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年-1973年,全国累计动员城镇知识青年934万人下乡,其中因招生、征兵、招工、提干及其他原因转回城镇的401万人,留在农村的533万人。1973年-1980年,大批京、津、沪、浙的知识青年开始下乡,8年内跨省区安排下乡知青131万人。其中北京市45万人,天津市40万人,上海市30万人,浙江省16万人。北京知青主要分布在黑、吉、蒙、晋、陕;上海知青分布在赣、皖、新、黑;天津知青分布在蒙、冀、晋、甘、吉;浙江省知青分布在滇、宁。
山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全国一样,始于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结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历了初始、发展、高潮、收缩四个阶段。1964年3月9日,山西省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组成立,随后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本省《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五年规划》。到1966年“文革”前,山西省安排和接纳了20332名知青上山下乡,其中接受京、津知青2058人。其中56%安置在国营农、林、牧、渔场,34%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还有近10%的应届毕业生支边到建设兵团。这个时期知青安置工作由中央的直接部署,山西妥善安置京、津知青的经验为以后大批接纳安排外地知青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高潮出现在以接收北京、天津知青为主体的1968年至1970年。1967年1月,北京知青蔡立坚(女)主动到只有几户人家16口人的我省榆次县杜家山落户,1968年3月正式插队。1968年6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号召全省知识青年向蔡立坚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7月,《人民日报》发表《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通讯,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京、津知青来山西上山下乡形成高潮。从1968年起,山西省先后接受了北京近百所中学初、高中毕业生4万余名和天津十几所中学的毕业生6000余名以及少量外省知青,安置在全省91个县。
从1968年至1972年,全省共接纳安排上山下乡知青75082名,京、津等外地知青占62%。这批知青除了少数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外,多数安置到“三集中一分散” (即:在农村生产大队青年点集中住宿、集中就餐、集中学习,分散到生产队劳动)知青集体插队点。
截至1979年底,全省先后安排接纳城镇上山下乡知青314195人。其中,接纳安置北京、天津等外省市城镇知青51133人,动员本省城镇知青下乡263062人。
来大同县的大部分是北京知青。多安排在雁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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