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

照以往惯用的理论和习惯的看法，最易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艺术活动截然分离。因为艺术活动是以满足人类的审美需要为目的的；而经济活动则将满足人类的实用需要为出发点。就是说，艺术所从事的是满足于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生产”；而经济活动则是为满足于人类物质需要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不少现行的教科书就是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实践”理论做出了看似明了的上述划分。

的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都十分鲜明地指出；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人类诸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尽管我们也知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何者为第一性、占主导地位仍勿庸置疑。也因此，艺术，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虽有其显著的特殊性，却归根结底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

如此，经济与艺术的关系似又有了个明确的说法。然而，我们也还常常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述出来的另外两个看法，似有意无意地触及了艺术与经济关联的更为复杂的状况：其一，经济与艺术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不是“直通车”，而是间接的，其间的中介环节还不止一个。如经济活动通常要通过一种社会精神、时代感情乃至政治、法律、伦理、宗教、哲学作用于艺术，而不是经济结构、物质生产活动本身。同样，艺术对经济的反作用也十分的间接，它不可能直接转化成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是通过一种“时代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经济基础；其二，艺术生产与经济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这个观点十分著名，也影响很大，尤成为主张“艺术独立性”的鼓吹者的重要理论依据。具体来说，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一定是同步的，物质生产水平高、经济繁荣，不一定能带来艺术的繁荣和高水平。马克思就曾以繁荣的古希腊艺术为例，说明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并非是成正比的，古希腊开创了文化史上第一个艺术繁盛期，并构成整个欧洲文化的一个“高不可及的范本”，但随后的物质生产的发展进步，却未能使古希腊艺术获得进一步繁盛，如其艺术代表形式“神话”、“史诗”便停滞了。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比如，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灾荒连年，战争不断，是中国政治上最黑暗、混乱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我们还可以以中国盛唐时代为例，虽有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出现，纵观整体，却未必就构成了中国文艺的高峰时期，至少无法与其所处时代的经济水平成正比。18世纪末19世纪的德国，物质生产是落后的，却产生了歌德、席勒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思想家。19世纪的俄罗斯，是其文学艺术的空前高峰期，但此时俄罗斯的经济却相当落后，甚至还残存有农奴制。这些描述经济与艺术发展不平衡的经典例证是值得深思的。虽然它一直成为鼓吹艺术自身独立的一派意见的籍口，但也受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士的进一步界定，认为这种“不平衡关系”只能佐证艺术与经济关系的间接性，却不能成为否定经济基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对艺术活动根本制约和决定的作用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与经济的这种非直接关联，以及笼罩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背景下的关系，既不能简单理解成艺术与经济就是一种疏远的关系，甚至理解为没什么关系，也不能武断为是种“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不然怎样看待“反作用”？仅仅是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反弹”吗？深刻地认识艺术与经济的关系，我们尤须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辨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此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有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12页）但这一看法绝非是关于经济与艺术关系的结论性观点，勿宁说，更是意在指出艺术与经济二者关联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这才是我们需要再次阐释经济与艺术关系的根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