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
一条鞭法改革主要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赋。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用的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
清朝：摊丁入亩
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此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
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摊丁入亩 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
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干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摊丁入亩 - 介绍一、土地兼并是实行“摊丁入亩”的催化剂“摊丁入亩”是清统治者用以缓和土地兼并的一项政策。早在满清入关之初，他们的皇室、贵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就疯狂地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由此一发而不可遏止。 摊丁入亩 后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复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狂妄之极。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手段多种多样。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时代，土地也被纳入商品的范畴进行交易，地权转移因土地买卖而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土地集中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于是农村里分化出大批无业光丁。
其次，丁役负担的严重不均。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原则是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的，人口大量流亡势必引起丁役负担不均。
最后，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又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第一，“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征收赋役会影响政府收入。因为“丁额无定，丁银难征”造成不少的钱粮亏空。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大多数省份，百年积欠钱粮都达几十万至儿百万。第二，丁役负担沉重地压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时结成党类围攻城府的事件时有发生。
以上的论述说明，“摊丁入亩”的推行最终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有的论者把丁役不均说成是“摊丁入亩”最主要的催化剂，恐怕失之偏颇。
“摊丁入田”以后，地主的利益不象明代以前那样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摊丁入亩”的原则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农民田少了多，于是“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当然，地主政权的这种作法，并非超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之上，恰恰是为了挽救其临近灭亡的命运，才如此破釜沉舟的。
二、“摊丁入亩”使人身控制进一步加强众多的论者认为“摊丁入亩”，“废除了编审制度”，“人身控制削弱了”。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试想，农民的人身解放怎么会不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而轻易获得呢？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事实上，“摊丁入亩”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控制人口流动。“摊丁入亩”作为一项政策，之所以能推行起来，也是以户籍的稳定为前提的。
中国的农民同土地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农民呢？只会固守土地。那些“舍本逐末”的农民完全是在破产和失业的威迫下采取的无可奈何的行动。
其实，一种被强化了的人身控制政策实行起来了。保甲制度在许多方面比以前的禁令严格多了：凡天下之人“出注所往，入注所来”，“稽察盗贼、逃人、奸究、窃发事例。”那么，“摊丁入亩”后的人身控制之严就略见一斑了。
“摊丁入亩”使得农民更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也就稳定了地主经济，强化了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体系，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一道障碍。
三、“摊丁入亩”以后的某些情况“摊丁入亩”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中自然有生产力发展的惯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飞跃。农业上只是耕地面积和劳动力的增加，这正好说明农村控制了比以前更多的人口。手工业上只是工艺和专业化方面的某些改进。作为生产力诸因素中较重要的一环——生产工具却没较大突破。可见这时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有限的。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对土地兼并的抑制，使大量自耕农生存下来，为清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心剂。自耕农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适应力，对资本主义关系有较大的排斥性。首先，自耕农是封建政权各种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对封建国家政权起了稳固的作用。正如马克思说的：“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捐税”。在封建社会里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自耕农人口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封设经济稳定程度的晴雨表。正因为这样，历代地主阶级改革者，总是主张用“均田”和“限田”一类办法来保护自耕农的大量存在。“摊丁入亩”的目的理应是有这层意思的，既然自耕农对封建经济有很大适应性，那么就无法与资本主义相并存了。实际上，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所需的条件不能在自耕农中形成。因为自耕农生产规模狭小，其手工业处于服从地位，社会分工极难发展。其土地只是零星小块，能成为自己生活的有限条件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成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
“摊丁入亩”后，农民的赋役负担大致普遍均衡起来，人为地阻碍了小生产者的分化。而这些被置于相同处境上的农民，其生活是相当痛苦的。
“摊丁入亩”对丁徭的取消助长了人口的增殖。以湖北为例，这以前每年人口的增长数字极小，甚至逐年下降。《黄冈县志》第四卷载黄冈县从康熙十年至五十年期间，平均每年只增一个半丁。这以后就绝然不同了，人口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指标。人口的急增不但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生产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就必然造成大多数人口忙于生活消费资料的生产，农产品中的商品部分就必然降低。
用自己的话简述一下吧，如果想要详细的请百度或查阅相关资料。
第一次： 明朝 张居正 “一条鞭法”
因为明朝苛捐杂税较多，计算较为复杂，实际操作中征税的循吏官僚容易上下其手形成贪污，也容易造成失误，张居正将各种税收、摊派、劳役等汇总简化，形成“土地税和人口税”两种税收，一年春秋各征收一次。结果是简化了税种，减少了税收成本，增加了国库收入，但是由于无法杜绝官员的贪腐问题，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明朝的衰败。
一条鞭法从法理上结束了唐朝以来的“租庸调制”，完全以货币进行税收。
第二次：清朝 雍正 “摊丁入亩”
鉴于康熙时代清政府明确“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人口税基本趋于停滞，雍正认为人口税并不公平，乞丐和地主缴纳相同的人口税也不利于社会平等，于是将全国人口税总额平摊到土地税中。结果是既保证了国家税收收入，也降低了低收入者负担。
摊丁入亩终结了一两千年的人口税。至于土地税的终结则要到21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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