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期的玄武门之变的真实情况

　　从来不支持用道德问题代替实际操作的技术问题，所以，此篇玄武门之变的论述，希望以此为原则与大家进行交流： 　　第一、关于玄武门事件操作者的实际人数：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从这两条可看出：杀建成、元吉时的实际操作人数应该在八十一人左右，这个数字包括唐太宗在内（如不是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人数就是十人之内）。事实上，当时的唐太宗是很凶险的，他不致丧命只是一些偶然性起作用。“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如果敬德来迟，历史将没有唐太宗。从李世民要亲自参与厮杀，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数的少。 　　我们再来看其他典籍： 　　《资治通鉴第191卷》：“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 　　从以上两条，皆可支持实际操作人数在八十几人的说法，很明显，这更像一次刺杀，不像一次战斗。 　　我们来对此进行考究：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门，锐甚，公谨独闭关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将军，封定远郡公，实封一千户。”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其宫府诸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 　　《资治通鉴第191卷》：“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从这些可以看出：当建成、元吉被杀死之后，其宫府兵立攻玄武门，并杀守将。从“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可知，君弘是关键人物，杀了他，足以报太子矣。为何君弘如此遭东宫府兵之痛恨，因为他也是凶手之一，只不过，他是一个没有动手（杀建成、元吉时）的凶手。 　　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言：“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唐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权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 　　由此可得结论：这是一场集体谋杀案，不止是谋杀的实际进行者，连同所有的旁观者都是凶手。玄武门的驻军既是旁观者，也是杀害建成、元吉的凶手，当然包括战死的屯营将军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 　　“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不得入”，虽张公谨多力，但从“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来看，守门的兵马中归顺秦王的人也不少，应接近东宫、齐府的兵力（二千人），方能抵挡当时被复仇的怒火焚烧的心情激动的东宫、齐府死士犹其是英勇悲奋的薛万彻。要知道薛万彻是唐的一代名将，从灭窦建德到以后的灭薛延陀，征高丽等，其英勇是不容置疑的。《旧唐书·薛万彻列传》称其“筹深行阵，勇冠戎夷”。 　　所以当我们计算这场事变的实际操作者的人时，我们就有完全的理由肯定，不止八十几个人了，而是八十几个人加上玄武门归顺秦王的能抵挡两千人进攻的守军的人数。这样计算起来，人数就可能上千了。正是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李世民才胆敢发动这起事变。 　　第二、关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关于玄武门之变进行论述上所存在的问题。 　　1、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在引述《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时，《旧唐书》错当为《新唐书》，作为一个大学者，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作为后人，这么久也没人为他指出，更不应该，不严谨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 　　2、陈寅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李义府撰的常何墓志铭，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是的，这常何墓志铭的最后一句写得很清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九年毫无疑问是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陈寅恪认为常何当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并说他是为李世民所利诱而转戈参与戮杀建成。但我在此想列出以下的疑点： 　　（1）李义府撰常何碑所言：“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唐亲卫、勋卫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翊卫置车骑将军。武德七年,改骠骑将军为中郎将,车骑将军皆为郎将,分左右。”《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四·上》:“左右监门卫有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可确认：玄武门之变前，常何的官职是中郎将。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载：“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可见李世民登基五年后，常何的官职还是一成不变的中郎将，若作为当时在李世民最凶险和至关重要的一役给他以帮助的人，李世民作为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绝对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论功行赏。 　　事实上，李世民在贞观五年，赐给常何帛三百段，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三“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唐太宗命百僚上书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而常何也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老实话推荐了一个人，就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帛三百段），可想而知，如果常何真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唐太宗会如何对他进行封赏？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根本没有参加当日的玄武门之变。 　　（2）如果常何真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而《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也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记载的。根本无须陈先生从一个墓志铭上寻找蛛丝马迹。 　　（3）此墓碑出自李义府之手，观李义府一生之卑劣所为，此人之言绝不可信，所以常何碑的可信程度也值得怀疑。《旧唐书·李义府传》：“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像这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作奸犯科，没有诚信的人，为何我们偏偏不信正史而去相信他呢？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笑里藏刀的成语就是来自李义府本人原型。 　　综上所述，常何碑所载不可信，陈寅恪的观点无法成立。 　　陈寅恪是我林俏龙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他历史感觉敏锐，要知道这点是治学最关紧要的，没有敏锐的历史感觉，只会做一个平庸的学者。事实上，陈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一方面源自于知识的渊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历史感觉敏锐。他的确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学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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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历史上的四次玄武门之变 　　唐朝有国近300年。读与之有关的史籍（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等），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高祖开基到玄宗朝之前的93年中，发生了四次宫廷政变，而这四次政变却都牵涉到当时的皇宫城墙的北面正门——玄武门。 　　第一次政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是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皇位继承权之争的总爆发。世民和建成、元吉同为高祖原配窦皇后所生，建成为长子，世民次之，元吉排行第四。在唐高祖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先参与策划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后，在讨平群雄的战争中，他又立功最大。但因为世民不是嫡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位应由嫡长子继承，所以，唐高祖即位后，便立建成为皇太子。而由于李世民能征惯战，智勇兼备，已成为唐军事实上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武德四年，唐高祖特任命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兼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还诏令在秦王府中设置官属。世民自恃才能和显功，在府中开置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礼遇甚隆，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谋臣策士。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渐在天策府中网罗了不少勇将猛士。　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谋士与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围自然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直接威胁到太子建成。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确保未来皇位的继承，就联合因同样有政治野心而对世民不满的齐王元吉，采取曲意联络唐高祖的妃嫔以为内助、加强自己的军力、收买世民的部下等策略来强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在召世民饮酒时在酒中下毒的地步。到了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和后官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边说世民的坏话，使高祖渐渐对世民产生了猜疑，局势对世民十分不利。秦王和僚属忧惧万分，遂定计发动政变。6月4日（公历626年7月2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经玄武门入皇宫，埋伏在临湖殿附近，突然射杀了准备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后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并派亲信“宿卫”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实。三天后，高祖立世民为皇太子，诏令军国庶事一切委太子处决。八月，高祖传位于太子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这就是史称的“玄武门之变”。 　　第一次玄武门之变，表面上看是四个参与者，高祖、太子、秦王和齐王，但实际上背后的矛盾只有一个，那就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储君之争。而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前后都持消极态度，齐王李元吉则站在太子一边。 　　由于矛盾只有一条线，所以当李世民闪电般的同时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后，这个矛盾就解开了，李唐王朝未来的继承者注定是李世民。除非想要推翻李唐建立新的政权，否则继续与李世民为敌已经毫无利益可言了，不仅是原先的太子成员，就是一心忠于李渊的人，也没必要得罪未来的主子。 　　说起来也好笑，玄武门之变中，伤亡最惨重的，既不是秦王府，也不是东宫和齐王府，而是驻守玄武门的屯营。太子和齐王遇袭身亡后，冯立和谢叔方分别率领东宫和齐王府护兵赶往玄武门营救，结果执掌屯营兵的云麾将军敬君弘与中郎将吕世衡在兵力尚未集结的情况下仓促出战，被打得一败涂地，等大队屯营兵赶来时，发现敬、吕二位主将已双双战死。最令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后人也没有搞清敬、吕二人为何参战。有人猜测他们早已为秦王所收买，不过如果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的话，又怎会仓促出战以至兵败身死？敬、吕二人死后，形势一度危急，此时尉迟恭割下太子和齐王的首级示众，东宫和齐王府的卫士们见状散去，企图进攻秦王府的薛万彻部在接到李渊圣旨后也完全溃散。李世民趁势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各五子全部杀死，彻底消灭了竞争对手。 　　至此，李世民已然是万众归心，从第二天开始，原先太子身边的有识之士相继归降。武将中，在玄武门之变中率领东宫和齐王府卫士奋战的冯立、谢叔方和薛万彻等人，兵败后一度逃亡，不久陆续回来请罪，李世民一一赦免，并封以高官厚禄。除了薛万彻晚节不保，因为谋反被高宗所杀外，其余二人后来都被视为忠义之楷模。文官中，太子近臣魏征投降，最终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之臣。魏征早年投奔瓦岗军，兵败后归唐，后被窦建德俘虏，又降了窦建德，窦建德兵败后重新归唐，成为李建成的近臣，李建成死后又归了李世民，算起来，他已经换第五个主人了。按说魏征不是怕死的人，所以他转投李世民应该很说明问题，类似他这样识时务的人很多。总之，转眼间太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也就不需要李世民清洗了。 　　参战人数，其实讨论这个意义不大，因为无论怎么算，秦王府的军事实力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李世民肯定是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不过究竟收买的是谁，目前还无定论。并且收买的原因是为了他的特种小分队能够顺利潜入进行埋伏，而不是利用玄武门的守军与东宫和太子的将士战斗。事实证明，屯营兵根本不堪一击。另外从“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这句话来看，敬君弘和吕世衡事先根本没有准备，连兵马还没有集结起来就仓促出击了。最终瓦解太子的是建成和元吉的头颅以及随后来到的李渊的圣旨，而这些都应主要归功于特种小分队的斩首行动。 　　第二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一月，其时武则天称帝已经十四年，年老病重，一些久已对她的“武周革命”不满、希望恢复唐朝社稷的官员，在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的率领下趁机起事。张、崔与左羽林卫将军敬晖等带领左右羽林兵五百多人占领玄武门，并把太子李显从东宫迎来，然后一同闯入皇宫，直至武则天所寝的迎仙宫，斩杀了武则天宠任的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宗昌，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重即帝位，复唐国号。 　　第三次是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太子李重俊的政变。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昏弱无能，而皇后韦氏强悍，她与武三思内外勾结，把揽朝政。韦后因太子重俊不是自己亲生，很不喜欢他。三思也很忌恨重俊，并纵容其子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和子妇安乐公主时常陵侮重俊，甚至呼重俊为奴。崇训还教公主去对中宗请求废黜太子，立自己为皇太女。重俊终于忍无可忍，于景龙元年七月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假称奉诏，率左羽林和千骑兵三百余人冲入武三思和武崇训的府邸，杀了三思和崇训，随即又发兵包围了皇宫，索要韦后和安乐公主。韦后闻变，挟持中宗登上玄武门门楼，调兵镇压。重俊率军攻到玄武门前，中宗对军士宣布重俊谋反，于是军士倒戈，杀了李多祚等，重俊的党羽立时溃散，政变一下子土崩瓦解了。重俊逃到终南山，被追获斩杀。 　　第四次则是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李隆基的政变。其年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等密谋毒死了中宗李显，立温王李重茂为帝。韦后想效仿武则天，于是在京畿要害部门安插韦氏子弟，广聚党众，准备废黜重茂自立，但又害怕相王、太尉李旦反对，故欲寻机杀之。相王之子、临淄王李隆基接到密告，即联合太平公主等先发制人，假意传旨，羽林卫军统领卫军韦璿、韦播等出来应旨，哪知中计，结果被李隆基一干人都所斩杀，李隆基占领了玄武门，随之纵兵闯入皇宫，又斩杀韦后和安乐公主。相王李旦和隆基父子二人掌握了军政大权，后来威慑少帝重茂让位，相王登基，是为唐睿宗。 　　这四次政变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各次政变成败的关键均在能否控制玄武门。在政变中，凡控制玄武门的一方即属胜利者，凡没能控制玄武门的一方最后都失败了。可见玄武门在唐代前期这四次政变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要明白玄武门为什么会在唐朝前期历次政变中具有决定成败的地位，就必须知道唐代皇宫的规制。在唐朝，都城的皇家宫殿是帝王居住和听政的主要场所，亦即政治权力中枢，所以太极、大明两宫和洛阳宫城的宫殿建筑格局完全一样，都是沿着南北向轴线对称排列，分为外朝、内廷两部分。外朝主要是皇帝听取朝政、举行宴会的宫殿和若干官署，内廷则是皇帝和后妃的寝宫和花园，是帝王后妃起居游憩的场所。而最关健的是，外朝位于皇宫南部，内廷则处在皇宫北部。因此，皇宫城墙北面诸门就对内廷的安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其中，作为北面正门的玄武门，就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皇宫城墙各门都由宫廷卫军把守，而玄武门外就设有两廊，宫廷卫军司令部驻在这里，称为“北衙”，有着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据此，政变发生时首先控制玄武门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因为控制了玄武门便可以控制内廷，而控制了内廷也就可以控制皇帝，从而控制中央政府，乃至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