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反映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银元之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上海发生的一场经济风波。由于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投机者试图通过银元的投机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并获取如同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暴利。事件最终演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

“银元之战”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 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高潮。

扩展资料

1949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接管城市以后，面临着市场混乱、物价飞涨的严重局面。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仅仅10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四次全国性的涨价风。以上海为例，批发物价指数从解放后的第一个月(即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仅仅8个月的时间就上涨了20倍。

物价的频繁上涨，严重影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整个社会人心惶惶，许多人由此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委员会迅即查明原因，采取有效对策。一场同不法投机商的经济战由此拉开序幕。先是人民政府打击了大城市的金银投机商，稳定了金融秩序，接着“米棉之战”打响。

建国初期，我国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出现巨额赤字。二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在旧中国，由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投机倒把就成为官僚资产阶级追逐暴利、掠夺财富的主要办法。币制的不稳，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于是滋生了一批专门从事金银买卖的投机分子。他们以银行钱庄为据点，专门以倒卖金银为业，兴风作浪，扰乱市场，常常成为物价波动的先导。解放后，他们不顾人民政府的警告，利用国家物资短缺和人民币立足未稳的机会，继续进行金银投机活动，使金银黑市市价一日三涨。这种资产阶级的金融投机主要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从上海解放到6月9日，短短的13天中，黄金上涨2.11倍，银元上涨1.98倍，物价随之上涨2.7倍以上。买卖活动中也大都使用金条银元，使人民币的通货地位和信誉受到严重的冲击。为了打击金融投机活动，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一方面发动广大工人、学生开展宣传活动，揭露金融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破坏分子的阴谋，另一方面严令禁止金银的流通使用和私自买卖，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对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和机构，则严加取缔。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支持下，经党中央批准，派公安部队包围并占领了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并法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要投机奸商238人。其他各地也先后逮捕处理了一批投机分子。经过这一打击，金银投机活动基本被制止了，市场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资本家在“银元之战”败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并没有受到重大打击。那时，物价不稳定，粮食和纱布往往代替货币充当筹码，成为囤积的对象。于是投机资本家又把眼光转到粮食和纱布上，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捣乱市场，先后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大涨风，其气焰极为嚣张。为了反击投机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部署了全国性的统一反击行动。陈云起草的中财委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强调指出：应在这次行动中给投机资本家以“教训”。做法是：调集大量商品，选择有利时机，集中抛售，平抑物价，打击投机。陈云认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不可缺少的手段。他提出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棉纱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的方针。当时，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建立起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并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机构，控制着大份额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为我们战胜投机资本，控制市场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一优势，给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有效地平息了他们掀起的涨价风。如1949年11月，当投机资本家掀起涨价风，活动异常猖狂之时，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和其他主要物资，经周密准备，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于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按国营牌价大量抛售，到26日就使物价下降，稳住了市场。投机资本家不得不把抢购囤积的商品吐出来，赔本出售。资本家的“米棉之战”也告失败。
这是一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战争，伟人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供与求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