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商鞅的贡献对秦王朝的崛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仅把法家思想引入秦王朝,并应用于政治、经济的实践中,而且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然而,商鞅的结果却在风烛残年之际遭车裂而死,全家抄斩,不得善终。
对商鞅的死,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为之喊冤叫屈。幸灾乐祸者认为商鞅是作法自毙,自己死在了自己制订的酷刑上面。喊冤者认为商鞅一心为秦帝国的崛起不遗余力,却遭如此下场,实在不公。
对于商鞅的死最欢欣鼓舞的,首先的不是秦惠文王,而是秦帝国的贵族阶层,是一大批“特权阶级”。 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贵族阶层的权力,而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却损害了一大批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秦王要他死,而是触犯了“众怒”。
“众怒”是某个个体公共关系恶化、集中爆发,以至于形成公关危机的典型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商鞅变法虽然对对秦国的强大有帮助,但对于秦国的稳定和秦王的公共关系却是极为有害的。
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为了解决他自身的公关危机,必须杀死商鞅以抚平贵族群体的强烈不满。从危机公关的角度为看,秦王杀商鞅的原因非常充分:
1. 商鞅是王朝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是贵族的众矢之的;
2. 杀死商鞅远比得罪贵族更为明智,商鞅对秦王而言不过是一条老狗,而贵族却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
3. 集权改革已经上了正轨,杀死商鞅既可以保留这一成果,又可以很好地解决王朝与贵族间的利益冲突。
所有这些原因使秦王有充分的理由选择杀死这个曾有功于秦国的人。其结果使秦王朝与贵族的利益冲突在一个阶段内得以有效地缓和。应该说,商鞅之死是壮士断腕式的一次出色危机公关处理。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很多政治家都是高明的公关高手。汉武帝刘彻也曾以同样的原因杀死了他的老师晁错,以平息因独尊儒术带来的公众阻力。他们在处理公关危机时常常会表现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这种以退为进的危机公关处理策略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仍极为有效。但在很多案例中,简单地模仿结果往往不尽人意……
夹起尾巴做人。
枪打出头鸟
说明做人得低调!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