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笔者认为,洪承畴在明清重大历史变革关头,能审事度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服从清廷统一中国的大局,在清初开疆定土,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虽在仕明时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功大于过,应属可以基本肯定的人物。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不应站在某一个狭隘的政治立场,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对农民起义应作出具体分析;必须反对和摒弃封建“愚忠”思想。只要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大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以发展的眼光评价历史,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一定能够正确评价洪承畴,公正客观地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洪承畴文韬武略,权倾两朝,是中国明清时代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大概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其“大节有亏”,是汉奸,镇压过农民起义,应予否定;二是认为其在清初开疆定土,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功大于过,应基本肯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史观和评价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大中华民族概念的架构,按照辩证唯物论史观正确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洪承畴应属于基本肯定的。本文谨就洪承畴的历史功过及评价所引发的种种思考,浅谈自己的看法。
一
首先,洪承畴在清初定鼎燕京、招抚江南、平定云贵方面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为开清定土立下汗马功劳。
顺治元年(1644),清廷“特令尔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 (1),正遇李自成义军已推翻明朝统治的天赐良机,多尔衮踌躇不前。时随行参决帷幄的洪承畴急向多尔衮献策 :流寇 “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而“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2)。并具体提出严肃军纪,“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3)三不政策,投降者封赏,抗拒者必诛,制订严密的行军路线和用兵方略。多尔衮采纳了洪承畴的建议和主张,向南进兵。同时,改变过去进关掠夺财物和任意屠城的恶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4),清军一到,几无反抗,顺利攻占北京。由于洪承畴引清军入关有功,被清廷授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同内院官佐理机务,“遂为秘书院大学士”(5),成为清初重臣。
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受阻,命承畴总督江南军务。洪承畴秉承清廷旨意,采取以安抚为主、进剿为辅的策略,招抚张缙彦及江南诸府,擒杀林金声、黄道周,攻占闽浙等地。三年平息江南反清势力,对清朝安定江南局势起了重大作用。在平定闽地唐王朱隶键的隆武攻权时,采用招抚其权臣郑芝龙的做法,使清廷“不劳一矢”而得福建,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被时为平南大将军的多罗贝勒博洛称为“开清第一功”(6)。
顺治八年(1651年),南明残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诸人建立以云贵为中心的包括四川、湖南、广西部分州县的反清基地,合师北拒清军。顺治十年(1653),清廷授洪承畴“经略大学士”,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承畴详细分析敌我形势,严密屯兵布守,制订攻防战略;同时注意安定地方,选拔人才,训练军队,使“军威殊壮,招徕抚辑,民情安悦”(7)。顺治十二年(1655),洪承畴击败刘文秀,重创冯双礼,卢明臣坠水死。从此,清军控制湖广全境。顺治十四年(1657),洪承畴招降孙可望,三路军马入滇,规取贵州。顺治十八年(1661),桂王朱由榔为清军所俘。八年征战,经略五省,平定西南,彻底剿灭南明永历政权,洪承畴为清廷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次,洪承畴在安邦治国,发展经济,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为清朝的安定发展乃至历史上“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清军入关,占据燕京,敲响了明朝灭亡丧钟。然而,明末人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却逐渐转化为汉满民族之间的矛盾。尤其在顺治二年,清军占领南京后,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颁布严行剃发令,“反对者,杀无赦”(8),激化了民族矛盾,爆发了遍及江南各地的反清斗争。除了明王室乘机反清复明外,江南广大农民、市民、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地主士绅,纷纷掀起抗清斗争。面对这种紧张局面,洪承畴采取以招抚为主、剿灭为辅的策略,大力拉拢江南地主阶级,以削弱反清力量。他一面开科取士,网罗知识分子;一面疏列降顺之人,请命赴部录用。在平定江南和经略五省中,他不仅招徕了故明文臣武将,也招徕了农民军将领,一定程度缓和了民族矛盾,减少征战杀戮。
为发展江南经济,洪承畴多次上疏清廷,要求宽民力、减税赋。如他要求将苏州崇明顺治二年的税银只征三分,免征盐课、马役等其他税徭(9)。顺治四年下旨,“免江南崇明盐课、马役等银两,允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请也”(10)。还有对江宁、池州、宁国、安庆、江西等地一些属县税徭实行减免,使江南的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在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提出 “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方针,不改变其服饰发式,说降土司,并及时上疏清廷,赈济饱受灾荒和战乱之苦的边民,有力地促进南疆的生产发展与社会稳定。在发展生产和巩固边防方面,他还向清帝提出修水利、尚俭朴、省徭役、定盐法、奖耕织、开海运及边防十二策等一系列主张(11),深得顺治帝赞赏,对清廷的封建统治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再次,洪承畴在弘扬汉族文化,促进满汉融合和民族和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佐理机务时,积极劝导满州贵族尤其是清朝皇帝,学习汉族封建文化。顺治初年,他奏请选派满汉词臣向顺治帝进讲六经,劝导皇帝学习汉语、汉书及儒家经典,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典章制度,陈述施仁政的利害。在洪承畴和其他汉臣的推动下,清廷的统治者们日益重视和倡导学习汉族文化,尊孔崇儒,逐步融入到汉文化——中华先进文化的主体圈中来。
洪承畴在明末清初历史大变革中,为统一中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
古人曰:人无完人。洪承畴在历史上也存在过失。他为维护明朝封建统治镇压过农民起义,仕明的历史并不值得肯定。他生活在朝代更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处于十分尖锐的特定环境,他的过失有的是不可原谅的,有的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是统治阶级出于某种目地强加而必须重新纠正的。我们应全面公正历史地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一分为二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
长期以来,由于受儒家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洪承畴一直受到非议。对于洪承畴在清初历史地位的评价,统治阶级是出于不同政治目的而变化的。康熙时期,洪承畴病逝,满清贵族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笼络降臣为其效命,称洪承畴为“贤良之臣”,“特授世及之荣,以示酬庸之典”(12);乾隆中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为宣传忠君思想,下令撰修《贰臣传》,极力贬低降清汉官,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视为 “大节有亏之人”。辛亥革命时,出于推翻满清的政治需要,更是将明末降清汉官视为民族败类,洪承畴成了家喻户晓的“汉奸”。
关于洪承畴的降清问题。存在决定意识,评价历史人物,离不开他所存在的历史背景。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建立后真政权,并夺取辽东大片土地,逐步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满州成为一支较为进步的封建政治力量。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繁重,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广大农民反对明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终于酿成1628年高迎祥、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1644年,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明王朝宣告灭亡。1644年,明朝残余势力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却只知饮酒作乐,派饷卖官,无所作为;1645年建立的鲁王、唐王小朝廷也互争真伪,腐败不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代表新的政治力量,却在进城后追求享乐,丧失斗志,以至受挫山海关,撤出北京城,节节败退。
洪承畴降清之际,正处于满州政权、明王朝及其残余势力、农民起义军等三股政治势力构成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大动荡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国广大农民本来寄希望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统治者,建立一个崭新的能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然而,李自成义军的失败使他们彻底失望了。此时的洪承畴身居“三边总督”,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正在作最后的战斗。当明末农民义军风起云涌之际,明军处处败退,唯洪承畴屡败农民起义军。松山一战,却因受崇祯掣肘,丧失战机,导致退陷清军重围,兵败被俘。此时洪承畴深受皇太极礼待,若拒降则死,或可为后人奉为尽忠报国之英模;若降清,则依儒家封建传统文化,当涉失节而罗“汉奸”之名。身陷囹圄中的洪承畴,是降是死,一念之差。明王朝的腐朽无能,满清的初露锋芒及礼贤下士,洪承畴都是看在眼里的。当然,他不可能站在今天的“大中华民族“的高度认识汉满之争。对于明朝的汉民族来说,此时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反抗统治压迫,推翻明朝的腐朽政权才是国内的主流民意,而汉满民族矛盾是次要的。洪承畴对于满清投降与否,从历史的角度看都并非大事,清廷照样统一中国,明朝照样灭亡;只是洪承畴本人的一种选择而已。但为何历来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呢?那是统治阶级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宣扬的结果。斯时洪承畴如果选择拒降而英勇赴死,虽或成为民族流芳千古的壮举,但如果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分析,则大可不必为洪承畴忠于明室、充当封建统治者的殉葬品而叫好。承畴降清,《贰臣传》说“有亏大节”,他们的“节”就是儒家思想所指的“忠君”、“忠臣不事二主”,也就是说,洪承畴必须为腐朽的明朝而死,而不能为新生的政治力量——满清而生。但洪承畴却偏偏顺应历史潮流,不为行将灭亡的明朝作殉葬,愿为新兴的清廷效力。当然,彼时的洪承畴对明朝和满清不一定有这样深刻的认识。但他必竟是明朝重臣,当他权重“三边总督”时,尚有杨嗣昌、杨希旦等弹劾他“养寇稔乱”、“暮气难振”而求诛杀;当他松山之役的关键时刻,却受到兵部尚书阿新甲及崇祯皇帝的掣肘,以至受围被俘。对于明廷的腐败和无能,洪承畴不能没有感觉;对于满清皇太极的礼遇也不会无动于衷。在此关键时刻,洪承畴能分析利弊,把握时机,站到新的政治力量一边,才有后来成为开清重臣的机会,历史也证明走这一步是正确的。洪承畴的降清,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是无可非议的。
洪承畴历史上也曾充当明朝的统治工具,残酷镇压过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这是他的过失的一面。从儒家传统而言,他是属于清正廉明的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官吏。1616年中进士之后,十三年奋斗才官至粮道参议,后来正由于他屡败农民起义军,才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成为明王朝的重臣。洪承畴除镇压明末的李自成义军外,还镇压了清初的江南反清斗争,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清军南下时,由于广大民众对明朝腐朽政权的痛恨,没有受到多少反抗。清廷的决策者多尔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颁布严行剃发令,严重侵犯了汉民族的尊严,激发民族矛盾,引发了江南各地的反清斗争。这场斗争中,既有以反清复明为目的南明遗留势力,也有农民、市民、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地主士绅、知识分子的参加。构成了良秀难分的复杂的统一战线。这场抗清斗争,对于纠正清朝某些政策上的失误是有帮助的,但阻碍了清朝统一中国的行动。洪承畴秉承顺治皇帝旨意,采取先招抚后进剿的方法是正确的,顺应历史发展和国家统一的需要。
综上所述,洪承畴是清初开国重臣,其所作贡献对于清初的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虽然也曾镇压过明末的农民起义,但功劳是第一位的,功大于过,洪承畴应属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由于儒家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统治阶级出于自身政治需要而强加给他的“汉奸”等罪名是不能成立的,不正确的评价应该推倒,还给洪承畴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
关于洪承畴的功过评价,涉及到不少历史事件和人物,触及千百年来形成的儒家封建传统观念及史学界的某些禁区,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思考。这里也就与洪承畴的评价几个有关问题提出商榷。
一是评价历史人物,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朝代的更迭是正常现象,新兴的政治力量必然取代腐朽的政权,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斗争的最高表现,正是由于有这种矛盾的冲突与统一,再冲突再统一,促使政权的不断更迭和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任何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应该放到这个大前提中去评价,才能经得起历史长河的考验。有了这个前提,洪承畴从腐败的明朝中审时度势,投身到另一个新兴的政权中去,何罪之有?他同其他旧朝廷旧政权中杀出、转为新朝廷新政权服务的官员一样,虽是旧朝廷旧政权的“叛逆”,却是新朝廷新政权的功臣,历史的功臣。洪承畴平定江南、经略五省,发展生产,有利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安定,苻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是评价历史人物,应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拥有56个民族,民族不分大小,均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岐视,以华夷之分评价历史人物只能走入大汉族主义的圈子,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不少人正是由于看不到这一点,视清朝为外族,凡是抗清者均为民族英雄,降清者均为民族败类,缺乏全局的、大中华民族的定位。
三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应站在某一个狭隘的政治立场,为某种政治需要服务。历史不等同于政治,不应因某个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任意篡改历史。乾隆时期的《贰臣传》正是为宣扬愚忠、防止造反、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出笼的。《贰臣传》中的降臣情况复杂,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尽作“大节有亏”之人。王宏志教授的《论“贰臣”》对此作了详尽的剖析。《贰臣传》是一篇影响十分恶劣的宣扬封建思想的唯心史观的作品,应予批判。
四是对农民起义应作出具体分析。农民起义是指农民组织起来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又是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式,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应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不能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我认为可分为四个类型:一是以推翻统治阶级为目标的、组织严明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二是运用宗教、迷信等形式,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组织农民进行推翻旧统治者的斗争;三是一些地方农民联合起来,反抗政府的贪官污吏和某些政策;四是个别农民不满地方官吏、恶霸、豪绅欺凌,啸聚山林成为“草头王”。第一种类型因其顺应国内尖锐阶级矛盾,一呼百应,形成全国性反抗浪潮,对历史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种类型是一种被利用的变了颜色的“起义”,实质是政权的更换形式,对农民大众不可能带来根本的好处;第三种改良性质的起义,由于良莠不分、缺乏全局性的呼应和支持,必然被统治阶级利用、分化以至各个击破;第四种“义举”则纯属扰乱地方,虽劫富济贫,却也打家劫舍,对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弊无利。
五是必须反对和摒弃封建“愚忠”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封建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其中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应予发扬光大;但一部分诸如倡导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愚忠”、“唯命是从”、“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等,却是统治阶级奴役属僚、愚弄人民的精神理论和麻醉剂。国人唯上唯书、不求自强的奴性即源于此。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由于其对统治阶级的不忠即予轻率否定,不能以封建统治者的好恶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必须冲破儒家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摒弃儒家“愚忠”思想说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把历史研究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纠正被传统观念扭曲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只要我们以中华民族利益为大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以发展的眼光评判历史,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敢于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就一定能够正确评价洪承畴,公正客观地评价一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大清朝统一了中国,中国汉人都成了清朝的子民,难道说所有汉人都是汉奸不成。当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我们把清朝的一些卖国贼叫“汉奸”,那么这个汉奸是怎么定义的。汉奸我认为是背叛了汉民族的贼子,而洪承畴只是背叛了对他并不是特别信任和重视,扣留了自己亲人的明政府,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民族,相反正是有了洪承畴等一些汉族将领的保护,才使得大部分汉人免遭屠杀和凌辱,所以:洪承畴不是汉奸。
只能说崇祯看人有误 而皇太极手段高明
洪承畴是大明祟祯皇帝的肱股之臣,文武兼备,谋略过人,是不可多得的良才。洪承畴被俘后,清·太宗为今后逐鹿中原计,一心争取洪承畴归顺,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笼络他,下旨以礼护送洪承畴到盛京(沈阳);同时,皇太极命斩一同被俘的巡抚邱民仰等人,以威吓洪承畴。
到得盛京,太宗派满汉文武官员 轮流劝降,均遭拒绝;清将发怒,举九刀威胁,他“延颈承刃”,始终不屈。洪承畴住大庙而科头跣足,肆意漫骂。
洪承畴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10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皇太极无计可施,特命最受宠信的大汉奸、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看他是否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范文程至,洪承畴则大肆咆哮,而范文程百般忍耐,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一块燕泥,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太宗:“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张存仁等资深汉奸的专业意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
当夜,皇太极的妃子——小博尔济吉特氏,携人参汤到洪承畴的居所。见洪承畴闭目面壁,毫不理睬。小博尔济吉特氏娇嗔地说道:“洪将军,您对大明江山如此赤胆忠心,实在令人敬佩。将军即使绝食,难道就不喝口水而后就义吗?将军,您还是喝一口吧!”洪承畴望着这迷人秀色,听着这温柔劝话,闻着这诱人香味,顿时心神激荡。美人不断劝饮,同时以壶承其唇。洪承畴不知这“水”是人参汤,便出乎意料地喝了一口。丽人又如此再劝,洪承畴竟连饮了几口。洪承畴只觉下腹燥热难当,忍不住便胡天胡地起来。
隔日(五月四日),戴了绿帽子的皇太极亲临太庙,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清史稿》载:“上自临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 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皇太极大喜,说:“我今获一导者(向导),安得不乐!”委以洪承畴重任。后来,当得知那天夜里把壶劝饮的丽人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时,洪承畴不胜惶恐。可是皇太极和庄妃待他态度如常,好象根本没有发生此事一般。洪承畴越发感激,死心踏地为清效劳。
洪本是明朝能臣,位高权重,口碑也不错,既为皇帝倚重,也受同僚和部下的推崇爱戴。松山兵败,举朝大震,都以为洪承畴必死无疑,崇祯皇帝极为痛悼,辍朝3日,以王侯规格“予祭十六坛”,七日一坛,于五月十日亲自致祭,还御制“悼洪经略文”明昭天下。祭到第九坛时,消息传来:洪承畴降清了,御祭始罢。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81030.htm
这还用问,当然算.不过明朝政府也该反省一下自己是怎么对待洪承畴这类重臣的.其实,对于洪个人来说,降清是”弃暗投明”.有句话不是说士为知己者死吗?清赏识重用他,明怀疑监视他,该怎么选择他自己最清楚.
听了纪连海老师在辽工大的讲座后,我的一点认识:
汉奸有两个定义,第一个是狭义的:是指名衔在举人或以上的汉族人在利益的面前投靠其他民族,作出为害汉族的人。这有三个条件:一就是必须是汉人,二是必须是知识分子(举人或以上),三是投靠外民族危害汉族。从这个意义上说洪承畴符合前两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是否为害了当时的大明的百姓或者说是广大汉族人民,则要楼主自己考究。
汉奸的第二个定义是广义的:是指中国人在利益面前投靠他国为害中国人民。恐怕这个用来说洪承畴就不是很好的标准了。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楼主自己用以上定义来思索思索,多查看史料,自己心中就会有一个想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是汉奸.
1个方面:他背叛了明朝投靠了满清.
第二个方面:他背叛了自己的民族.投靠了满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