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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
连春锦先生“在高平市廉颇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讲话”中，首次推崇廉颇将军为“武神”、“德圣”、“国栋”。并在《史海寻踪说廉颇》书稿再次作了论述。我十分赞赏先生对廉颇生平功绩的研究，对廉颇思想内涵的洞察，对廉颇将军功绩、道德品质、人权观念的高度评价，对廉颇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的定位。
树立廉颇“德圣”形象和地位，必须对“廉颇奔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全面的认识，做出公正的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公元前245年，“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大梁。”廉颇奔魏直接削弱了赵军实力，加速了赵国的灭亡。因而对廉颇道德品质、人格形象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仍有人认为“廉颇奔魏”是对赵国的背叛，因而对树廉颇为“德圣”有所置疑。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对赵国君臣进行对比，对廉颇一生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廉颇奔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忠君爱国思想的高度升华。

一、廉颇奔魏的历史背景
1、赵王专横跋扈。封建专制时期君王有一种通病，专横跋扈、独断专行；翻手为风，覆手为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赵孝成王如此，赵悼襄王更甚。长平之战后期，赵孝成王欲用赵括时，蔺相如劝谏赵王说：“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会变也。”赵括的母亲也上书赵王称：“括不可为将”。但赵王固执己见，命赵括至长平代替廉颇为将，致使四十五万赵军全军覆没。
2、郭开馋言弄权，“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商子·修权》，因为君王专横跋扈，所以给佞臣造成可乘之机。赵国红极三世的佞臣郭开是廉颇的政敌、对头。他曾多次欲置廉颇于死地。长平之战，廉颇坚壁固守三年之久，秦军一筹莫展，秦相范睢施反间之计，在邯郸散布谣言，说秦人只怕赵奢之子赵括，廉颇不久便会降秦。郭开在朝中煽风点火，致使赵王做出以赵括代替廉颇的决定。将廉颇卸职回邯郸遭受冷遇。
3、白起杜邮教训，白起乃秦国功臣良将，长平之战一举击败赵卒四十万，可谓功勋卓著。但在攻伐邯郸时不听秦王之命，遭范睢馋言，秦王将其贬为士卒，逐出咸阳，最后赐剑让白起自刎与杜邮。

4、廉颇连续侍奉赵惠文王、赵孝成王，战功显赫，德高望重。赵悼襄王时已是第三代，廉颇虽听命悼襄王，但悼襄王却惧其权高势重，常有戒心，廉颇老谋深算对此也有发觉。
5、佞臣郭开当朝，馋言弄权倍受悼襄王信用。这对廉颇无疑是最大威胁。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虽然廉颇忠君报国，一片诚心，却处在君王惧、佞臣恨，朝不保夕的危难环境之中。
二、廉颇奔魏的主观动意
公元前245年，在危机四伏中的廉颇忠君报国，一如既往。廉颇奉命攻取魏国繁阳后，赵孝成王去世，其子赵偃继位，称为悼襄王。悼襄王昏庸无能，重用郭开。郭开奸诈毒辣，早就想置廉颇于死地。悼襄王对德高望重的三世老臣廉颇怀有戒心，加之郭开在赵王面前尽说廉颇的坏话。赵王信以为真，便派乐乘到繁阳代替廉颇职务。廉颇知道来者不善，忍无可忍，为防不测，击败乐乘，乐乘败走。按照当时的条件，廉颇德高望重，兵权在握，击败乐乘后可以有两种选择：一、起兵闹事，另立新主；二、改朝换代，自立为王。这两种情况对能征善战，威震诸侯的廉颇来说易如反掌。但他一不另立新主，二不自立为王，而选择了“奔魏大梁”。廉颇奔魏是什么思想动机呢？
1、效仿乐毅，奔魏省君。廉颇奔魏之前，早有乐毅奔赵先例。廉颇奔魏，是否有意效仿“乐毅奔赵”，不可育断。乐毅乃燕国名将，固统率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军大败齐国而永垂青史。当乐毅包围齐国最后两座城池莒和即墨时受阻，三年没有攻下。正值此时，燕昭王去世，其子姬乐资继位，即燕惠王。齐相田单趁机用反间计，散布谣言说，乐毅跟新燕王早有嫌隙，害怕受燕王处分，借口进攻两城不敢回国，还说他想当齐国的国王。燕惠王原来对乐毅就不信任，听到流言，决定对乐毅下手，派大将骑劫前往接替他的职务，并下令乐毅回国。乐毅见善者不来，便投奔赵国。此后，齐相田单用“火牛阵”将燕军打得溃不成军，主将骑劫被杀。田单乘胜攻取齐国七十余城。此时，燕惠王后悔用骑劫代替乐毅，于是派人到赵国向乐毅表示歉意，请乐毅返回燕国。廉颇乃赵国良臣重将，廉颇想以他的奔魏唤醒赵王良知，让赵王反省自己的错误，重整朝纲。但赵王昏庸无道，无自律之明。正像《宋史·刘黻传》所说：“用贤如转石，去佞如拔山”。任用贤才，就像转石头一样容易，说去就去，铲除佞人，就像搬山一样艰难。赵悼襄王缺乏燕惠王的明智。枉费了廉颇奔魏省君的努力。
2 德圣”廉颇爱国无瑕 (转贴)
2、奔近魏，上在待君。赵、魏、韩三国都与秦国接址，同属抗秦第一线。廉颇击败乐毅乘若无忠君报国之心，完全可以远离赵国，直奔齐、燕。廉颇心系赵国安危，奔近魏是为了随时听侯赵王召唤，返赵抗秦。廉颇奔魏后，赵国与秦国交战，屡次被困。“国难思良将”，此时，赵王又想请廉颇率军抗秦。于是派人到魏国考查廉颇健康状况，看他是否能复出为帅。廉颇见到赵使来访，想必回赵报国时机已到，兴高采烈，面对赵使，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饭后，身着铠甲，纵身上马，演武献艺，威风不减当年，表明自己仍能率兵征战。廉颇此举足以表明他奔魏决非背君判国，而是守边待命。
3、爱国之心，至死不灭。由于佞臣郭开贿赂使臣，向赵王谎报廉颇实况说：“廉颇将军虽然年迈，饭量不错。可是大小便失禁……”。赵王听信馋言，认为廉颇老而无用，没有召他回国。廉颇报效祖国的道路被佞臣堵死。在廉颇报国无望之际，楚王派人将他阴迎至楚，任其为大将。廉颇以为报国时机来了，想率领楚军抗击强秦，以侧应赵军，减轻秦对赵国的压力。可是，楚军腐败，丧失了战斗力，廉颇调遣不动，为将无功。廉颇再次由希望变为失望。他感叹说：“我思用赵人。”无日不想统帅赵国子民率兵为国效劳，念念不忘为赵国人民报效出力。廉颇身在异国他乡，忧国忧民，公元前241年死于楚国寿春（今安徽寿春），但其爱国之心至死未灭，有史为证，不被误传。
三、廉颇奔魏的意义
通过对赵国末期君臣良莠的甄别，对廉颇奔魏动机的剖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廉颇奔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不反不乱，走为上策。古人曰：“为治之道，无如择人”。在赵王眼里拉帮结派维护自己的权势比得到贤臣良将更重要。“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孟子·滕文公上》）。由于赵王专于集权好言，所以佞臣郭开几世受宠。廉颇屡受郭开诬陷，但因忠君而忍。到了赵悼襄王时，郭开眼中已容不得廉颇，廉颇对郭开也忍无可忍。“人之邪正不两立，政之善恶不并行”（《读通鉴论·唐高宗》）。繁阳一事若廉颇从命返朝必有两种结果：一、郭开加害廉颇至死；二、廉颇与郭开公开对抗。前者，高谋善断的廉颇不会就范。后者，廉颇不会背上反君乱朝之骂名。“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2廉颇奔魏是老谋深算的决策
“忿欲忍与不忍，便见有德无德”。一个人克制忿欲与欲望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人的涵养德性有多深，克制的能力就有多强。公元前245年攻取繁阳的廉颇与公元前279年渑池会盟时的廉颇大不相同。他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为国家民众的利益决定自己的言行。第一，他留在赵国，凭他单枪匹马无法改变昏君佞臣狼狈为奸的现状；第二，佞臣弄权弄不好自己会死于非命；第三，若抗争势必造成国内混乱，伤害国济民生；第四，作为三世老臣奔走他国，难免天下人非议。但只有保全生命才能待机为国效力，思前想后，决定离开“是非之地”。廉颇担心郭开陷害是多余的吗？不是，廉颇奔魏后，李牧成为赵军主将。幽缪王七年，寿趁国发生饥荒，分兵三路大举攻赵。赵派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率军御敌。“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馋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及使赵葱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李牧之死验证了廉颇的预测，若廉颇不奔魏，必先死于郭开馋言。廉奔魏保护了自己，也为日后应召回国效力保存了实力。
3廉颇奔魏是忠君报国的升华。
廉颇奔魏，躲过了郭开陷害，保护了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多次报效祖国的机会。第一，赵王失去廉颇，如果能像燕惠王那样，不听馋言，反省自己，请廉颇回国为将；第二，赵王失去廉颇后，如果反省自己，识破郭开，除掉佞臣直接使人召回廉颇。这样廉颇回国，赵国实力倍增，军心大振，赵军御秦将是另一番局面。第三，魏王如果大胆启用廉颇，魏国抗秦实力也会增强，同时也可以削弱秦军对赵国的压力；第四，楚王任用廉颇为大将，如果楚军若服从调遣奋力抗秦，也能分散秦军攻赵的兵力。上述四次“如果”虽然都是“如果”，但都是廉颇奔魏的愿望。这些愿望虽然破灭，但它们同“食斗米，肉十斤”,“吾思用赵人”一起成为廉颇忠君报国思想的升华亮点。
廉颇将军一生攻城掠地，战功累累；能征善战威震诸候；刚正不阿，佞臣计恨；自律和衷、群臣折服；爱民抚民，不恋战功；忠君报国，至死不已。尊其“德圣”无瑕可击。

蔺相如--
蔺相如，战国时期赵国上卿，相传为山西安泽、古县北宝丰村人，其墓在村之附近。
时势造英雄。在纷繁变幻的战国时代，涌现出大批文臣武将，他们各展其才，在那丰富多采的英雄画廊里，位置显赫，映照千古。
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家中的一名舍人，按正常升迁，很难位居国相地位，但秦赵之间的尖锐斗争，为其提供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战国后期，强秦加紧了东出兼并六国的攻势，而三晋当其冲要。经过几大战役后，韩魏国力锐减，慑于秦威，逐渐不敢做正面相抗。赵国自武灵王(前325-前229年)胡服骑射、大兴改革以来，奋发图强，比之其他中原各国，实力强盛，成为秦向东发展的劲敌。到了赵惠文王(前307-前251年)后期，秦的攻势加剧，秦、赵之间的外交、军事斗争日趋复杂起来。
秦昭王(前307-前251年)于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向赵提出以15城易赵之“和氏壁”。这是强国对弱国进行的一场政治讹诈。一块壁玉，无论多么宝贵，也不能与15座城池相抵质，强秦不过借机试探赵之虚实而已。消息传来，赵君臣明知是讹诈，却无如之何。如作应允，显然“秦城恐不可得”，拱手送璧入秦，定使赵国徒受愚弄，而强秦更求索不已，如不应允，秦便轻易得到出兵赵国的借口，赵便面临战争的威胁。这种被动情况，正是弱国外交难以为计的必然形势。
蔺相如在这紧要关头，出面打破僵局。他对比秦赵实力，说明赵虽不能以武力相抗，但可从道义的曲直着眼，采取“宁许以负秦曲”的策略，来揭穿秦的骗局，使秦得不到出兵的借口，而赵在道义上取得主动。
策略得到赞成，蔺相如自报“愿奉壁往使”，井保证“城入赵而壁留秦，城不入，臣请完壁归赵。”
秦素称“虎狼之国”，此次出使的艰难可想而知。但蔺相如事前已有周密考虑，充分准备，所以临事应变，处处主动。秦王便殿接见，轻慢赵使，接玉后又无意偿城。蔺相如智索国宝，严辞揭穿骗局，气势上占了上风。秦人欲以武力夺回壁玉，蔺相如“怒发冲冠”，“举壁睨柱”，表示了与国宝共存亡的决心，以生命维护了赵国的尊严，取得了“完壁归赵”的胜利。
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的秦赵“渑池会’，是秦对赵的又一次政治胁迫。当时，秦已连败赵国，故赵王畏秦，在秦约赵王赴会时，赵王“欲毋行”。蔺相如认为；“王不行，示赵弱胆怯也。”故自报奉陪赵王赴会。在会谈中，以其机敏和雄辩，阻止了秦的欺侮，挫败了秦的胁迫，再次获得外交斗争的胜利。
廉颇为赵之良将，屡立战功，威震诸侯，拜为上卿。蔺相如的两次外交斗争的胜利，与廉颇的统军镇守密不可分，秦仅以外交活动试探虚实，也正是慑于廉颇的武力。对此，蔺相如有清醒的认识，而居功自傲的廉颇却不识大体，在相如因功大拜为上卿，且位在自己之上时，极为气愤，公然宣言：“吾见相如，必辱之。”拉开了较量的架式。
针对廉颇的挑战，蔺相如的对策是：每遇上朝，常称病不去，不与廉颇争位次；道遇廉颇，多引车避匿，以免发生冲突。当门人认为受到侮辱，纷纷要求离去时，蔺相如向他们表白了心迹：“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相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这顾全大局、感人肺腑的剖白，不仅使门客恍然大悟，深受感动，就是畜意折辱相如的廉颇听后，也顿觉无地自容。他悔恨交加，立即负荆请罪，于是二人成刎颈之交。将相之和，保证了赵国在尔后15年内，团结一致，共同抗秦。
赵惠文王死后，赵孝成王继位，年少，太后用事，赵国的另一上卿赵奢已去世，蔺相如病重。秦国于赵孝成王四年(前262年)动用大军进攻赵国之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为避开秦军的强大攻势，廉颇屯兵固壁不战。在双方相持3年之久后，秦派人离间赵王，促使赵王起用毫无作战经验的赵括代替持重稳健的廉颇，这一阴谋逃脱不了蔺相如的慧眼，他带病劝说赵王：“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但赵王不听，终于导致了长平惨败，损兵45万，元气大伤，从此赵国每况愈下，于代王嘉六年(前222年)为秦国所灭。
蔺相加的一生，是在维护祖国的尊严，保卫赵国政权的斗争中度过的。就其行事来看，显然是一位有着深厚政治素养和卓越识见的政治家，而他与廉颇“将相和”的故事，又谱写了一曲公忠爱国的赞歌。这支歌，人们世代相传，激发着强烈的爱国情感，起着净化人们心灵世界的重要的教育意义，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廉颇：战国后期，赵国人。战国末期赵国名将。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率军攻齐,取昔阳(今河北晋州西北)，因功封为上卿。曾居功自傲，不服蔺相如位居其上，后感其顾全大局，负荆请罪，结成生死之交，合力抗秦。三十九年十二月，攻取魏之畿(今大名东南)，次年，又攻魏之防陵(今河南安阳西南)、安阳(今安阳西南)。五十四年，率军驻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抗秦，虽初战失利，但很快摸清秦军弱点，转而采取坚壁避战的方针，欲拖垮远道而来的秦军。次年,赵王中秦离间计而以赵括取代为将,赵军随即因错误的作战指导而惨败。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受封尉文之地，号信平君，摄行相国职。同年，率军8万大败40万燕军于鄗(今河北高邑东南)，杀其将栗腹，遂与赵将乐乘进围燕都，逼其割5城求和，后又助魏攻燕。二十一年(前245)，攻取魏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赵悼襄王时，因不满乐乘取代其位而攻走乐乘，自己亦逃至魏都大梁(今开封)，但不被重用，欲返赵效力。赵王困于秦之攻伐，欲复用廉颇，然其使者受权臣郭开贿赂而毁之。廉颇终不被赵复用。后又至楚为将，郁郁不得志，卒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
赵王误中秦国反间之计，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替代廉颇。廉颇告诉赵括：“秦军千里奔袭，利在速战，应以守为主”，并以“守势图”相托。不料赵括却冷眼相待，廉颇大怒之下，交出帅印，离开大营，骑马驰奔，要回邯郸。路过一村，百姓跪拜，这才发现自己仍然头戴帅盔，身披铠甲，足蹬战靴，觉得自己已经卸职，无披挂必要，便把这三件东西脱在这里，人们为怀念这件事便把这个村叫三甲村。

廉颇越走越不放心，他觉得赵括骄傲自大，轻敌麻批，若轻率出击，必遭惨败。再加上赵军战士和百姓的挽留，心理就犹豫起来，一会儿觉得自己已经卸职，干脆走了吧；一会儿又觉得长平战事，非同儿戏，四十万生灵乃赵国元气......，是走，是留，他拿不定主意，在一个村边徘徊犹豫了好长时间，直到邯郸发来诏书催他回朝，这才哀叹一声离去。因此，百姓就把这个村叫徘徊村，

虽然诏书催发，去意已定，但沿途百姓仍拦路乞留。百姓为啥能认出他来，除了廉颇的白发白须外，最显著的就是他骑的那匹体格高大，浑身雪白的玉兔赛风驹。廉颇为了摆脱窘境，经一村时，忍痛换掉了他的宝马良驹，百姓就把这个村叫换马村。

项羽--
早先读《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拜将后对刘邦说，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其强易弱。“匹夫之勇”容易理解，什么是“妇人之仁”，却不大明白。
韩信的话是这样的：“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然而“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那时候还小，十分困惑，“仁”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妇人”的“仁”不对？一个会因为别人的痛苦掉眼泪的人，怎么可能是屠夫？一个仁爱的人，怎么会失去天下心？最后只好归结为：“慈爱”是假的，项羽根本是个残暴的人。
后来慢慢明白了，不见得项羽流泪是虚情假意。人性是奇特的。一个为小狗小猫的死伤心的人，却可能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中国文化始终缺乏一种对生命本体普遍的敬畏之心，更容易以亲疏好恶来决定生命的价值。项羽出身贵族，“恭敬慈爱，言语呕呕”是自幼教养形成的，“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和“所过无不残灭”并不矛盾。秦将章邯求降，“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就很有风度的饶了对手。还立他为雍王，但是一听说降卒可能谋反，他也毫不犹豫听从部下建议，“夜击阬秦卒二十馀万人”。按照逻辑，斩草除根，二十万人都坑了，把章邯他们三个光杆一并杀掉多干脆。可项羽又不，他还是好好待他们，带他们入关。他大约觉得章邯是同类，而秦卒的命，根本不算命的。
项羽是贵族，是君子，所以可以欺之以方，你跟他摆规则，讲风度，他就晕了。鸿门宴上，项羽放过刘邦，并不难理解，对他来说酒席上杀人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刘邦却是个泼皮无赖，他要的是天下，不是脸。项羽抓住了刘邦的老子，威胁“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刘邦可谓摸透了项羽的贵族脾气，可是项羽却不懂刘邦的流氓思维，他又被绕晕了，到底没有杀太公。非但如此，一旦约定鸿沟为界，“即归汉王父母妻子”，以为大家从此相安无事了。刘邦呢，老婆一回来，立即毁约攻打楚军。这又是项羽 “妇人之仁”典型发作导致的失算。
项伯这吃里爬外的家伙，虽然别有用心，这话说得却不错：“为天下者不顾家”，拿家人性命威胁刘邦，毫无效果。他逃命时为了车跑快点，还能几次亲手把子女推下车去呢。但是刘邦进了长安，却懂得“约法三章”，安抚百姓；得了天下，也懂得“与民休息”。这绝不是他爱百姓胜过爱子女，而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再来看看《孙子吴起列传》中间的一段，就更明白了：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襄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可不是“仁”者，娘死了可以不回家，为领兵可以杀了妻子。他为将士吮疽，和项羽的“涕泣”看似相同，都是关怀部属。其实，项羽的哭，那是白哭了，他舍不得论功行赏，引发的怨恨，哪里是这小恩小惠能平息的？士卒之母，以血泪中成长的智慧，看明白了，吴起这疽可不是白吮的，是要拿性命来回报的。
儒家思想的精髓，在“礼”与“仁”。“礼”是制度构架，而“仁”是精神内核。对当政者来说，“仁”，绝不仅仅是“仁爱”之情，更是“仁政”之术。“仁”是用来收买人心的，不能收买人心的“仁”就一钱不值。如果会错了意，糊里糊涂讲起“仁爱”来，就糟了。项羽的错误不在于“仁”，而在于没有把这种“仁”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所以叫做“妇人之仁”。最后，只落得乌江边喊“天亡我”，恨恨自刎。
翻翻史书，有个有趣的现象，所谓英明君主（尤其是开国之君）的嗣子多数比较懦弱。除了遗传和环境的因素，马上得天下的君主，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马上治天下，往往请饱学宿儒来给嗣子当老师。教着教着，就被“教坏了”，真个“恭敬慈爱”起来了。在英明君主自己，他很清楚天下究竟是怎么来的。“仁”这个东西，是用来让最大多数观众看的，要是独独自己信起来，就糟了。眼见儿子居然被教傻了，怎能不一肚子气。赢政看不惯扶苏，刘邦受不了刘盈，刘彻讨厌戾太子，原因就在此。元帝刘示作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说父亲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他狠狠骂了一顿儒生，哀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这可不是儒学的错，是儒生的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本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然而，话又说回来，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社会的安定有赖于统治者的治国理念，推行“仁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对被统治者是一种让步，相对而言百姓得到的好处多一些。即使刘邦是个流氓，项羽是个贵族，落到刘邦的手里，比落到项羽的手里要好。太史公深明此理，所以人格上，他隐隐推崇项羽；可是治天下，他以为还是刘邦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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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