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思想在当时的积极意义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天下大乱、兵戈不息、民不聊生的时代，当时诸侯国所实行的大多是霸政暴政。孟子继承孔子“仁民爱物”之说，生发出淑世救民的心愿，奔走于列国之间，游说于诸侯之殿，力谏君主施行仁政。他正告天下“民贵君轻”，将先秦时代的重民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孟子重民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孟子是儒家重民思想的完成者，后世的重民思想始终并未脱离孟子重民思想的基本框架。孟子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完整、系统的重民思想体系，将先秦时代重民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重民思想中民贵君轻、利民富民、教化百姓、取信于民的成分也多为后世所吸收和转化，成为有益成分。汉代的陆贾以儒家的仁义学说为主，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董仲舒的重民思想在对传统孔孟思想加以集成的基础之上，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指出要限制君主权力，重视民众地位，特别是他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中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源于统治者不能实行仁政德治，他还主张限制土地兼并，保证民众生存。唐代的柳宗元主张以儒家的仁政德治来治理国家，实现“以尊天子，以和百姓”（《非国语·宰周公》）的社会理想，他要求当权者体民情，改善民生，兴利除弊，重视民众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定中的作用。这些例子不胜枚举，突出地说明了孟子重民思想对后世的广泛影响。
　　第二，孟子重民思想在实践上表现为后代君主（特别是一个朝代前期的明君）对于仁政的重视。通过对孟子所处的历史背景的考察我们发现，孟子重民的建议和主张是在君主们还没有完全掌握君主制真谛的情况下完善君主制度的思想。一旦这种君主制度完善了，君主们掌握了如何为君、治民的方略，重民思想也就应该歇息了。到那时重民思想便主要是在封建政治出现严重偏差时被后人用为批判最高统治者的武器或者是新的王朝开国之初施政的基本思想。唐朝的“贞观之治”即是一例。唐期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褚遂良等人通过得力有效的治国措施，实现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贞观时期君臣的嘉言懿行和治世伟绩为后世所称颂。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亲身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战争，认识到积蓄在民间的巨大力量，他们深知国家兴亡的内在原因，善于汲取历代覆灭之教训，纠正自身为政之失。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人作为知识分子通晓儒家经典精义，熟悉治国安邦之要，能够采取切实有效的方略，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唐太宗明白，“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贞观政要·政体》）。足见他对民众的重视程度。此外他致力于减轻民众负担，惩治腐败贪婪，从善如流，乐于纳谏，使用德才兼备之人，不能不说是他从孔孟那里获得了有益的启示。
　　还有一个看似比较矛盾的例子。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极为专制的皇帝，在他手中废除了宰相制度，也在他手中删节和禁止了《孟子》中有关的重民思想，尤其是赞美汤武革命的论述。但是朱元璋只禁止重民思想中对皇权极富挑战性的部分，而对温和的爱民思想不仅不反对，还亲自实施和弘扬。他说：“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行一事，兢兢业业，唯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苦”（《太祖实录》），这些都体现了他对民众的重视。
　　总之，历代开国之君往往都能适时地采取一些进步政策，以求饱经战乱的政局得以稳固。并且，这些政策中也大多体现出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因为统治者明白，只有争取民心，才能稳定政局，最终发展生产，维护王朝统治。
　　第三，仁政重民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建立在唯心主义性善论的基础之上，这造就了中国古代思想里期盼道德高尚的贤人实行仁政的传统，同时普通的民众受着传统仁义礼智信的约束，更多的表现为消极地顺从。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注重对重要历史人物的介绍，而较少地关注普通民众的政治思维，这一方面是因为普通民众所留下的可以称得上思想史料的少之又少，仅有的一些材料也往往只能从小说、稗史、杂抄、话本等中去爬梳寻找，而历史人物往往流传有著作，后世的研究者很容易从中获得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在一般的研究者看来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心态进行研究意义不大，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不过，近些年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有一股思想研究的触角下移的清新之风，一些研究普通国人政治心态的著作应运而生。这些著作中往往把“清官明君”意识和顺从忍耐当作中国人的标准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来的普通民众由于地位比较低下，手中没有什么权力，自身的利益很难得到应有的保障，往往会选择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孔孟儒家宣扬仁义之政，寄希望于君主和大小官员们关注民生，从民众的疾苦出发，采取一定的仁政措施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基础。这种双向作用的结果便是逆来顺受的民众寄希望于圣贤君相施行仁政以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对此台湾学者杨国枢在《中国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的关系》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喜欢把地位较高的人权威化；而且一个人一旦成为权威之后，在下的人就要对他无条件地服从。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系团体内部的和谐，以达到稳定社会的最终目的。 ”这种可以被称作“集团主义的行为模式”往往造成个人行为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个人只有对权威和传统低头，只有在集团所承认的路线上谋求发展。 ”（文崇一：《从价值取向谈中国国民性》）孟子对于这种性格的形成确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孟子继承孔子的仁，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义，把仁与义并举。“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至于什么是仁义，他则用“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来说明两者的内涵。在他眼里，父子关系上表现为仁的开端，君臣关系上表现为义的开端。这两种关系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一个人也就不能被称作是善的了。如此一来，儒家开辟了用道德约束个人行为的路径，经过孔孟之后儒者的改造终成“三纲五常”的纪纲。
　　第四，一些进步思想家或政治家根据需要，对孟子的重民思想进行解释或发挥，使之成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理论武器，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以往往从孔孟那里吸取重民的素材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不可否认，儒家的思想系统中始终在调和“重民”与“尊君”这一对矛盾。不过，在汉代以降，“‘尊君论’色彩较先秦原始的儒家更深厚。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董仲舒赋予尊君论以神学的色彩，提出天人感应的学说，并推导出对中国思想领域影响更为深远的“三纲五常”。这样一来，中国古代思想中重民的政治文化便与伦常的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掣肘，使民众的自由始终被限定在无形的道德网络之中。宋代的理学家们以更加富于思辨性的理论体系为君权神圣做论证，将“君为臣纲”归结为天理。这样一来君权日益强大，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而民众始终处在被压抑的状态之中。虽有历代农民起义作为民众反抗的标本，但起义本身并没有打破固有的政治格局。历史发展到明清之际，明末的政治黑暗和清朝初年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明末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进一步开拓了士人的视野，此时的民本思想“不仅反对坏皇帝，而且反对一切皇帝，不仅讲民享，而且讲民权。这一新民本思想不仅优于秦汉以降的大一统专制条件下以尊君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而且也优于先秦时代争强斗狠时期以民为国本、反对专制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 ”（韩锴：《中国民本思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继承了孟子民贵君轻的重民学说，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光辉命题。他以反对君主专制为前提，肯定了民众的主体地位，这一思想是对中国历史上君权至上观念的否定，显示了明清之际先进的知识分子民主意识的朦胧觉醒，为二百多年后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开了一个好头。此外，顾炎武主张君民平等、重视教化民众，王夫之“即民见天”、正视民众欲望，唐甄“民惟邦本”等思想也多多少少地继承并发扬了孟子的重民思想。
　　从民本思想的发展上来看，孔子总结了殷周以来的重民思想，发展了春秋以来的仁的思想，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民本学说，他主张“泛爱众”，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民本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又建立了一套以“仁政”为核心的重民思想体系，鲜明地提出了重民思想，论述了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君权和民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直接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突出强调了爱民、重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他的重民思想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总之，孟子的重民思想对中国民本思想的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中的核心思想。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在现实社会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关于“民本”思想，孟子有具体阐述。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其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之可焉，然后去子。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对人民的认识，民本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问题严重，连年的战争，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到了战国后期，战争的规模又不断升级。饱受战争之苦的是广大平民。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之战，杀人盈城。”（《离娄章句上》）秦国攻打楚国的时候，秦将白起引水灌鄢城，淹死百姓数十万。孟子与梁惠王有几句对话：“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章句上》）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人民的强烈愿望。统治阶级为满足侈欲，聚敛财物的手段十分残酷，君王的苛暴和贵族的奢淫，使劳动人民难以承受，人民的反抗情绪日益增长。有的国家发生了平民暴动，人民为躲避战乱，大量逃亡，社会一派混乱。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到各诸侯国游说，强调以仁政治天下。

孟子推行仁政王道，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在位， 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的这段话，讲述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财产，才能操守道德，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就会走险犯罪。等老百姓犯了罪，再用刑罚惩罚，这是陷害百姓。英明的君主应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使他们有一定的财产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只有如此，老百姓才能安定下来。从这段文字中，孟子是实实在在地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像孔子对民人小施恩即可。民有恒产，进有恒心，君主要保民而王。

孟子强调：“省刑罚，薄税敛。”重刑罚、暴敛税，是历代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焦点。孟子提出省刑罚、薄税敛，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法律很多，国家正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向农民纳税，这是几千年来一直不变的国家财税政策。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税收的主导地位一天天减弱。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不存在索取，而是给予，有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我国仍处在索取阶段，这很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农业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国家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减少农民的税赋或取消农民的税赋。中国的农民很穷，特别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民还有很多的困难。国家如果不要农民那点钱，也能支撑住的情况下，可免去对农民的税赋。有的人说，城市人每月收入超过800元，交所得税，而农民一个月只有一二百元的收入，还要交5%以上的税，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用仁政来解决君民关系。“仁政”的提出是伴随孟子“性善”学说提出来的。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几个方面发展下去，就可以成为“仁、义、礼、智”。君王应相信人民的这种善性，“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性善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孟子强调君王善待人民，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又有恒心，安于生产生活。君王要为民父母，保民而王。这些思想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古为今用，学习古人的经验，是为了检查我们今天的行为。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包含着深刻的爱民思想，这也是对古人 进步思想的发展。每一个当权者，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乎所以，一定要善待百姓，百姓安，才能天下安，百姓富，才能天下兴。

孟子看到了人民力量不可忽视，认为统治者只有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孟子“民贵君轻”的提出，继承了西周以来的“重民轻天”思想。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虽然在主观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为统治者着想，但它也是当时的客观情况在孟子思想上的反映。孟子是剥削阶级中看到人民的力量并引起很大重视的 思想家。使得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民生，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孟子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有利于统治。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