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派理论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实际上，主张用真情写诗并非从袁枚始。早在二千多年前，庄子曾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唐代大诗人王昌龄说：“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有？若不出身心，何以为诗？是故诗者，出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南宋诗人戴复古有一首绝句讲作诗应有意有情：
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明万历时，公安派已提出过“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李梦阳、李攀龙等人的拟古主义。代表人物是湖北公安的袁氏兄弟，袁宗道（1560—1600）和袁宏道（1568—1610）。袁宏道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合，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予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
性灵说为什么在唐宋没有兴起，而迟至清代中期才建立起来？这应当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清代中期，社会开始安定下来，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达到了鼎盛阶段。在思想方面，一部分思想家开始批判唯心主义的理学思想，人们的眼界看得更宽了，互相之间的交流更多、范围也更大了。戏剧、小说对思想的影响也非常大。绘画、书法出现了众多风格和流派。这些环境因素对诗学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促进。袁枚提出的性灵说主张，在思想上反映了要求民主的倾向，在艺术上体现了创新的精神，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诗歌的繁荣。清代作诗的人和诗作比唐、宋都多。经过二千多年的传承，到了清代，诗这种文学体裁已为众多的人所掌握和乐于使用。《全唐诗》收录的诗人两千多位，而清诗汇总作者达六千多人，清诗显示出一个强大的整体，这无疑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向前发展。
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出现性灵派主张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早于袁枚的郑板桥就已经先声夺人，呼唤着诗的解放。他主张诗要“自写性情，不拘一格”，并说：“千古好文章，只能即景即情，得事得理。”这种强调个性、大胆创新的精神与他的书法、绘画风格是颇为一致的。他抨击当时诗坛“歌诗辞赋扯东补西，拖张拽李，皆拾古人唾余，不能贯串，以无真气故也”。认为毛病出在“无真气”上。又说：“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十分鲜明地呼唤要符合时代潮流的“清诗”。
袁枚的性灵说理论虽然是对作诗说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反礼教束缚的思想开放之争。古代人没有像袁枚那样直面性情是碍于封建的礼教。古代社会还不具备多么大容忍度。清代的情况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红楼梦》被列为禁书，但在民间手抄本仍顽强流传，说明百姓们已能接受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即使在统治阶层、在上层社会，那些人也并未遵循仁义的教训，口口声声尊孔的人并不曾身体力行那一套规范，说的与做的并不一致，清人小说对此多有揭露。袁枚自然对此看得很清楚，揭去那层面纱，还以本来面目，这就是袁枚所独有的个性，所以也正是由袁枚提出了性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