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指的“社会”，应是一个具体的发展领域，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并列。“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针对这些情况提出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和奋斗目标，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把握好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

和谐社会，即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运行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社会学不是别的，在我看来，就是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这一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是从正向说的。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学问。

从社会互构论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意味着多元社会主体——个人、集体（群体、组织、阶层、阶级等）、社会，以及作为整体社会的代表——国家，经由行动意义效应的互构过程，在认同和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持久的行动协同。换言之，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体间行动关联及其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是以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基本前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和谐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质和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型现代性理论的一种富于创意的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也有其特定的时代含义，它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中那种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这是因为，现代性完全改变了个人、社会和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社会挣脱了自然生长、缓慢进化的缰绳，在跌绊震荡之中向未来疾驰。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秩序不复存在。现代社会世界面对着种种悖谬：困境与希望同在、风险与机遇共生、毁灭与创造相互轮回。显然，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和谐的意涵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范域。应该说，社会和谐是现代性过程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焦点、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

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在思想上树立几个深层理念

第一，双赢互利的理念

为什么要树立双赢互利的理念，因为贯穿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双赢互利的观念。和谐社会，也可以通俗地说，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具体说来，也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例如，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参与发展的各方，都能获得双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双赢互利，这是和谐社会的要旨，同样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旨；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同样它也是社会发展问题上“零和游戏”，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旧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如果更深入一点，我们还可以发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深层理念，符合现代性从旧式到新型的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2]。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谐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了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于是人类“向地球发动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3]。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巨变，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人们越来越省悟到，人类对自然的掳掠和人类的自相奴役，是与人类的自我解放不相容的；现代性就其实质和目的而言，不是科学技术的解放而是人类自身的解放，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手段；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现代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取决于它能够服务于人的完善、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解放目标的实现，否则，它的任何成就都是可疑的。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世界潮流和趋向。

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不仅符合符合现代性在当代进展的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精华的东西的继承和弘扬。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学术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讲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两个最主要的基本思想：一是人伦和谐；二是天人协调。人伦和谐是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协调是说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4]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还出版专著，论述“和合学”。

总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的提出以及它所包含的双赢互利的理念，说明执政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

第二，“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理念

迄今人们看到的每一个社会进步，都是伴随着社会代价的。纯粹的进步、理想状态的进步，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找不到没有社会代价的社会进步。也许这是黑格尔的名言“历史是恶”的含义之一吧！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取得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断付出社会代价的历史。据此，社会学，得出了自己学科的深层理念：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范围的途径和办法。

我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20多年来，以社会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不管是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的变化，还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承受能力等等的变化，都表明，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20多年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特别是随着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是世界各国同期历史所表明的，也是任何一个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政党所不得不面对的。中国也不能例外，它们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

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社会事实上有两种前景。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正确处理，导致冲突加剧，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这是一种黯淡的前景。国外已有先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如巴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情况就是这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这些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另一种是活跃的不谐调因素和多发的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在改革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充满生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这是一种光明的前景。我们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是，由于邓小平理论及其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在同期超过了初始条件比自己好的许多国家，争取实现了光明的前景。《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称中国的这个十年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大受益”的十年。这种结果，令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羡慕不已，让海外的炎黄子孙振奋不已。

从新世纪开始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大体上与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相一致。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兼具双重使命，即从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和由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转变。进入新世纪，后一转变日益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随着社会风险化和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展，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各种新旧的不和谐因素频频展现在人们面前：由人为因素而加剧的自然灾害、城乡区隔、区域差距、贫富分化、失业、刑事犯罪、生产事故、劳资纠纷、族群冲突、新型传染病、人口结构变化、高新技术冲击、道德滑落、规范虚化、信任缺失、心理疾病、邪教、恐怖主义、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等等。我国社会仍然存在上述两种前景、两种可能性。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现行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做出新的回应。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执政党对中国社会进入不和谐因素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的新的回应。

既然从客观上说，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为背景的，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过程，那么我们在主观上必须自觉地树立这样的深层理念，并在行动上自觉地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缩社会代价。

第三，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5]

任何和谐社会都不可能自动到来，它凭借的只能是对社会治理，特别是善治的不断尝试和努力，而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治理一个社会同样是对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最佳尝试性选择。

要了解现代治理的理念，特别是善治的理念，不能不回到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公共性”。近代由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且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所引致的国家职能分解为统治和管理两大职能。公共性问题再次得到彰显。公共性在现代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公共性从其初始意义和其发展至今的当代涵义中都与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关于新型公共性的内容，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五点：（一）作为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与归宿的重要分析工具的公共性。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二）作为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三）作为价值理念的公共性。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四）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这既作为一种价值伦理，又是对公共行政的要求。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五）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6]我们认为公共性在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公共理性即“属于秩序良好之宪政民主社会的一种构想。”[7]对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服务，即用现代公共理念管理国家与社会则是公共性最重要的环节和它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的体现，同时它也催生了一种能改变现代社会结构的领域，即不同于传统公共权力领域的公共领域。

这种新型公共性，在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领域，便承担起另外一重角色。它在本质上属于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中离析出一种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它可动员和汲取大量社会资源，处理各种公共事务和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促进社会公正与社会公平，在市场和政府都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地方承担起有效的角色功能，并在制度创新和社会治道变革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在市场与国家失灵的处所，都会潜伏一种不安定、不和谐因素，严重的可能导致社会动荡不居、恶性运行。若不出现一有效机制进行角色安排，建构和谐社会则是空中楼阁。新型公共性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调节手段和基础保证。

公共性与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则充分体现在公共性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的治理包括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之中。

治理“是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的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的内部的界线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8]全球治理委员会给治理所下的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9]治理与统治的本质区别有三点：一是统治的主体只能是公共权力部门，其权威来源只能来自政府。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二者的合作，其权威来源依仗的主要并非是政府，而是合作主体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二是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作过程，而治理则是多元的、上下互动的过程，它通过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达致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三是统治遵循的是正式规则、制度与程序，而治理则以信任为基础，遵循的是由主体间协商与同意的规则与程序。由此可见，治理较统治更适合于复杂性、多样性与动态性的快速转型期社会，那种多元的、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过程更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善治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最新口号，业已成为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政策的主导思想”。[10]善治的提法按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的说法是便于对许多国家的计划和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更具技术性而较少政治色彩。[11]俞可平将善治界定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2]他将善治视作为治理的理想状态。接着他又将善治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六点。[13]总之，“善治实质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14]善治只是治理的一种状态。

从上述公共治理的基本特征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共治理是一种过程、一种模式，而这种过程与模式本身就是谋求建构和谐社会的尝试与努力。善治，它几乎就是当前所构划的和谐社会的一体两面，善治是和谐社会的治理过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与机制的最佳实施过程。

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

具体说来，就必须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社会结构，也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具体研究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这里只说一些要点。

第一，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要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个人化机制[15]，把我们的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能够以自己的辛勤合法有道地从社会获取自己应得的一份，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和个人化的主要手段学习，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一个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

第二，就资源配置方面看，这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的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

第三，就社会认同来说，它是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思想心理基础，必须处理好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要特别重视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目标认同、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等认同类型的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正功能，在当前，还要十分注意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社会认同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必须说，一个社会认同有严重问题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四，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16]。它以社会根源的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协调与否。社会结构还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制约着各类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以中介条件的样式规定着行动主体活动的范围、能够达到的限度。一句话，社会结构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行动。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按照当代社会学的观点，也包括我们提出的社会互构论的观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又是相互建构的。社会行动，反过来，也以自己具有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例如，发展理念的形成，发展战略的制定，社会政策的出台，体制改革的进行，影响着、重组着种种社会结构。换言之，社会行动也总是这样那样地建构着、塑造着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相互建构中，何者的建构作用是主要的，要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社会发展来说，一般地讲，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是，一个社会在不改变原有的结构，就不能发展时，改变原有社会结构的社会行动，就起着主要作用。例如，我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后，就面临这样的形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样的社会行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同样，两个社会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结构的条件下，何者发展得更快，社会行动的作用也能是主要的。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收益，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水平和经济政策。在初始条件上，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相比，相差也不少。但是，中国却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大受益，收益程度大大超过这些初始条件比自己好或差不多的国家，真正是创造了奇迹。中国能够这样，主要要归功于实行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即主观因素。

正是根据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相互建构的观点，我们提出建构合理的社会结构，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而社会更加和谐的实现，则又进一步促进合理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进程，两者良性循环。

三、构建和谐社会，在实践上从抓和谐社区入手是可行的

和谐社会与和谐社区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从大小看，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是大社会，整个社会，社区是小社会，部分社会。整个和谐社会，是由众多的和谐小社会构成的。就社会的部门看，整个社会由三大部门组成，第一部门，政府组织，第二部门，经济的盈利组织，第三部门非盈利的社会组织，社区，总的来说，属于第三部门。整个和谐社会，要由这三大部门的每一部门的和谐以及这三大部门之间和谐来实现。从发展趋势看，正如我上面在介绍公共性、治理和善治时所说，和谐社区将减轻政府的管理成本，并在政府和市场都失灵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从抽象程度看，社会是高度抽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社区则是具体的，看得见、摸的着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从构建和谐社区切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社区有不同的类型，情况各个不同。例如农村社区是社区发展问题，而城镇社区则是社区建设问题。所以和谐社区的建设要区分不同的情况。现在还出现了网络上的虚拟社区，情况就更加复杂。这里着重谈谈城镇社区，特别是城市社区的问题。

我考虑，当前我国城市和谐社区的建设，涉及到一个目标的问题。也就是社区布局的问题。

最近参加北京市社区调查的四个课题的结题评审，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成果。例如，其中一个成果，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北京市城市的发展中，同时存在社区阶层化和社区混合化这两种趋势。所谓社区阶层化，就是社区分化现象，出现了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鲜明分野。所谓社区混合化，就是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杂居在一个小区中。并由此进一步把社区分为地位同质，身份同质、地位异质，身份异质这四种理想类型。根据实证调查和理论分析，该成果分别对不同类型的社区的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个课题本身做得不错。

但是，这个课题和其他几个课题一样都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似乎这种发展是自然的、合理的，因此也使人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社区发展的结果会怎样，依我看来，很快会形成社区的美国式的布局——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鲜明分野，弄不好会使印度式的布局——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的尖锐对比，这与我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不一致？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我们的社会政策引导的问题。我们可以客观地想一想，富人阶层社区和穷人阶层社区、也就是强势群体社区和弱势群体社区这样尖锐的对比，一个城市能否有和谐的气氛，必须明白，当穷人阶层、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会扩散蔓延。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我们也应该想一想，这样的布局是能够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反而增加他们的压力？这方面应该吸取国际上的经验教训。

我认为和谐社会建构、和谐社区的建设与社区的和谐布局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这也涉及到我们中国特色的社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在体制上保证社区合理的布局，我看是应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174375.html

和谐社会的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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