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当时是如何入关的？

是吴三桂放清军入关
至于目的：李自成入城后 明崇祯上吊 大明基本亡了（南明啊...太短了 短的没法算了）。本来李自成派人招降吴三桂，而吴三桂此时也已经准备投降李自成（废话 皇帝都没了 不投降还等什么？）。但是 此时传出消息--李自成 张献忠不能控制自己的起义军的纪律，造成乱兵劫掠，而且自己的家也被起义军占领，一家老小全完了，当然有人也说 陈圆圆也被起义军将领霸占。唉 换做你是老吴 你也恨啊。当即转身回了山海关。
这时候 清军派 袁崇焕的部下祖大寿（此时 已经投降清军）来劝降吴三桂。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又给了很高的收买价钱，于是...开关请降。

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京师时，在是否归顺大顺政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然而最终向清朝投降。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而多尔衮在假意再三推辞下，终于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进兵中原。
事实上，清朝对此早有准备。范文程在清朝问鼎中原的过程中起关键的作用。明朝灭亡前夕，清朝便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再次大掠中原。而几乎在李自成进京的同时，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觉到明朝将亡，便奏请清廷占领中原。李自成进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讨论明亡之后的对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点（如肆意刑讯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等），断言“可一战破也”，极力鼓吹说：“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还要求清军改变一味屠杀掠夺的策略，称：“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若将统一区夏（即华夏），非乂安百姓不可”而多尔衮本来就有入主中原打算，在范文程的鼓动下，清朝当局立即下令连日急骤兵马，十多万八旗精锐迅速涌向中原。清军本来打算从西协和中协（即今北京市北面及其附近的长城）入关，然而行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得吴三桂“乞师”之信，多尔衮为顺利入关并且让吴三桂彻底投入清朝阵营，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最终吴三桂剃发称臣，归降清朝，多尔衮遂出兵从山海关长驱入关。因此，清军入关可以说是必然的。
得到满清的帮助后，吴三桂又发布檄文，号召汉族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支持满洲贵族对农民军发起反攻。清统治者与吴三桂的结合，给农民军造成了不利的形势。李自成曾派人招降吴三桂，在吴三桂拒绝后，他立即率兵东征，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多尔衮先命吴三桂迎战李自成大顺军。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详见山海关大战）。清军正式入关。山海关之战是农民军从反明斗争转向抗清斗争的起点，从此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山海关败后，京师不能守，四月三十日，农民军放弃京师向陕西撤退。五月二日（阳历6月6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清顺治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迁都京师。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十月一日，顺治帝在天坛祭天，并于紫禁城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登基大典，再次即皇帝位，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此举标志着清王朝由地方政权开始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清朝统治者知道汉族地主阶级是可以收买的，也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农民军。于是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汉族官僚地主，他们宣称“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爵，并为崇祯帝发丧，替汉人“报君父之仇”，又宣布废除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加派，这对汉族地主都很有利。当时北方的官僚地主纷纷迎降，与清统治者合作镇压农民军。农民军撤退过程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守将陈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尔衮入据京师时，清朝已经拥有了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份。
随着清军入关，大量满洲人（包括顺治帝、少量蒙古人、鄂伦春人、赫哲人、锡伯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涌入中原。因为清朝政府一直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迁入中国的满洲人中，约有一半驻扎京畿，号称“禁军”，即“禁旅八旗”。清朝赶走了原来居住在京师“京城”（即内城）的居民以安置“禁军”，非旗籍汉人只准在京城中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准常住。其余的满洲人则作为“驻防八旗”而驻防在全国各要地，如江宁（今南京）、镇江、荆州、成都、杭州、福州、广州、西安、宁夏（今银川）、徐州、平阳、济南、德州等地。清政府在这些城市中往往为他们专门修筑一座子城，即“满城”。有清一代，任何汉人不得进入满城，地方官吏（包括本省督抚）都无权过问满城事务，满城都归将军、副都统或城守尉管理，完全就是国中之国。这些畸形城市都在民国以后被拆除，但不少城市仍然保留着与满城有关的遗址或景点，著名的有成都的“少城”等。清政府只允许满人做职业军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养。这导致后来满人大都成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也就是著名的“八旗子弟”。可是在清军入关战争中，八旗兵骁勇善战，是清军的主干力量。
同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大臣在陪都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延续明朝的宗庙社稷，史称“南明”。朱由崧就是明安宗，也就是世称的弘光帝。弘光帝幻想同满清议和，一起剿灭农民军。这时农民军领导的内部发生了分裂，李岩请分兵河南，为牛金星谮杀。尽管如此，李自成还是拥有几十万军队，仍然在河北真定，井陉、河南怀庆、陕西潼关等地继续抗击清兵和明朝残余的军队。
清朝统治者在笼络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军的同时，对汉人施行了圈地、剃发和屠城等等民族高压的措施。各地人民都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京畿的昌平、三河，以及冀中、苏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人民的反清斗争， 风起云涌，如山东西部的榆园军，山东东部的青州起义军，山西西部吕梁山区的起义军，河南怀庆、卫辉等地的起义军，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武装。在这些起义军中都有被清军打散的李自成旧部参加，他们或是独立作战，或是策应李自成的军队抗击清兵。
1645 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清军穷追不舍，农民军节节败退，军心愈发涣散。这年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李自成死后，除去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继续统率农民军余部之外，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等统率的农民军十余万人也由陕西赶到。他们决定与南明的抗战将领何腾蛟、堵胤锡的军队联合，在湖广抵抗清兵。
同时，清廷诱降在四川的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也遭到拒绝。李自成败退陕西时，张献忠便和李自成相约共抗清兵。1646 年（顺治三年）冬，清统治者派肃亲王豪格进攻四川大西政权，张献忠撤离成都，迎击清军于川北西充的凤凰山，遇伏而死。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艾能奇等人，也在川南云贵一带与南明永历（桂王）政权合作，继续抗清。
江南人民和南明诸政权的抗清斗争

1645 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春，由西安回师江南的清军多铎部从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分兵三路，大举攻打南明弘光政权。清军先攻占弘光政权在河南地区的统治中心归德（今河南商丘），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四月初九，清军由归德分成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进攻亳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统准塔率领，进攻砀山、徐州，指向淮北。弘光政权岌岌可危。
然而这时弘光政权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甚至出现了南明版“三大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弘光帝朱由崧昏庸无能，朝政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铖等手中，这些人排斥异己，卖官鬻爵。镇守江北四镇的四个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在大敌当前之时，互相争权夺利， 彼此仇怨极深，都不以国事为重。所以当时江南有句民谣说：“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 。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但史可法内受朝廷的牵制，江北四镇又不听指挥，处处遭到困难，再加上当时驻防湖北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进攻南京，局势更是危如累卵。顺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四月十八日，清军包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为薄弱，多铎曾先后给史可法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二十五日，清军以大炮轰塌城墙西北角，攻破扬州。多铎纵兵大肆屠杀居民十天，死难者超过80万] ，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战败被俘，不屈牺牲。
五月二十四日，清军逼近南京，赵之龙、钱谦益跪地献城，南京沦陷。弘光帝（福王）不久后被执于芜湖，次年被凌迟处死。不久，清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代替多铎，赴南京总督军务，加强政治招抚。博洛、李成栋、刘良佐等率清军进攻杭州，一路上，南明地方官员纷纷不战而降。六月十三日，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投降。与此同时，阿济格在湖北镇压大顺军主力后，沿江东进。沿途明军左梦庚、金声桓部三十六营共十几万军队倒戈降清，清兵既而南下，占领南昌等城。
同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发易服。蓄发是汉族人民传统的风俗，《孝经》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孝之始也。”要强迫剃发，是汉人不能接受的。清军入关时，曾在北方下令剃发，三河县等地的人民就举行过反剃发的斗争。此时，江南各地的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有一首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29] 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人民的斗争为最激烈。江阴人民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立下“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誓言，在二十四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八十一天。[30] 嘉定人民也组织乡兵，据城不降。在江阴、嘉定相继失陷后， 两地的人民都遭清军的屠杀，史称“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
这两次人民的抗清斗争，对后来东南各地人民的坚持抗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清军的主力，使得在浙江的鲁王政权和在福建的唐王政权得以从容建立起来。1645 年（顺治二年、隆武元年）六月，明朝士绅张国维等迎鲁王朱以海于绍兴，号称监国。不久，礼部尚书黄道周和郑芝龙等复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于是南明先后出现了鲁王和唐王两个政权。
张国维、黄道周等人都主张坚决抗清，他们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这两个统治集团之间，为了争“正统”，彼此势成水火，各自的内部也纠纷很多，以致不能配合作战。清朝乘机采取分化离间的策略，先后诱降了鲁王政权拥重兵的方国安和唐王政权的郑芝龙。1646 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六月， 两浙失守，张国维自杀，鲁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死在台湾。鲁王兵败后，清军又打败黄道周的义兵，并先后占领福建的很多城市，攻灭了隆武政权。
这时，除去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在浙江沿海一带继续抗清外，守两广的瞿式耜、丁魁楚又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改元永历，成立了永历政权，朱由榔就是明昭宗，一般称为“永历帝”。永历政权成立的时候，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永历政权既要抵抗八旗兵的南下，又坚持镇压农民军，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向西方求援。永历帝登基以后，派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携带马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庞天寿两人的亲笔信前往梵蒂冈教廷求助，皇室中亦多有受洗入天主教者。南明朝廷又命当时已信仰天主教的大臣瞿式耜前往澳门借得葡萄牙兵300人和重炮数门，一度起效，但为时不久，因此不得不同意和农民军合作。
1646 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九月，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清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尚可喜、金砺等率师自荆州南向，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溯湘江而下。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自闽南入粤攻占惠州、潮州。在这个紧急时期，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等人率领农民军出现在湘鄂战场的最前线。他们和驻守湖南的明军将领何腾蛟等合作，联兵抗击清军，挫败了清军的攻势。
但此时永历、绍武两朝廷争战方酣，1647 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自福建来的李成栋趁机袭占广州，杀死刚刚登基43天的绍武帝（嗣唐王）朱聿鐭，又攻打肇庆，永历帝辗转奔逃两广间。郝摇旗部护永历皇帝居柳州，并出击桂林的清军。
1648 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永历政权重占湖南、两广、江西、四川、云贵七省。于是南北呼应， 势相连结，在南明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永历政权的当权派并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举行反攻，而是争权夺利。以降将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由永历帝亲近组成的吴党，彼此攻讦无虚日，都想援引外镇的武力来控制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秋，耿仲明、尚可喜部清军越过大庾岭，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关，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领广州。广东大部已为清军所占。孔有德军则从湖南永州南进，连下全州、桂林。1649—1650 年（顺治六到顺治七年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而死。以后李过病亡，他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体纯等被迫率领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拥立明韩王朱本铉为帝，年号定武（一说无此人），独立抗击清军。反清的斗争又转入低潮。
李定国、李来亨的抗清斗争
主词条: 李定国两蹶名王、李定国克桂林之战、夔东十三家、十八先生之狱、孙可望投清
在抗清形势再度恶化，永历政权放弃肇庆、梧州，在无地容身的时候，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又出现在反清斗争的最前线。李定国是陕西榆林县的农民，从十岁起就参加了起义军，在年青时代即以“赛尉迟”的绰号闻名于张献忠的农民军中。张献忠死后，他一直坚持抗清的战争。
1652 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以前，李定国、孙可望等已向永历帝表示，愿意同永历政权联合抗清，遭到永历政府的拒绝。后来永历政权直到走投无路，才接受孙、李的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1652 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李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西南苗、瑶、壮、彝各族人民所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前后败敌数十万人，得到永历政权建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而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张名振和郑成功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在此时也开始反攻，并接受永历皇帝赐给的封号，甚至兵临南京城下，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
就在此时，永历政权中的宦官马吉祥等挑拨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关系，党争又起，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八先生之狱”。1656 年（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孙可望发动了进攻李定国的内战，兵败后投降清朝。这一切都使抗清力量大损。
清朝政府屡次诱降李定国，均被拒绝 李定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清，没有动摇。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正月，吴三桂攻下云南府（今云南昆明）， 永历帝流奔缅甸，李定国倾其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的追兵， 伏兵的全盘计划被内奸泄露，结果失败。1661 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吴三桂率兵入缅，永历帝被俘，被绞杀于云南府城。1662年，李定国在勐腊（今西双版纳东南地区）忧愤而死。[38]
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的处境在当时也非常艰苦。他们在荆襄、川东的群山中，“屯种山田，岁收麦种草绵，供粮食衣履”，但仍在李来亨、郝摇旗等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清的斗争。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李来亨等曾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在李定国败死后，清朝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围攻这支抗清的队伍。1664 年（康熙三年、永历十八年），李来亨在清军的重围下粮尽援绝，全家自杀，这支农民军全部壮烈牺牲（详见茅麓山战役）。
郑成功的抗清斗争
当农民军在西南进行艰苦抗清斗争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抗清活动。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他们父子都在唐王政府为官。郑芝龙早年是著名的海盗，曾垄断东亚海域贸易，雄长于西太平洋，造成“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的现象，连葡萄牙、西班牙都要让让郑芝龙三分（事实上明末西、葡国力已一落千丈，其海上霸主地位逐渐被英国、法国、荷兰所取代），形成一股庞大的海上家族政治势力。后来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接着成为南明唐王（隆武）政府的太师，兼兵、工、户部尚书，封建安伯（后改平国公）。隆武帝还赐郑成功“朱”姓，封忠孝伯，这就是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来历。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则继续抗清。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据点， 曾先后围攻福州，攻克台州。清廷曾以靖海将军加授澄海公招降，遭到他的严词拒绝。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被南明永历皇帝册封为“延平郡王”。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郑成功联合浙江张煌言等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 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县。他们的行动与李定国的起义军遥相呼应，使清廷大为震动。但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郑成功在南京被清兵所击败。
为了建立根据地，郑成功于1661 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率大军在台湾登陆，次年，赶走了窃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台湾设置承天府，建立行政机构，奉南明永历正朔，招徕大陆难民，屯田垦荒，又派遣汉族“农师”向高山族人民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久郑成功逝世，其子郑经袭延平郡王位，并继续奉永历帝为正朔，保持对监军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以王礼相待。郑氏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又被称为“明郑”。
郑成功的抗清势力一直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甚至有人提出清顺治帝就是被郑成功军的大炮
郑成功像
击中而死的。 台湾明郑势力也确实给大陆明朝遗民一丝希望。当时著名遗民诗人屈大均曾有诗云：“中华余一岛，正朔在重溟。望断黄龙舰，风帆似水萍。”[43] 就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清朝为了消灭明郑势力，一方面下达“迁界禁海”命令，逼迫沿海百姓后撤30里，焚烧所有船只，停止一切海上贸易，“片板不许下海”；又多次派人同明郑集团议和，但因为某些条款（如剃发易服）未达成一致而招致谈判破裂。清政府还企图勾结荷兰瓜分台湾，曾和荷兰殖民者一道屠洗了思明州（今厦门）的军民，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因而明郑也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673年（康熙十二年、永历二十七年），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后起兵反清，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尚之信起兵广东，耿精忠起兵福建，郑经也乘势攻占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吴三桂等三人的起兵的目的是为了与清朝分割土地，因而他们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三藩的叛乱历时八年，为清军所平息，而郑经也退回台湾。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永历三十七年），清朝派汉人降将施琅大举进攻台湾，郑成功孙郑克塽战败投降，宁靖王朱术桂自杀，坚持了四十年的反清武装斗争至此以失败而告终。清王朝也最终确立了在中国的统治。

　　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京师时，在是否归顺大顺政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然而最终向满清屈膝投降（因为李自成扣押了他的父亲吴襄以及其部将刘宗敏抢夺了的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就是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而多尔衮在假意再三推辞下，终于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进兵中原。
　　事实上，满洲对此早有准备。范文程在清朝问鼎中原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明朝灭亡前夕，清国便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再次大掠中原。而几乎在李自成进京的同时，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觉到明朝将亡，便奏请清廷占领中国。李自成进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今辽宁沈阳）参与入关决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点（如肆意 山海关刑讯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等），断言“可一战破也”，极力鼓吹说：“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还要求清军改变一味屠杀掠夺的策略，称：“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若将统一区夏（即华夏），非乂安百姓不可”[2]而多尔衮本来就有吞并中国的野心，在范文程的鼓动下，满清当局立即下令连日急骤兵马，十多万八旗精锐迅速涌向中原。清军本来打算从西协和中协（即今北京市北面及其附近的长城）入关，然而行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得吴三桂“乞师”之信，多尔衮为顺利入关并且让吴三桂彻底投入清朝阵营，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最终吴三桂剃发称臣，归降清朝，多尔衮遂出兵从山海关长驱入关。因此，清军入关可以说是必然的。
　　得到满洲的帮助后，吴三桂又发布檄文，号召汉族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支持满洲贵族对农民军发起反攻。清统治者与吴三桂的结合，给农民军造成了不利的形势。李自成曾派人招降吴三桂，在吴三桂拒绝 山海关之战形势图后，他立即率兵东征。大顺永昌元年（1644 年，清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多尔衮先命吴三桂迎战李自成大顺军。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详见山海关大战）。清军正式入关。山海关之战是农民军从反明斗争转向抗清斗争的起点，从此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山海关败后，京师不能守，四月三十日，农民军放弃北京向陕西撤退。五月一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清顺治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迁都京师。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定鼎燕京”。
　　满清统治者知道汉族地主阶级是可以收买的，也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农民军。于是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汉族官僚地主，他们宣称“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爵，并为崇祯帝发丧，替汉人“报君父之仇”，又宣布废除三饷加派，这对汉族地主都很有利。当时北方的官僚地主纷纷迎降，与清统治者合作镇压农民军。农民军撤退过程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 （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守将陈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尔衮入据京师时，清朝已经拥有了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份。
　　随着清军入关，大量满洲人（包括少量蒙古人、鄂伦春人、赫哲人、锡伯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涌入中原，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这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魏晋、唐朝、金朝、元朝之后又一次边疆民族向内地的大迁徙。然而这次却不能算是民族融合。因为满清政府一直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迁入中国的满洲人中，约有一半驻扎京畿，号称“禁军”，即“禁旅八旗”。满清赶走了原来居住在京师“京城”（即内城）的居民以安置“禁军”，非旗籍汉人只准在京城中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准常住。其余的满洲人则作为“驻防八旗”而驻防在全国各要地，如江宁（今南京）、镇江、荆州、成都、杭州、福州、广州、西安、宁夏（今银川）、徐州、平阳、济南、德州等地。清政府在这些城市中往往为他们专门修筑一座子城，即“满城”。有清一代，任何汉人不得进入满城，地方官吏（包括本省督抚）都无权过问满城事务，满城都归将军、副都统或城守尉管理，完全就是国中之国。这些畸形城市都在民国以后被拆除，但不少城市仍然保留着与满城有关的遗址或景点，著名的有成都的“少城”等。清政府只允许满人做职业军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养。这导致后来满人大都成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也就是著名的“八旗子弟”。可是在清军入关战争中，八旗兵骁勇善战，是清军的主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