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错失改革机遇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主要的笔者认为不外呼以下两点。
首先来看,乾隆皇帝创造出大清盛世,当时的清朝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也有了全新的变化,以往的固有的管理模式已经大大的不能再适应当时的发展,需要及时调整。可是在乾隆多疑的性格面前,多年在乾隆的威严下生活的嘉庆,已经注定了不会“改革”的性格。
甚至在乾隆四十八年,嘉庆随父东巡福陵时,还发出“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这样的感叹。由此也不难看出,嘉庆在没有继位之前,其实就已经显露出了其“守成”的主要思想。继位还是改革?面对这样一个多疑的父亲,很明显,嘉庆不敢有任何冒险。
其次,“洪亮吉事件”也是另一主因。洪亮吉是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到了嘉庆时期,洪亮吉更上奏了一个语出惊人的奏折: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洪亮吉称,“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
面对洪亮吉的奏折,嘉庆虽然震动,但也清楚感到,如果承认了洪亮吉奏折所奏之事,那岂不是彻底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于是,嘉庆虽然“心动”,但还是找了一个罪责将洪亮吉发配边疆。
可以说,虽然嘉庆皇帝抱负满满,虽然刚一继位就诛杀了其父最大的宠臣和珅,但其还是没能真正的改革,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大清。
嘉庆帝坚持接班人想法,确实使他错失了改革机遇。
首先来说说这时为什么要改革。
在乾隆在位时,虽然国家领土扩大到最大化,物资丰富了,人口充足了,但是很多人就业问题却没有解决,再加上当时的贪污腐化问题十分严重,嘉庆虽然惩治了最大的贪官和珅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贪腐愈演愈烈,致使国库亏空,军队战斗力低下,百姓饥不饱食,在这样的局面下国家必须改革。
再来说说接班人的想法
嘉庆虽然从乾隆种种举动已经猜出自己是接班人,但是他深知乾隆生性多疑,只要自己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自己就万劫不复了,像大阿哥永璜就是因为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现得不够伤心,就被乾隆认为“图谋大位”,所以他做任何事都是小心翼翼,面面俱到,以不犯错误为第一。
另外皇子们也都是在书斋中长大的,都是由皇帝指定老师教指定的内容,所以他们学的都是“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这样自然把嘉庆这个接班人养成了墨守成规的性格。
让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来进行大改革确实很困难的,因为他需要不断考量其中的风险与究竟能带给他什么收益,另外这个改革还得符合他的祖宗之法,但是在当时的局面是必须打破他的祖宗之法,这也就使他放弃了改革,但是如果他在当时进行了改革,也许他迎来的将是另一个盛势,所以说嘉庆帝坚持接班人想法,确实使他错失了改革机遇
说到底,还是皇权的诱惑力太大,致使嘉庆帝不敢冒险。
乾隆皇帝早在嘉庆13岁那年就将其秘密立为储君,至嘉庆真正接过玉玺时,他已经35岁。在这一段时间里,嘉庆一直都是谨小慎微,生怕一个不小心,遭受灭顶之灾。
当嘉庆猜测自己被确定为“接班人”后,嘉庆就更加小心了,比起所谓的“改革”,显然太子这一职位的预期收益更大,如果嘉庆因为”改革“而失去了太子之职,对于嘉庆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更何况,在此之前,乾隆的嫡子早夭后,大阿哥永璜仅仅因为表现得不悲痛,就被生性多疑的乾隆指责为”图谋大位“,以至最终被吓死。
嘉庆面对的是一个生性多疑的父亲,哪怕他一个小动作,就可能被乾隆过度解读,以至引来杀身之祸,显然他不敢冒这个险。
嘉庆在早年的时候,的确锐意进取,然而,漫长的“接班人”生涯,让嘉庆养成了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让他做事总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哪怕有一点儿“负反馈”,嘉庆都会非常紧张。这是嘉庆的优点,当然也是一道无形的枷锁。
当然,说完全是因为“接班人”心态导致嘉庆错失改革机遇也不准确,事实上,乾隆时期的皇子教育,是被严格控制的,嘉庆每天学的都是“大义”、“修身养性”,这样的教育,最终造就了一个“中规中矩”的儒家圣徒。
嘉庆帝在35岁时,从还没有驾崩的皇阿玛手中接过大清王朝的印玺,即便已然登基为帝,此时大权仍未到手,但与他而言,这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作为被考核的监察对象的一次考验罢了。多年的储君之位,依然让一个35岁的嘉庆帝养成了谨小慎微了,他永远知道做错一件事比做对一百件事还要恐怖。他的皇阿玛乾隆皇帝,是一名圣君、明君、强君,所以眼里更容不下一粒沙子,容不下任何有一丁点非分之想,嘉庆能够登上最后的皇位,也是多年的小心谨慎,步步为营,遵从圣意的结果,不敢越雷池半步。
就是因为这些,造成了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守旧,他不是所有皇子中最聪慧的,但是却是最勤勉的一个,他将“夜读挑灯座右移,每因嗜学下重帏。”作为他的座右铭,以勤学好读被乾隆所赞许,他是通过经史子集培养出来的正统的皇位继承人、“接班人”,他熟读大清的历史,熟读历朝历代的史书经纶,他总结出,他的祖辈们留下来的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法才是最有用,应该继续遵循“祖制”才能将国家继续往前推进。
嘉庆帝认为,在每个朝代历经几代后,到了中期之所以,每况愈下,走下坡路,就是因为那些帝王不知所谓的改革、革新所造成的,如果继续,遵循祖制,也不会到灭亡的一天。所以他要做的就是继续遵循“祖制、先法”,这样大清才能在他手上发扬光大,迎来新的盛世。然而他看不到的是乾隆盛世,已经达到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最高峰了,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再也发展不起来了。
如果继续遵循“祖制”,不进行变革,改革的话,只能被动下降,而且,乾隆时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斩杀一个和珅就能解决的。他钦佩他的康熙太爷爷,他的爷爷雍正还有他的父亲乾隆,因为在他们的治理下,国家开疆扩土,物阜民丰,他也想要有先人一般的丰功伟绩,让后人崇拜他的经韬纬略,可惜他却少了魄力,即便是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他也害怕改革,以不变应万变来解决问题,他没有细细研究,他亲政之初,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最佳时期。
嘉庆皇帝错失改革机遇,就是守成思想,导致清朝没有赶上改革的快车,致使后与欧美国家比拼时处于下峰,直至衰弱而灭亡。
嘉庆皇帝是清朝历史一个重要时期,之所以说他重要,是因他起到“康乾盛世”的“承前”作用,但却没有做到“启后”作用。嘉庆帝在“蜜罐”中长大,根本没有祖宗开疆拓土的那种精神。嘉庆帝长期储位的等待过程,他坚持“安全第一”目标,宁可小心谨慎,也不做任何有意义的事。因为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独木桥,稍不留神就会死掉。
嘉庆皇帝在漫长的“接班人”等待过程,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事而丢掉继位的条件,正是这种长时间的小心,对他的性格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也造就了嘉庆帝四平八稳的性格,他从不做出格的事,性格很平台,而任何与其竞争的势力,他都能照顾到,这种稳健的性格,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但守成的性格导致其错失了改革机遇。
盛世的标志除了经济,还有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安定了,人口数量必然激增。而清朝的“康乾盛世”时的人口爆炸性的增长,是欧洲人的发明才缓解一时危机。欧洲新大陆发现时,一些适宜生长的农作物被发现,像红薯、土豆、玉米被推广。而且红薯等农作物也传到了我国,当时红薯解决很多人吃饭问题,有历史学家认为,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就是“红薯盛世”。
但到了嘉庆皇帝时,人口数量激增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人地矛盾突出。这一矛盾不仅仅在清朝,其他国家也存在。据史料记载,18世纪时,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为43.37%。而清朝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面对人口问题的挑战,世界各国都进行了深刻的改革,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也推动了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倒逼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
欧洲国家的崛起,正是利用这一人口激增趋势,大力发展工商业,吸引一些过剩的人口,从而走上现代化。但嘉庆保守的性格,他不可能让清朝顺应这一历史趋势,而是实施海禁,这种闭关锁国的做法,使清朝与世界失去了交流。如果清朝抓住历史潮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工商业,向外拓展或者效仿西方开辟殖民地,人口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也会搭上欧洲的“快车”,或许清朝能续命。
嘉庆皇帝亲政后,首先拿和珅开刀,因为他痛恨清朝的腐败问题。但杀一百个和珅也不会解决腐败问题,因为腐败太严重了。因此,嘉庆积极推动新政,想以此改革清朝。
嘉庆帝内心想改,但他是读过经史的人,他明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改革都有风险,而且成功率很低。北宋变法,明朝改革,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激化。而且像王安石等改革家也没有好下场。
以嘉庆的性格,别说大规模改革他不敢推进,即使小范围的新政他都紧张。“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已经天法祖为首务”,清朝历代皇帝都有改革,只是不敢称“改革”而已,因为他们要“敬天法祖”,祖宗不能忘,因此只能算是变化。
因此嘉庆推进新政的后期,他也不敢称新政了,他下令不准称“新政”。因此此时,他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有人想利用他的新政推翻父亲以前的政策,如果推翻的乾隆的,他就会被戴上“不孝”之名。于是嘉庆又回到乾隆的老路。
之所以让他坚定回到乾隆政策上,洪亮吉事件是直接因素。洪亮吉这个人虽然是新政积极推动着,但此人太直接,没有多少心眼。他给嘉庆上的奏折,认为清朝腐败问题的根子在乾隆,而且清朝越来越近地滑向悬崖边。洪亮吉说:“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洪亮吉认为嘉庆太过于温柔,应该强硬惩治贪腐问题。但洪亮吉提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清朝腐败源于清朝体制。必须改革体制,对腐败下重手。
嘉庆起初对洪亮吉还是认可,但后来他认为公开否定乾隆,实际上就是否认清朝,否认他的执政。既然清朝腐败,那么清朝就像明朝一样,那就要被人推翻了。
嘉庆帝认为洪亮吉要彻底否定清朝的统治,因此下令中止新政。清朝终止新政后,也使清朝的腐败问题难以解决,也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嘉庆皇帝最大失败是闭关锁国。关于他的闭关锁国,是有原因的。其实早在雍正皇帝时,由于人口增长压力,其中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两省很突出,为了解决老百姓生计,雍正帝下令解除了南洋贸易禁令,于是闽广两省贸易发达,解决了剩余人口的生计问题。
乾隆皇帝也解除了广东矿禁,让民间力量开矿,目的也是解决多余人口问题。当时清朝解除海禁和矿禁被认为是工业文明的初期,其实这只是昙花一现。
因为嘉庆帝及时禁上了海上贸易和开矿。他认为开矿和和海洋贸易,会聚集很多人,人多了就是滋生出事端,而且都是谋利的事,也会生乱。
嘉庆帝初衷是好的,但这一决定是错误的,致使剩余人口找不到出口,恰恰成为生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