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直言的魏征》讲了几件事

洪武年间的文字狱 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涨船高。如此一来，那些早期追随于他的淮西武将集团顿生不满之心，认为天下是我们拼命打出来的，凭什么让那些身无尺寸战功的文人来当家？于是想出了一个压制文人的计策来。 某日，他们推选出几个能说会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状。起初，太祖拿出“平乱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来劝他们。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一番宏论之后才小心说道：陛下之言诚然不错，但是对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人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会用隐讳的言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这么一说，太祖心里也是有些吃不准了，就问他们是否可以拿出例子来。这一问正中进言者的下怀，于是立刻说道：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们给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待士以诚，正好符合他的做为。 进言者一笑道：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士，诚小人也”。连读出来就是“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骂人家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家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立刻命人拿来《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这句话，从此就开始留意文臣们的奏章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词句，以后又扩展到诗文书稿。 以上这个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黄溥所著的《闲中古今录》。虽然不能就此确定这就是洪武年间文字狱的起因，但却可以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文字狱。其实，真正构成文字狱的原因还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兴起文字狱的目的无非两条： 1.打击不顺从于明朝的文人； 2.个人心理上的极度自卑与自尊。 前一条从维护统治的观点来看，也还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条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了。说白了，就是变态。 先看第一条。明太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难免受到那些以门第论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和憎恨，因此许多人是不屑与之合作，更不肯称臣。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夏伯启的人和他的侄子。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决心，甚至不惜斩断手指。后来被捉到南京后，太祖问他们：乱世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伯启答：红寇（对红巾军的篾称）作乱的时候，我避祸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里。太祖本人出身红巾军，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红寇”、“红贼”什么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怀怨恨，对朕的天下不满意。所以，你说“红寇”分明是别有所指，借题发挥地辱骂朕。好啊，你不是宁斩手指也不肯归顺吗？那就不用归顺了！朕要将你们叔侄枭首示众，来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处死。此后，又有苏州人姚润、王谟等因拒绝出仕而被抄家处死。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记载的。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文人们胆怯了。许多人不得已应征来到南京，但还是不肯做官。在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学大家杨维桢的经历最具典型性。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纪元1327年）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人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洪武三年（纪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吓唬不住的，再则名气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象杨维桢那样的故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则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纪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如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死；长乐人陈亮自以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死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的事迹，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由于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于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而这种厌恶一旦与内心之中的隐疾发生作用，则势必爆发出乖戾的行径。这就是我们即将提及的第二条。 怎样给一个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敏感神经，立刻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的去引申原意，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明太祖基于其出身经历，内心之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所见文字之中沾上“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之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基于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达到另一种变态的顶峰。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统，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们讨论修玉堞宗谱的时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时，有一个从徽州来的朱姓地方官来陛见，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这个人拉成本家，那么对于证明自己的出身无疑是个很有力的证明。于是，他满怀希冀地问对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称）的后裔。那人不知圣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据实回答说不是。这下，太祖不免大为沮丧，再想到就连一介小官儿都不肯冒认祖先，何况自己贵为天子呢？再说，自家上溯几代也和江南徽州没有半点关系，硬攀亲的话，若是被明眼人看出，岂非惹人耻笑。于是认亲之意遂寝。 不能认亲，但并不代表太祖就此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转到徽北大同乡汉高祖刘邦的身上。灵机一动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出身寒微，与汉高祖一样都是不籍祖荫，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汉。此后举凡圣旨、言论无不特意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称号，凸现自己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打天下，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龙位的。但是，这种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如果哪个人敢于多言，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和悲惨的结局。 明太祖对文字是否犯禁的评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准绳，并不会去设身处地地为作文者考虑什么。这一点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狱的特性的。下面，列举一些在洪武朝较为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来加以说明。 一、因字讳而取祸者： （1）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海门卫官做《谢增俸表》，这篇官样谢恩文章之中有“做则垂宪”之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做《贺万寿表》，这是贺皇帝寿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案察使做《贺冬至表》，这是庆典祝贺表，而其中出现了“仪则天下”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贺表》内有“建中则做”；澧州学正孟清做《贺冬至表》，内有“圣德作则”语。以上这些本来都是一些“颂圣”性质的马屁文章，但只因沾了一个与“贼”谐音的“则”字，就入了罪过。 （2）常州府学训导蒋祺为本府做《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因“生”与“僧”近而入罪。 二、因词音而取祸者： （1）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做《谢赐马表》内有“遥瞻帝扉”语，本义是遥望帝王宫阙的门扉，表达心怀皇帝之心。却被理解为“帝非”，帝王怎么可能有不对的事情呢？诽谤圣君，杀。 （2）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做《贺正旦表》内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发”，去发为秃，这不就是变着法影射太祖做过和尚么？不死待何？ （3）亳州府学训导林云为本州做《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式君父”被理解为“弑君父”，弑杀君父，岂非谋反？ （4）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县做《贺万寿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藻饰太平”被曲解为“早失太平”，盼着国家早早失去太平，这是多么恶毒的诅咒啊！ （5）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做《贺立太孙表》，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纪元1393年）立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时的祝贺表，只因其中有一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盗”，青门则被认为是佛寺，这下就变成了讽刺太祖做和尚的经历和加入红巾军是做盗贼。 （6）以上这些人死得固然很冤，但却冤枉不过陈州州学的训导，他为本州代作的《贺万寿表》内，一句“寿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过来又找不到什么问题。然而，太祖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还是与前面那些人一起上了枉死城。 以上两大类遭到杀身之祸者，都记载于《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引《朝野异闻录》。至于因句意而取祸者，在徐贞卿《翦胜野闻》中记载如下：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大概经过以上介绍后，各位读者也可以看出这句犯了多大的忌讳。“光”、“生”和“则”都是犯了太祖大忌，这一连读，本来一句老生常谈式的颂圣句子就变成了“当着和尚骂秃子”，外带讽刺太祖入红巾为贼的过去。太祖这一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气，脖子上咔嚓一刀是逃不掉了，就连礼部官员也被迁怒，遭到严厉训斥。吓得他们连忙上表请罪，并求太祖降诏，申明忌讳，以警臣民。 于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纪元1397年），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拟定了一个《庆贺谢恩表式》，也就是一个教大家如何给皇帝写表章的规范格式。一切贺表都按照这个内容抄录，然后写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即可。是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只求保命不求文。这又是太祖变态心理所造成的一大笑话了。然而，这样的笑话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冤魂，任谁也笑不起来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狱也渐渐扩展到文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行与文字之中。 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佥事陈养浩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这种和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样写征人怨的普通诗句落在太祖眼中，却变成了动摇军心士气的不轨之心，遂将陈养浩贬窜至湖北，却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将他丢入水中淹死（就像杀韩林儿一样）。 同类事件又见于《蓬窗类记》、《消夏闲记摘抄》、《古穰杂录》、《静致居诗话》和《明史·高启传》等多书记载苏州知府魏观案，因其将府衙建在以前张士诚王府的遗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来又得到密报，说在为新府衙上梁的时候所写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龙蟠”四字，于是下令将魏观腰斩弃市。 杀了魏观，太祖还觉不足，又将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项上。据《明史》本传载，青丘是他的号，名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诗风雄健，才情高远，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洪武元年（纪元1368年）应召入仕，参与编修《元史》，为魏观写“上梁文”的时候，已经致仕居于苏州。按理说，他是与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比照杨维桢，也不该被陷入文字狱中。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何况太祖对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满了。早在高启为翰林院编修的时候，就因他所写下的《题宫女图诗》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被太祖疑为讽刺而暗记在心。如今，旧欠未清，新帐复生，太祖也就顾不得是否担上“害贤”之名，干脆腰斩了事。高启死后，其诗集也遭到毁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来刊行。高启一案，被后世称为“国初冤狱”。 如果说，这些被太祖找茬杀掉的人令人可叹，那么一个自动将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来复和尚的死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实在无话可说了。这个和尚不好好参禅念经，却为了讨好太祖，非要“知难而进”，写了一首“颂圣诗”献给了太祖。当太祖看到其中两句“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的时候，立刻下令杀了这个不长眼的和尚。因为在太祖看来，“殊”字拆开就是“歹”和“朱”，这不是在指责我朱家不好吗？那“无德颂陶唐”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骂我“无德”。陶唐就是古代传说之中的贤君尧，用尧来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却又言我“无德”，其心可诛了。从《二十二史札记》上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觉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读者又是怎样一副心情呢？ 再后来，文字狱的范围又扩大到地方官对朝廷的事务性表章之中的错字上来。兖州知州卢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兖”字被误刻为“衮”字，请求改正。结果，太祖把“衮”字认成了“滚”字，就恨上了卢熊，认为他是要自己“滚”。巧言令色的辱骂圣君，这怎么能容？结果不久之后，太祖就借胡惟庸的“党案”把卢熊给杀了。自己不认识字，却把人家给杀了，这样一个黑色幽默被记入《水东日记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觉脸面无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会演变为举国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时，明朝颁布了一系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圣孙、龙孙、皇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郎中和太医是针对民间医生，待诏则是针对从事梳头理法的行业的人。因此，在明代的医生只能称医者、医士、医人，如果谁看到一部明代背景的影视作品里出现郎中的称谓，那么尽可笑其无知了。至于理法师们，在那时则改称“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现代整容业的始祖了。这些，也是来自《水东日记摘抄》的记载。 在后世史家看来，正式可称为文字狱的时代，是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这十三年的时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洪武文字狱，十三年间，只有一人得了活命。 其实，洪武三十年还有南北榜案，也是文字狱的延伸。 倒霉的就是那个在二十九年拟定贺表格式的刘三吾和另一位主考白信蹈。 发榜之日，自状元江西人宋琮以下中第者皆为南方人，北方人尽名落孙山。 北方考生大哗，引发御案，朱元璋命侍读张信查阅试卷，结果北方人依旧无一录取。朱元璋对张信也不满意了。后来，有人告张信是受了刘、白二人的托请，故意取不合格的卷子来披阅。太祖大怒，杀白信蹈和张信等考官，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免死，充军。状元宋琮也同样被充军。 之后，太祖亲自出题监考，录61人，都是北方人。 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 刘白张等对北方人的歧视固然不对，但太祖之后又矫枉过正了。 其实，他对此案之所以态度严厉，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准的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排斥异己行为的不满。也是为日后所发生的李善长大案做一预演。 朱元璋的自卑使得文字狱空前惨烈 文字狱发展到明朝已经是高潮了还有贼、寇等等，后来推广到谐音字“则”、“生”等等。 窦娥死的时候，真的会下雪吗？ 从14世纪全球气候大异常的背景分析，也并非没有可能。有小说说,那是人死后,怨气冲天,引起的气候突变而已.嘎嘎,还好窦蛾没有修成元婴. 不过，元朝能够允许这种讽刺时弊的作品流传下来，而作者本人也没遭到逮捕、关押，可见元朝是没有文字狱的。蒙古贵族也并非没有精通汉文化的，元文宗本人就精汉文，通书画，还亲手绘制了一幅相当出色的城市规划图。元朝大诗人忽都剌的学问就更不必说了。元代杂剧之中早有24本连台的《西游记》，从玄奘之父陈光蕊赶落水到师徒四人取经归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的形象早已完备。明人吴承恩之同名小说虽然不能算抄袭，但至少是脱胎于该杂剧。许多故事根本无需原创。这比明朝可强多了。元朝海外贸易基于蒙古征服的威力，达到了宋朝所不能达到的地域，交易国超过100个（宋朝不足80）。所以，元朝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国科技在元代的成就绝不在唐宋之下。如果元朝能够维持得更久些，那么这个朝代的建树当更盛唐宋。 宋朝到了，这个朝代的文字狱在逐步升级，已不是以前那些时代的小打小敲，而是大张旗鼓，搞得热火朝天，人嚎马啸。北宋南宋两个王朝的文字狱，一个出于党争，一个出于权奸。前呼后应，愈演愈烈。 北宋的朋党争斗将政治这口铁锅烧得通红，并且也将皇帝烤得大汗淋漓，加上国家多事，战争不断，士大夫们争权夺利的声浪一浪高似一浪。皇帝既运筹无术也驾驭不力，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来应付这些杂事了，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们在等着他去治疗性饥，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似发红的灯笼在招引他去云雨巫山。国事？权利？你们去争好了。以儒文立国的北宋，科举有着较大的发展，科举这个举贤卓才的措施从隋朝开始到这里已是第三个朝代了，北宋政府自然是十分重视科举，文人们在这个时代也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之态，他们性子硬，意气盛，议论也就多了起来，这样朋党产生了，派性林立了，一改太祖太宗时期正廉之风。到了真宗时期，腐朽奢侈之风有如遍街的垃圾臭不可闻，也就是这片土壤上滋长了两派，一派以宰相寇准为首，一派以右谏议大夫丁谓为首。这场争斗，是一场关系着北宋安危的争斗。面对契丹的犯边，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护帝往江南躲避，寇准极大阻止，可丁谓极为赞成，赵恒这个不算英明的皇帝自然是赞成。结果是好人斗不过坏人，寇准被挤出相位，丁谓小人得势登上相位，并被封为晋国公，勾结宦官雷允恭，独揽朝政，实在可恶。又值得可贺的是，仁宗即位后，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可叹只可叹寇准被罢相后被贬到雷州半岛。许多时候，好人总是斗不过坏人，这不是定律，但几乎就是规则。 仁宗赵祯登位，他的智慧虽比赵恒丰富，但他无法压制大兴而起的朋党，朋党之险朋党之弊朋党之利，文章大师欧阳修的《朋党论》可谓切透肺腑，提出君子是以同道为朋，小人是以同利为朋，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此文的气势和战斗力倍受当时文人和后代文人的褒扬。此文在党争中推波助澜，波及后世，后世的党争都有人用它作思想武器，直到清代雍正皇帝还郑重其事地作新的《朋党论》以反驳欧阳修的论点。朋党有小人集结的朋党也有君子组织的朋党。前者害国，无恶不作；后者利国，惩奸压邪。那么作为一国的君主，他是重用小人朋党还是君子朋党呢？君主老爷就要看他自己的利益了。我要看朋党们哪个的话语顺耳，哪个更加忠君（他当然只看得出表面的一套）。两派的斗争自然是邪正的火拼，正党借用文字作品制造舆论攻击邪党，邪党就用对方的攻击文字制造文字狱回击，并且还要掇拾对方的私下文字采取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等卑鄙手段。 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范仲淹的力谏仁宗废后事件，至使二人被贬，成了北宋邪党兴文字狱的第一阶段，发刃者乃是奸邪宰相吕夷简和恶毒权奸枢密使夏竦，他们制造的文字狱成了一种厉害的武器，用来对付正直的大臣，真是苍天无眼，这等恶毒的手段居然时时得成。文人们干起事来就有满腹的豪情，他们的满腹文章有如阵阵蒸气要冲动政治这台笨重的机器，他们热衷政治，便有意识地写诗作文为政治斗争，为刚烈的正党效忠。从某个角度讲，文人们用文学作品来献身政治对文学本身是一种伤害，对文学的发展制造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对文人自己也是一种无情的摧残。仁宗时太子中允石介的《太历圣德诗》事件就为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的文字冤狱开了路。 说来也是伤心，文字狱总是伴着文人的安危，也伴着国运的盛衰。范仲淹被贬，缘于庆历新政之祸，庆历新政的流产主要是北宋王朝没有力佑而致，又正因为没有广施庆历新政，北宋王朝就得了个贫弱交加的疲软症。人们都在寻找出路，都在茫茫黑夜中追寻黎明的曙光，于是，天地间踏步而来一个巨人。王安石的名字便以骄傲的姿态登台亮像，变法的号角在皇朝浩荡，吕惠卿、曾布、章dun（此人我最不愿与他交往，因他害过苏轼）、邓绾等都成了变法派冲锋陷阵的枪手。有冲击派就有保守派，这一支兵团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向变法派强攻。历史潮流也确实了得，这不？郑侠使这股潮流冲出来了，他确实也是厉害，一记献图上书事件，就追使王安石退出了相位。 郑侠原来紧跟王安石，后由于不满新法，就逐渐疏远了他。中原百姓倍受旱灾之苦，郑侠把目睹的惨象绘成了一幅《流民图》，另写一份秦疏呈奏神宗，劝神宗开仓济贫，神宗得图与疏，反复观读，倍受感动，很快开仓救灾，并废除了新法中的十八项规定。神宗变法的决心发生了动摇，王安石见新法难以施行，便请求罢相。变法派没有了主子，吕惠卿、邓绾等人惊惶失措，跑到神宗面前哀嚎痛哭，终于神宗回心转意，没有废掉新法。这下轮到郑侠倒霉，御史台判他为擅发马递之罪。郑侠不甘心失败，又画了两幅图，一幅画魏征、姚崇、宋（jing）三人事迹，另一幅画李林甫、卢杞，总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图迹》呈现朝廷，占了上风的吕惠安见郑侠以李林甫、卢杞影射他，即劾奏郑侠谤讪时政，交御史中丞邓绾、知制浩邓润甫等新法派审判，结果是郑侠被除名编管汀州。宋代刑法官员流放，“编管”是第二等级的处分，最轻的是 “安置”，最重的是“羁管”。尽管郑侠被“编管”，但他们的一方毫不畏惧，御史台吏员杨忠信把抄好的《名臣奏疏》送给郑侠，以表示敬仰，吕惠卿知道自然恼火，即唆使御史知杂事张（zao）上疏诬郑侠谩骂神宗，这样郑侠的罪更重加重处分，被“羁管”英州。吕安国本想置郑侠于死地，他没被处死，我们就得感谢宋太祖赵匡胤，是他立下了不杀死文人士大夫的规矩，并有誓约藏于太庙。后哲宗赵煦继位，由高太后听政保守派得势，郑侠被召回朝廷。哲宗亲政，变法派得势，郑侠又被流放。徽宗赵佶初立，想调和两派，郑侠被召回。蔡京专权，保守派失势，郑侠又流放。为君主服务的文字狱将一位正直的大臣折磨得死去活来，郑侠的生涯充满戏剧性，颠三倒四，荣辱等身使他一生不得安宁，而他又恰恰成了斗争的牺牲品，最后穷光而死，真是可叹可哀。 中国古代的文字狱不得不提起“乌台诗案”，它的兴起，为苏轼的贬谪生涯作了开路先锋。 熙宁四年（1071），苏轼坐任开封府判官，他针对初兴的变法风潮，便为救世方针提出九个字： “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其实这九字言不管在哪个朝代都会深得人民，可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极其不满。使王安石更加恼怒的事又发生了，那是在开封考进士之时，是苏轼主考，他发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原因，苏轼是借此事来影射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吃亏的自然是百姓，败坏的自然是国事。王安石见苏轼这样待他，就唆使御史谢景温搜集材料劾奏苏轼，想尽办法打击。一个人存心要揭别人的鬼找出他的错处，不是一件难事，苏轼成了恶势力的众矢之的，要在他身上找出“劣迹”也就不是难事。御史中丞李定受王安石暗使，从苏轼的数十篇诗文中搜集了谤讪皇上和朝廷的词句有六十多处，并且涉及了苏澈、司马光、曾巩、黄庭坚等人。苏轼的《山村绝句》有一首反映了盐法之弊：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 反映青苗法之弊的有：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有了这么多“生动的劣迹”，恶势力们已是大有收获了，大文豪在狱吏的威逼下，只好作出解释。于是恶势力欣喜若狂，稳操胜券。在 “犯上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神宗下诏逮问苏轼。在狱中，他只承认那被搜集的六十多处只有《山村绝句》是咏时事的，其它的诗句根本没有什么讥讽，更谈不上什么谤讪皇上。可恶势力哪里顾得他申辩？不承认就加倍折磨，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屈认，并甘愿服法。他感到重见天日的希望已经没有了，面临人生的极限，想起了胞弟苏澈，手足就要永别了，这是何等的苦楚，身囚寒狱昏暗的光线，和着泪水向胞弟写诗遗情： 圣主如天 呵呵~~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