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的故事

　　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他跟随汉武帝近30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20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麒麟阁十一功臣第一。
　　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其父霍仲孺先在平阳侯曹襄府中为吏，与平阳侯的侍女卫少儿私通生霍去病，后归家娶妻生霍光。至霍去病在京城任将后，方知他的生身之父为霍仲孺。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19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方与其父相认，并为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及奴婢。当时，霍光仅十多岁。霍去病得胜还京时，遂将霍光带至京都长安，将其安置于自己帐下，任郎官，后升为诸曹侍中，参谋军事。两年后，霍去病去世，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他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同时，他也从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得到锻炼，为他以后主持政务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末年，围绕继位问题的一场明争暗斗已经逐步展开。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这场斗争就更趋于表面化。汉武帝为了避免他死后政局发生变乱，抑制其子刘旦、刘胥的势力，将幼子弗陵立为太子，随即将其母钩弋夫人处死，以绝母后专权之患。不久，便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
　　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

　　帝位的确定，不等于争夺帝位的斗争的结束。相反，更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霍光辅政以来，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促使这场斗争趋向白热化的，是与霍光同时辅政的上官桀，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有关。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依附于昭帝之姊盍长公主。他首先巴结公主之近幸丁外人，极力为丁外人求官进爵，得到公主的宠幸，与丁外人、公主等结成死党，而后进一步通过公主，将其年幼的孙女送入宫中，封为婕妤，意欲通过公主和孙女，来取代霍光与昭帝的地位。而燕王刘旦，则因长于昭帝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莫与之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他们估计到依靠各自的势力还不足以推翻汉昭帝，只好暂时联合。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除去燕王旦，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阻碍他们夺取政权的霍光。

　　昭帝始元六年（前80年），上官桀、燕王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宿卫。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

　　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就干脆赤膊上阵，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继发动的政变最后被霍光粉碎了。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

　　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从性质上说，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他们本身没有多少权力，更没有多少财富，代表着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因而，这就不能不使他们与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燕王旦的政变被粉碎，这也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而有利于抑制腐朽势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冤难以及失去职业的人，为召开盐铁会议做准备。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等人接入京城，由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正式开始了盐铁会议。霍光虽然没有亲临会场，参与辩论，但他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意图是很明确的。会议围绕坚持还是罢废盐铁官营、均输问题展开的辩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待匈奴、国内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的总评价，也是昭帝实施新的政策前的一次大讨论。因为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施，直接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贤良、文学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一政策；而代表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这一政策给汉朝带来强盛为理由，坚决反对改变这一政策。经过这场讨论，由汉昭帝下令，于是年七月，废除了盐铁官营、均输等政策。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从而，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愎文、景之业焉。”这是班固在《汉书》中对当时情况的评价，由此也可证明罢废盐铁官营的必要。

　　汉昭帝在位13年，由于霍光的辅佐，为汉朝的巩固，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都奠定了一定基础。昭帝死后，汉朝的政局曾一度发生混乱，但由于它的政治基础比较稳固，政局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

　　昭帝无嗣，他死后，由谁来继承帝位，这是霍光等公卿大臣面临的困难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儿子，还有封广陵王的刘胥，但他行事不检点，有失皇家道统，汉武帝生前就很不喜欢他，他们便选择了汉武帝之孙，袭封昌邑王的刘贺，让他来继承帝位。但这个刘贺本是纨绔子弟，荒淫无度。汉武帝死时，他竟于服丧期间四处游猎，虽有属下苦谏不止，他仍放纵自若。昭帝死后，霍光等大臣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他喜不自胜。在进京途中，就派人掠取民间女子、财产，并让其属吏。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封官进爵，任其胡作非为。看到这种情况，霍光等众大臣都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及早处置，将会使汉家天下断送到刘贺的手里。于是在刘贺即位的第27日，霍光将所有在朝大臣、列侯、博士等召集到未央宫，举行会议，当众宣布了要废掉刘贺，另选贤明的意图。与会大臣、博士等人一听这个消息，都感到意外，因为废立之事，关系重大，谁也不敢发言。田延年看到这种情况，立刻站起来发言，假意斥责霍光，说汉武帝把汉家天下寄托给霍光，就因为霍光忠诚于汉室，能使深朝长治久安。现在如果继续维持刘贺的帝位，那汉家天下就会断送，你霍光将来死了，又有何面目去见汉武帝呢！他手握剑柄，严词厉色，声称如有人敢反对废除刘贺他就将其就地斩杀。与会者见此情景，都同意由霍光主持，废除刘贺，另选贤明之主。于是，霍光联合杜延年、杨敞等人，十分慎重地写了一封奏章，列举了刘贺的种种劣迹，上奏当时主持汉室的十五岁的上官太后，并将刘贺召至未央宫承明殿，宣读了这封奏章，即日将刘贺废掉，并将其所属官吏统统收捕，随后又将刘贺发送回昌邑。而后，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汉武帝与卫子夫的曾孙、废太子之孙，十八岁的刘病已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宣帝。

　　确立新主是当时安定全国的需要，然而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则又是关系到汉朝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霍光既考虑到前者，更考虑后者。所以他宁愿担负所谓擅自废立的恶名，也不愿使汉家王朝倾覆。这表明他对汉室的忠诚，也是对国家的高度负责。事实证明，霍光选择了汉宣帝，才使得汉朝保持了兴旺的局面。汉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辅佐朝政，直到病死。

　　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击败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努力。

　　霍光善于用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急于奉公的政治团体。他辅政之初，大臣议事的殿中曾发生怪异现象，众大臣都很惊疑，他为了防止意外变故，把掌管皇帝印玺的郎官召来，要郎官交出印玺，避免有人盗用它变乱朝政。但是这位执掌印玺的郎官却不愿把印玺交给他。当霍光想要夺取印玺时，这位郎官顿时愤怒，按着剑柄说，我的头可得，印玺不能交出去！这样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给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变后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于能够知人善任，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素质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推行。

　　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注意以儒学经术约束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规矩，都要合于礼法。这些从他废除刘贺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举的刘贺的劣迹，多数属于不遵礼法，不守古训的事情。他重视贤良、文学的作用，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
　　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也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在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亦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

　　新即位的汉宣帝在民间时，娶了小吏的女儿许平君，即位后，大臣们都建议立霍光的小女霍成君为皇后，宣帝下诏寻找微贱时遗失的一柄宝剑，大臣们懂得了皇上的心意，便奏请宣帝立许平君为皇后。霍光之妻名显，她一直想让她的女儿成为皇后，便买通御医，在宣帝即位三年之后毒死了已经怀孕的许皇后。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曾亲自前住探望。大臣魏相通过许皇后的父亲上了秘密奏章，指陈霍氏一门的骄奢放纵。霍光去世后，这种情况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密谋发动政变，最终在公元前65年被灭族。

霍光
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他跟随汉武帝近30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20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

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其父霍仲孺先在平阳侯曹襄府中为吏，与平阳侯的侍女卫少儿私通生霍去病，后归家娶妻生霍光。至霍去病在京城任将后，方知他的生身之父为霍仲孺。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19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方与其父相认，并为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及奴婢。当时，霍光仅十多岁。霍去病得胜还京时，遂将霍光带至京都长安，将其安置于自己帐下，任郎官，后升为诸曹侍中，参谋军事。两年后，霍去病去世，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他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同时，他也从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得到锻炼，为他以后主持政务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末年，围绕继位问题的一场明争暗斗已经逐步展开。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事被逼自杀，这场斗争就更趋于表面化。汉武帝为了避免他死后政局发生变乱，抑制其子刘旦、刘胥的势力，将幼子弗陵立为太子，随即将其母勾弋夫人处死，以绝母后专权之患。不久，便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

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车骑将军金日（石单）（音di）、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

帝位的确定，不等于争夺帝位的斗争的结束。相反，更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霍光辅政以来，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促使这场斗争趋向白热化的，是与霍光同时辅政的上官桀，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有关。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依附于昭帝之姊盍长公主。他首先巴结公主之近幸丁外人，极力为丁外人求官进爵，得到公主的宠幸，与丁外人、公主等结成死党，而后进一步通过公主，将其年幼的孙女送入宫中，封为婕妤，意欲通过公主和孙女，来取代霍光与昭帝的地位。而燕王刘旦，则因长于昭帝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莫与之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他们估计到依靠各自的势力还不足以推翻汉昭帝，只好暂时联合。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除去燕王旦，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阻碍他们夺取政权的霍光。

昭帝始元六年（前80年），上官桀、燕王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宿卫。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

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就干脆赤膊上阵，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继发动的政变最后被霍光粉碎了。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

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从性质上说，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他们本身没有多少权力，更没有多少财富，代表着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因而，这就不能不使他们与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燕王旦的政变被粉碎，这也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而有利于抑制腐朽势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冤难以及失去职业的人，为召开盐铁会议做准备。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等人接入京城，由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正式开始了盐铁会议。霍光虽然没有亲临会场，参与辩论，但他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意图是很明确的。会议围绕坚持还是罢废盐铁官营、均输问题展开的辩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待匈奴、国内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的总评价，也是昭帝实施新的政策前的一次大讨论。因为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施，直接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贤良、文学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一政策；而代表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这一政策给汉朝带来强盛为理由，坚决反对改变这一政策。经过这场讨论，由汉昭帝下令，于是年七月，废除了盐铁官营、均输等政策。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从而，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愎文、景之业焉。”这是班固在《汉书》中对当时情况的评价，由此也可证明罢废盐铁官营的必要。

汉昭帝在位13年，由于霍光的辅佐，为汉朝的巩固，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都奠定了一定基础。昭帝死后，汉朝的政局曾一度发生混乱，但由于它的政治基础比较稳固，政局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

昭帝无嗣，他死后，由谁来继承帝位，这是霍光等公卿大臣面临的困难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儿子，还有封于广陵为王的刘胥，但他行事不检点，有失皇家道统，汉武帝生前就很不喜欢他，他们便选择了汉武帝之孙，袭封昌邑为王的刘贺，让他来继承帝位。但这个刘贺本是纨绔子弟，荒淫无度。汉武帝死时，他竟于服丧期间四处游猎，虽有属下苦谏不止，他仍放纵自若。昭帝死后，霍光等大臣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他喜不自胜。在进京途中，就派人掠取民间女子、财产，并让其属吏。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封官进爵，任其胡作非为。看到这种情况，霍光等众大臣都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及早处置，将会使汉家天下断送到刘贺的手里。于是在刘贺即位的第27日，霍光将所有在朝大臣、列侯、博士等召集到未央宫，举行会议，当众宣布了要废掉刘贺，另选贤明的意图。与会大臣、博士等人一听这个消息，都感到意外，因为废立之事，关系重大，谁也不敢发言。田延年看到这种情况，立刻站起来发言，假意斥责霍光，说汉武帝把汉家天下寄托给霍光，就因为霍光忠诚于汉室，能使深朝长治久安。现在如果继续维持刘贺的帝位，那汉家天下就会断送，你霍光将来死了，又有何面目去见汉武帝呢！他手握剑柄，严词厉色，声称如有人敢反对废除刘贺他就将其就地斩杀。与会者见此情景，都同意由霍光主持，废除刘贺，另选贤明之主。于是，霍光联合杜延年、杨敞等人，十分慎重地写了一封奏章，列举了刘贺的种种劣迹，上奏当时主持汉室的十五岁的上官太后，并将刘贺召至未央宫承明殿，宣读了这封奏章，即日将刘贺废掉，并将其所属官吏统统收捕，随后又将刘贺发送回昌邑。而后，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汉武帝与卫皇后的曾孙、戾太子之孙，十八岁的刘病已立为皇帝，这就汉宣帝。

确立新主是当时安定全国的需要，然而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则又是关系到汉朝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霍光既考虑到前者，更考虑后者。所以他宁愿担负所谓擅自废立的恶名，也不愿使汉家王朝倾覆。这表明他对汉室的忠诚，也是对国家的高度负责。事实证明，霍光选择了汉宣帝，才使得汉朝保持了兴旺的局面。汉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辅佐朝政，直到病死。

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击败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努力。

霍光善干用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急于奉公的政治团体。他辅政之初，大臣议事的殿中曾发生怪异现象，众大臣都很惊疑，他为了防止意外变故，把掌管皇帝印玺的郎官召来，要郎官交出印玺，避免有人盗用它变乱朝政。但是这位执掌印玺的郎官却不愿把印玺交给他。当霍光想要夺取印玺时，这位郎官顿时愤怒，按着剑柄说，我的头可得，印玺不能交出去！这样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给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变后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于能够知人善任，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素质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推行。

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注意以儒学经术约束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规矩，都要合于礼法。这些从他废除刘贺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举的刘贺的劣迹，多数属于不遵礼法，不守古训的事情。他重视贤良、文学的作用，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

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也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在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亦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

新即位的汉宣帝在民间时，娶了小吏的女儿许平君，即位后，大臣们都建议立霍光的小女霍成君为皇后，宣帝下诏寻找微贱时遗失的一柄宝剑，大臣们懂得了皇上的心意，便奏请宣帝立许平君为皇后。霍光之妻名显，她一直想让她的女儿成为皇后，便买通御医，在宣帝即位三年之后毒死了已经怀孕的许皇后。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曾亲自前住探望。大臣魏相通过许皇后的父亲上了密秘奏章，指陈霍氏一门的骄奢放纵。霍光去世后，这种情况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密谋发动政变，最终在公元前65年被灭族。

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他跟随汉武帝近30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20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麒麟阁十一功臣第一。
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其父霍仲孺先在平阳侯曹襄府中为吏，与平阳侯的侍女卫少儿私通生霍去病，后归家娶妻生霍光。至霍去病在京城任将后，方知他的生身之父为霍仲孺。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19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方与其父相认，并为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及奴婢。当时，霍光仅十多岁。霍去病得胜还京时，遂将霍光带至京都长安，将其安置于自己帐下，任郎官，后升为诸曹侍中，参谋军事。两年后，霍去病去世，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他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同时，他也从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得到锻炼，为他以后主持政务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末年，围绕继位问题的一场明争暗斗已经逐步展开。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逼自杀，这场斗争就更趋于表面化。汉武帝为了避免他死后政局发生变乱，抑制其子刘旦、刘胥的势力，将幼子弗陵立为太子，随即将其母钩弋夫人处死，以绝母后专权之患。不久，便命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
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春，汉武帝病死，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从此，霍光掌握了汉朝政府的最高权力。“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

帝位的确定，不等于争夺帝位的斗争的结束。相反，更引起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霍光辅政以来，首先遇到的就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促使这场斗争趋向白热化的，是与霍光同时辅政的上官桀，以及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有关。上官桀为了谋取汉朝的最高权力，依附于昭帝之姊盍长公主。他首先巴结公主之近幸丁外人，极力为丁外人求官进爵，得到公主的宠幸，与丁外人、公主等结成死党，而后进一步通过公主，将其年幼的孙女送入宫中，封为婕妤，意欲通过公主和孙女，来取代霍光与昭帝的地位。而燕王刘旦，则因长于昭帝而不得嗣立，心怀不满；另一位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制定过盐铁专营的政策，使国家富强起来，功劳莫与之比，不甘居于霍光之下，遂产生了推翻现政权，由他与上官桀来主政的欲念，与燕王刘旦勾结起来。这就形成以长公主和燕王刘旦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他们估计到依靠各自的势力还不足以推翻汉昭帝，只好暂时联合。按照上官桀的计划，要先利用燕王刘旦的身份，发动政变，在政变成功之后，再除去燕王旦，由他来掌握朝政。这个暂时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阻碍他们夺取政权的霍光。

昭帝始元六年（前80年），上官桀、燕王旦等人加紧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燕王刘旦将夺取帝位的赌注压在上官桀身上，前后派遣十多人，带了大批金银珠宝，贿赂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以求支持他夺取帝位。他们袭用“清君侧”的故伎，令人以燕王旦的名义上书昭帝，捏造说：霍光正在检阅京都兵备，京都附近道路已经戒严；霍光将被匈奴扣留19年的苏武召还京都，任为典属国，意欲借取匈奴兵力；霍光擅自调动所属兵力。所有这些，是为推翻昭帝，自立为帝。并声称燕王刘旦为了防止奸臣变乱，要入朝宿卫。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外出休假时，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罪状”，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从而废掉汉昭帝。

他们没有想到，当燕王刘旦的书信到达汉昭帝的手中后，就被汉昭帝扣压在那里，不予理睬。次日早朝，霍光上朝，也已得知上官桀的举动，就站在张贴那张汉武帝时所绘“周公负成王图”的画室之中，不去朝见昭帝，以此要求昭帝表明态度。汉昭帝见朝廷中没有霍光，就向朝臣打听，上官桀乘机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他不敢来上朝了。”昭帝十分平静，随即召霍光入朝，果断地说：“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你是没有罪的”；“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时间用不了十天，燕王刘旦远在外地，怎么能够知道呢！”“况且，你如果真的要推翻我，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十四岁的昭帝一语揭穿，所有在朝大臣对昭帝如此聪明善断无不表示惊叹，霍光的辅政地位得到了稳固。

上官桀等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就干脆赤膊上阵，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他们计划，由长公主设宴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就在这危急关头，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司马迁之婿）告发，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于是昭帝、霍光掌握了上官桀等人的武装政变计划，遂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就先发制人，将上官桀、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诛灭了他们的家族。长公主、燕王刘旦自知不得赦免，遂先后自杀身亡。这场由上官继发动的政变最后被霍光粉碎了。九岁的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又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未被废黜。

霍光与上官桀、燕王旦等人的斗争，从性质上说，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霍光等人在武帝时期虽长期出入宫禁，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他们本身没有多少权力，更没有多少财富，代表着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受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压制，因而，这就不能不使他们与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利益者发生尖锐的冲突。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上官桀、燕王旦的政变被粉碎，这也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从而有利于抑制腐朽势力的发展，推动社会前进。

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它的实行，使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得以有了比较雄厚的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经济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

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冤难以及失去职业的人，为召开盐铁会议做准备。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等人接入京城，由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正式开始了盐铁会议。霍光虽然没有亲临会场，参与辩论，但他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意图是很明确的。会议围绕坚持还是罢废盐铁官营、均输问题展开的辩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待匈奴、国内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的总评价，也是昭帝实施新的政策前的一次大讨论。因为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施，直接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贤良、文学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一政策；而代表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这一政策给汉朝带来强盛为理由，坚决反对改变这一政策。经过这场讨论，由汉昭帝下令，于是年七月，废除了盐铁官营、均输等政策。这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整了阶级关系，从而，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愎文、景之业焉。”这是班固在《汉书》中对当时情况的评价，由此也可证明罢废盐铁官营的必要。

汉昭帝在位13年，由于霍光的辅佐，为汉朝的巩固，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都奠定了一定基础。昭帝死后，汉朝的政局曾一度发生混乱，但由于它的政治基础比较稳固，政局在短暂的混乱之后很快就平静下来。

昭帝无嗣，他死后，由谁来继承帝位，这是霍光等公卿大臣面临的困难问题。当时，汉武帝的儿子，还有封广陵王的刘胥，但他行事不检点，有失皇家道统，汉武帝生前就很不喜欢他，他们便选择了汉武帝之孙，袭封昌邑王的刘贺，让他来继承帝位。但这个刘贺本是纨绔子弟，荒淫无度。汉武帝死时，他竟于服丧期间四处游猎，虽有属下苦谏不止，他仍放纵自若。昭帝死后，霍光等大臣以太后的名义派车迎接他入京登基，他喜不自胜。在进京途中，就派人掠取民间女子、财产，并让其属吏。家人都穿上刺史的官服，封官进爵，任其胡作非为。看到这种情况，霍光等众大臣都感到事态严重，如果不及早处置，将会使汉家天下断送到刘贺的手里。于是在刘贺即位的第27日，霍光将所有在朝大臣、列侯、博士等召集到未央宫，举行会议，当众宣布了要废掉刘贺，另选贤明的意图。与会大臣、博士等人一听这个消息，都感到意外，因为废立之事，关系重大，谁也不敢发言。田延年看到这种情况，立刻站起来发言，假意斥责霍光，说汉武帝把汉家天下寄托给霍光，就因为霍光忠诚于汉室，能使深朝长治久安。现在如果继续维持刘贺的帝位，那汉家天下就会断送，你霍光将来死了，又有何面目去见汉武帝呢！他手握剑柄，严词厉色，声称如有人敢反对废除刘贺他就将其就地斩杀。与会者见此情景，都同意由霍光主持，废除刘贺，另选贤明之主。于是，霍光联合杜延年、杨敞等人，十分慎重地写了一封奏章，列举了刘贺的种种劣迹，上奏当时主持汉室的十五岁的上官太后，并将刘贺召至未央宫承明殿，宣读了这封奏章，即日将刘贺废掉，并将其所属官吏统统收捕，随后又将刘贺发送回昌邑。而后，又将长期生活于民间的汉武帝与卫子夫的曾孙、废太子之孙，十八岁的刘病已立为皇帝，这就是汉宣帝。

确立新主是当时安定全国的需要，然而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则又是关系到汉朝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霍光既考虑到前者，更考虑后者。所以他宁愿担负所谓擅自废立的恶名，也不愿使汉家王朝倾覆。这表明他对汉室的忠诚，也是对国家的高度负责。事实证明，霍光选择了汉宣帝，才使得汉朝保持了兴旺的局面。汉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辅佐朝政，直到病死。

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击败上官桀等人发动的政变，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努力。

霍光善于用人，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急于奉公的政治团体。他辅政之初，大臣议事的殿中曾发生怪异现象，众大臣都很惊疑，他为了防止意外变故，把掌管皇帝印玺的郎官召来，要郎官交出印玺，避免有人盗用它变乱朝政。但是这位执掌印玺的郎官却不愿把印玺交给他。当霍光想要夺取印玺时，这位郎官顿时愤怒，按着剑柄说，我的头可得，印玺不能交出去！这样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人，自然是国家需要的人材，因此，霍光很快给他增加了俸秩。他在平定上官桀等人政变后所用的丞相田千秋、太仆杜延年、右将军张安世等人，都是昭、宣之际颇有治略的人材，正是由于能够知人善任，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素质较高的人物，才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推行。

霍光也十分注意自身的政治修养，注意以儒学经术约束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规矩，都要合于礼法。这些从他废除刘贺的奏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奏章中列举的刘贺的劣迹，多数属于不遵礼法，不守古训的事情。他重视贤良、文学的作用，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也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的。
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霍光也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摆脱不了光宗耀祖思想的束缚，也摆脱不了身为将相，子弟封侯的腐朽传统。在他在位时，他的宗族、子弟都已是高官显贵，霍氏势力亦已“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而他的宗族又多不奉公守法，为霍氏家族留下了祸根。

新即位的汉宣帝在民间时，娶了小吏的女儿许平君，即位后，大臣们都建议立霍光的小女霍成君为皇后，宣帝下诏寻找微贱时遗失的一柄宝剑，大臣们懂得了皇上的心意，便奏请宣帝立许平君为皇后。霍光之妻名显，她一直想让她的女儿成为皇后，便买通御医，在宣帝即位三年之后毒死了已经怀孕的许皇后。

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曾亲自前住探望。大臣魏相通过许皇后的父亲上了秘密奏章，指陈霍氏一门的骄奢放纵。霍光去世后，这种情况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密谋发动政变，最终在公元前65年被灭族。

废一帝立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