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反映当前福利来说,经济学家就开出一个长长的“问题清单”:一是取向有偏差:GDP只限于对经济中那些市场化、货币化了的部门之评价;二是外部不经济性盲区:它只能较充分地反映私人成本,对反映社会成本则远远不够;因无市场价格,像资源耗竭、生态退化带来的损失也往往无法计入;三是一些决定经济福利变化的因素被忽略了,如没有定价的自然资本的流量和存量,以及没有发生交换的自然资源价值等;四是一些“假冒伪劣”福利:某些“抵御性”活动,如在环境污染情况下居民不得不采取的保护自身健康的措施,也被计入GDP,好像污染的环境使福利水平提高了;五是忽视环境资本的折耗,相对于人造资本(如机器)的折旧补偿,这是一种明显的“处理不对称”。
由于事实上,GDP已经被大多数人当作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度量,所以上述问题会带来一系列有误导性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误导在于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的代价没有反映,这实际上鼓励了对自然资本的浪费与破坏。正如经济学家戴利所指出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是将收益(部分服务的价值)、成本(流量的价值)和存量变化(净积累)这三者加总到一起,而发展经济学分析最需要的是比较成本和收益,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另一个误导性的后果是淡化或贬低了那些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及与可持续发展最相关的一些内容,例如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水平。
“GDP、可支配收入、储蓄、资本形成、资产净值”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最重要的指标体系,他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形成了完整的 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链。从现实分析,我国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度量,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这一完整的指标链,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地使用了GDP指标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
仅从经济流量与经济存量相结合方面,我们就不难看出,经济领域的单纯以GDP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唯一尺度是片面的。重视经济流量与经济存量的有机结 合,重视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数量关系测度,重视更全面、更长远、更协调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即政府综合决策机制的形成则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 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和优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单凭GDP增长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发展的有效程度,如果不结合资产存量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变化,就会失去对增长成因的深入分析,也不利于我国在增长中财 富的有效积累。
最大的局限就是没有考虑人均。
没有考虑国外的产品价格,只考虑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使用该指标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