的人口计算在内，只计算国家所能控制
的人口。
关于曹魏的户口，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户口缺乏记载。在魏明帝时杜恕说“奄有十州
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陈群则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
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蒋济也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
一大郡”，三人异口同辞强调人口寡少，即使按照杜恕的说法，东汉时豫州人口约六百
万、冀州人口约五百七十万，魏国早期人口并不会达到或者超过这个数字。西晋时人皇
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记载：“景元四年（263），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
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杜佑在《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记载
与此略同，仅口数作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那么魏国的人口应为魏氏唯有户六
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关于蜀的户口，史籍中也有前期和后期两个数字。《晋书·地理志》记载：章武元年“
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景耀六年蜀国灭亡时的人口，王隐在《蜀记》中记载“户
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吴的户口，难以考查。《晋书·地理志》说：“孙权赤乌五年，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
口二百四十万。”《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吴国灭亡时有“户五
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以上两组户口统计数字
大致相同，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吴自赤乌五年以后，再没有进行过户口统计工作，
所以王浚在灭吴时所得的户口数，仍然是三十八年的统计数字。
根据上述数据，魏、蜀、吴三国末期时的总数是户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口七
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不包括官吏和军队）。《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户口
数是“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户”，《晋书·地
理志》则记载为“户一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
”，三国的户、口数大约相当于东汉最高户、口数的七分之一弱。
西晋的户口数，《晋志·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时，“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
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与前面统计的三国户口总数相比，户多近
一百万，口多近八百五十万。由于这时晋刚刚灭掉吴国，所以这些增加的人口主要应是
在原魏、蜀境内。魏、蜀的户口是魏灭蜀那年的统计数字，距离太康元年只有十七年。
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增加户近一百万、口八百多万，应当归结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西晋初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这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殖。
其次，推行轻徭薄赋，经济的发展使部分脱籍人口想要稳定，这样就必须重新入籍。
在《三国志·陈群传》裴注中记载：“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
吴、蜀不能居半。”这与《晋书·地理志》所载太康元年的户数相比，两年内西晋的户
数激增一百三十多万户，超过太康元年的户数一半有余。这显然不能归因于人口的自然
增殖，而是与太康元年开始推行的占田令有直接关系。因为既要在全国范围推行占田制
，就必然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户口、财产登记工作，编制新的户籍，脱离户籍的人为了
取得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就必须得重新向国家登记户口。再，魏晋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
很大发展，门阀大族既占有不少合法的荫户，也占有数量更多的非法隐户，如在颁布占
田制的前几年，中山王司马陆就曾占有簿籍不挂的隐户和冒牌荫户七百多户。西晋占田
令中规定品官荫户的数额为一至十五户，这是比较低的，推行这种荫户制，可以把官员
大族拥有的一部分依附农民转变成国家的编户。太康三年国家编户的激增，主要应是这
次与推行占田制联系在一起的检括户口、整理户籍的结果。太康三年国家有三百七十七
万户，如每户平均以五口计，则那时国家控制的人口大约可达到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左
右④。
是耶，我看三国演义的简化书，从头至尾就是打仗，动不动就能拉起几万、几十万的队伍，然后输了就全军覆没了
看看三国志就知道在当时农民贫苦除了曹操以屯田制使军民尽有粮草...袁邵比较富裕部队还吃得上桑葚...袁术部队吃的上河蚌...其他部队基本上都是饥时人相食啊....一个是生产水平的低下..一个是连年的战争...天灾加上人祸...所以当时人口才如此少
汉武帝动武的几十年间，人口也少了一半。不只是三国，任何朝代兵乱都如此。
疫病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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