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受贿罪的规定

　　一、受贿罪的概念

　　受贿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它是职务犯罪中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为了弄清楚这一种犯罪，我先从贿赂说起。

　　1、贿赂

　　贿赂是受贿罪的行为客体，它不仅对于认定受贿罪，而且对于认定受贿罪与介绍受贿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贿赂，也就无所谓贿赂罪，所以确定贿赂的内涵与外延，是认定贿赂罪的关键之一。

　　关于贿赂的范围，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主要的观点：一是财物说，此说认为贿赂应限定为金钱和物品即财物；二是物质利益说，此说认为贿赂是指财物以及诸如设定债权，免除债务，提供劳务或担保，降低贷款利息，提供住房等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三是利益说，此说认为，贿赂应指财物和其他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贿赂既包括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还包括非财产性利益。认为凡是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一切有形或无形的，物质或者非物质的，财产或者非财产性的利益，均视为贿赂。从现行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分析，受贿罪中的“贿赂”应为财物，即采用第一种观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贿赂的范围有扩大之势，值得关注。

　　在基本定位于“财物”的固有意义的基础上，对贿赂罪中的“财物”大致下这样一个定义，即：能够实现物质利益的一般等价物，以及能够进行交换的有形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或者可以行使物质利益请求权的凭证。

　　2、贿赂中“财物”的三种类型。

　　根据上面贿赂中“财物”的定义，可有以下三种类型。

　　（1）金钱

　　即能够实现物质利益的一般等价物。对于金钱能够成为贿赂，自然毫开疑问，具体而言，金钱属于“财”的范畴。在实践中，如果行贿人使用假币进行“行贿”的，当受贿人在对假币不知情的时候进行收受，对受贿人应当以受贿罪的未遂论处。理由在于假币虽属于“物”的范畴，但没有使用价值，受贿人是基于认识错误而收受的，所以不能实现受贿罪构成，因而应当论为受贿罪未遂，在这种情形下，对“行贿人”不能以行贿罪论，因为假币不具有使用价值，而“行贿人”完全是在利用欺骗手段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对这种情形的应对“行贿人”论以使用假币罪论处。

　　（2）物

　　这里仅指能够进行的，有形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这与民法上“物”的概念基本是一致的。民法理论中认为，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而又能为人所支配控制的物质产品”对于贿赂犯罪中的“物”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具有有形性，就是具有一定的物理或化学属性，并且这种属性能够被现代技术测量的。有形性不等于固定性，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同样是一种物，比如：电、煤气、暧气等都属于刑法中“物”的范畴，自然属于贿赂中“物”的范畴。如果行为人以接受他人免费提供使用的电、煤气、暧气等，如果其价值达到受贿罪的定罪数额的，应当论以受贿罪，二是具有可交换性。实际上可交换性是以能够现实地可以支配控制为基础的。对于不能进行支配控制的东西，即便是有形的，也不属于刑法中的“物”。三是具有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能够通过它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3）可以行使物质利益请求权的凭证

　　将前两类作为贿赂犯罪中的“财物”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关键是对于可以行使物质利益的请求权的凭证，因为在民法理论上，这类凭证是不属于“物”的范畴的，对此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实际上从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交易形式本身就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就现实而言，易货贸易这种形式已经被现代交易方式抛弃，而钱货交易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一是现金交易的逐渐减少，代之以票据交易、记账交易等形式；二是电子货币的出现，大量的资金的划转开始通过互联网等网络进行，比如现在正蓬勃兴起的电子商务、信用卡交易等形式。从将来的发展来看，传统的交易形式会慢慢的让位于新兴的交易形式。在犯罪领域同样的变化是同步的。对于“可以行使物质利益请求权的凭证”的范围，也应当加以限制。对此可以归纳为以下特征：

　　第一，这种凭证可以证明存在一定的权利，而是一种请求权,具体可以包括：A证明存在物权的凭证，是指通过该凭证可以获得一样的“物”，至于“物”的范围与前述界定是一致的。比如，提单、仓单都属于物权凭证，通过它就可以获得单据上所记载内容的“物”，如果行为人接受他人提供的物权凭证，属于贿赂中“财物”的范畴，例如，行为人接受他人行贿的汽车，但直接收到的是一张货单，可以凭借这一单据到某仓库去取货，这里货单就是物权凭证。一些商业单位发放的购物券也属于这一范畴，因为持有购物券的人可以直接向这些单位购买商品，而不必再行支付现金或支票。B证明存在物权的凭证，是指能够基于该凭证要求他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这种义务既可以是要求他人提供的一定的“物”，也可以是要求他人提供的一定的服务。债券凭证，比较典型的是债券，如国库券，公司、企业债券。从现实上看，具有这种性质的凭证主要有：有价证券、有价票证、金融票据、信用卡、银行存单。C、证明存在一定股权的凭证。股权既有物权的性质，又有债权的性质，也可以说它既不属于股权又不属于债权，属于一种相对独立的民事权利。享有一定的股权实际上就因此享有了一定的物质利益的收益权，股权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股票，也可以是股权证。D、证明存在一定期权的凭证。期权凭证是指通过该凭证在未来可以享受一定的物质利益。

　　第二、这种凭证所记载的内容是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所谓物质利益，是指这种利益属性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是以有刑载体为介质的，可以用金钱来进行测量的利益。这种物质利益在由某一个体享有时，一般会同时满足他的精神需要，物质利益是可以有归属的，而精神利益只是对实际享有人而言是有意义的，不具有归属性，这里要区分，某一物品所代表的物质利益与它实现的是一种精神需求的关系。比如，一张音乐唱碟，它直接代表的是一种物质利益，而它的使用价值却是使人们享受精神的愉悦，在认定犯罪中，考察它的物质利益属性是重要的，而是否具有精神利益的属性是不重要的，当然它所具有的精神利益的属性可能是形成它的使用价值的因素。由此推而广之，对于记载一定债权的凭证，当这一债权的内容是一定的服务（行为）时，是否属于贿赂犯罪中的“财务”的范畴，也应当以此判断标准，就是如果具有物质利益的属性，就应当归入“财物”范畴，反之，仅仅具有精神利益的，则不能属于贿赂犯罪中“财物”的范畴。比如，为出国旅游接受他人提供的飞机票，就属于受贿行为，就飞机票而言，它所表明的是一种具有服务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这种服务所提供的利益性质是一种物质利益。

　　第三，这种凭证具有可交换性。也就是说，这种凭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转移，而只有持有人才能够根据该凭证所记载的内容要求一定的物质利益。正如前面谈到，这种凭证具有“物之替代”的作用，因而这种凭证的可交换性就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可以从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持有人可以就该凭证享受一定的物质利益。可交换性并不表明它有流通性，就是说一般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作为流通的，而最多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移转。

　　第四，这种凭证的载体既可以是书面或者其他物质形式，也可以只是一种符号，对于以书面形式或者其他物质形式记载的凭证，一般比较好理解，而对于以符号为载体的凭证则不易理解。这实际上是随着新的交易方式出现而逐渐出现的。比如电话卡，持有人可以根据上面记载的数字来进行通话，其与电信部门形成的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但是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不是电话卡本身，而是电话卡上记载的数字符号。通话人只有正确地使用了这组符号才能享受通话服务，而电信部门也必须提供这种服务。将来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形式，也就是一组符号就可以代表一定物质利益的享有权，换句话说，这一物质利益是由一组符号来证明，来实现的。

　　3、受贿罪的立法考察

　　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存在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1952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条例》是将受贿罪作为贪污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加以规定的，强索他人贿物和收受贿赂都包括在贪污罪的概念之中，没有独立的受贿罪。1979年《刑法》首次在立法上将受贿罪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此外，还规定了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从而形成了关于贿赂罪的罪名体系。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是受贿罪。可以看出，这一规定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作出了简单描述，反映了当时简明扼要这样一种立法思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启动，现实生活中的受贿犯罪逐渐增加。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的补充规定》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受贿罪的概念“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它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的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这一规定反映了在受贿罪立法上的某些变化，首先是对索取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的不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些变化反映出立法者通过扩大受贿罪的范围以适应惩治受贿罪的立法意图。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该《决定》设立了商业受贿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受贿罪的范围。根据《决定》第9条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以及其他企业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是商业受贿罪。而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以受贿罪论处。这样，就把1988年《补充规定》中受贿罪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修订中，承受了上述规定，分别设立了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使我国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更加完善。

　　二、受贿罪的主体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行刑法典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根据我国《刑法》第93条第一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款规定已经给国家工作人员空间上划空了一个范围，即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我国刑法上受贿罪主体的主要部分。

　　2、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所谓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并非国家机关人员，而是在定罪量刑时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对待的人员。《刑法》第93条第二款又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几种人员难以界定。下面分别论述。

　　(1)关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这类人员作为受贿罪的主体，其特点在于：其所在的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并且在这些单位中从事公务活动。只有上述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如果不是在上述单位。而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团体从事管理活动，则不能成为受贿罪主体。而且，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工作的人员，还必须是从事公务活动的，才能成为受贿罪主体。如果虽然在上述单位工作，但并非从事公务活动，而是从事劳务的，仍然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2)关于受委派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这类人员的特点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活动。从其所从事活动的所在单位来看，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但之所以这类人员能够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是因为他们是受委派去上述单位从事公务活动的，这里的委派，主要是指在一些具有国有资产成分的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有关国有单位为了行使对所参与的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而派驻的管理人员。这里也包括有的国家机关、国家事业单位委派一些人员到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这种委派关系来看，其权力来源在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因而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指出，这些受委派的人员，在委派之前，既可以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是非上述单位人员而从社会上招聘的。同时，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后，既可能直接任职，也可能被上述单位聘任，这些都不影响其国家工作人员的性质。最后，受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必须是从事公务。如果虽是受委派，但并非从事公务而是从事劳务，同样也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因此，在上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只有委派从事公务人员才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其他人员则只能成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

　　在认定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时，应当注意将委派与委托加以区分，委派是委任、派遣，而委托则是基于信任或者其他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1997年《刑法》中，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只能构成贪污罪，这就是《刑法》第382条第2款的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罪论”。这是刑法的一种特别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

　　（3）关于其他依法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这里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刑法的一种兜底性规定，防止有所遗漏。在刑法理论上，对此应当作出严格解释，不得任意地把有关人员解释进来。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村委会，居委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组成人员是否可以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因而可以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关于这个问题，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该《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A 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B 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C 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D 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E 代征代徼税款；F 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G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这一立法解释，采纳了上述折衷说，区分是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以确定是否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该立法解释只对村民委员会等基层人员作了规定，而未涉及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这是一个缺憾

　　在实践中，还有一个问题比较麻烦，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家属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家属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接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本人不知道）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肯定说认为，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指利用本人的职务之便，还应包括利用第三人（在主观上缺乏共同故意，而客观上起了帮助作用的人）职务上的便利，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家属以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背着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的，对于该家属应单独构成受贿罪。否定说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家属不能独立成为受贿罪的主体，理由是：第一，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从事公务的人员，而其家属如不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不具备独立构成受贿罪的主体资格；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法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解释，通过第三者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构成受贿罪的，其行为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并且必须以本人的职务为基础，如果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职务上的制约关系，也不可能独立构成受贿罪。应当肯定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严格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从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出发，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是不能构成受贿罪的主体的，只能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当然对此也应排除一种特例，即当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本人就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且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同时又利用了这种职务上的特殊关系，那么该家属就可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实际上在这种情形下家属身份是不重要的事实，对案件定性没有影响。

　　三、受贿罪的两种形式

　　根据受贿人取得贿赂的方式不同，可以将受贿罪区别为收受型贿罪和索取型受贿罪。

　　收受型贿罪是指行贿人主动交付财物而受贿人被动接收财物的行为，索取型受贿罪是指行贿人在受贿人的主动索取之下被迫向受贿人交付财物，是受贿人主动收受的行为。二者相比，显然后者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前者。对此，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已经明确规定对索取型受贿罪的从重处罚，在我国古代刑法中就规定对于“挟势乞索”、“恐揭受赇”等方式索取财物的，在处刑上重于一般受贿罪。这说明区分索取型受贿罪与收受型贿罪对于受贿罪的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1、收受型受贿罪

　　收受型受贿罪是受贿罪行为的基本形态，与索取型受贿罪相比，收受是被动接收，行贿是属于主动。所谓收受，指行为人接受行贿人主动交付的贿赂，行为人收受贿赂，可能是直接的，即直接从行贿人手中接受贿赂，也可能是间接的，即经过行为人同意或默许由第三者（如行为人配偶、子女等）从行贿人手中接受贿赂。收受不论采取直接或间接的形式，都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但收受以行为人收到贿赂，取得对贿赂的实际控制为必要，否则行贿人委托他人转交贿赂，虽然贿赂已经脱离行贿人的控制，但他人尚未将贿赂转交行为人，行为人没有实际收到贿赂，没有实际控制贿赂，就不能说已非法收受贿赂。在实际生活中存在贿赂早已脱离行贿人的控制，而收受人尚未取得的现象，因而对行贿的既遂与未遂，受贿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上，有不同观点，因此应该严格把握受贿犯罪的各个构成要件，才能准确定性，恰当处理，是否凡是接受了对方财物的，都是收受贿赂呢？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认真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有没有谋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受贿罪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履行，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受贿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犯罪客体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客观方面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利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受贿罪的行为方式有两种：
　　一是索贿。即行为人在公务活动中主动向他人索取财物。
　　二是收受贿赂。即行为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可以是不正当利益，也可以是正当利益。主动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比被动受贿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法》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就构成受贿，而不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条件。
　　受贿罪在客观方面除了有索贿和收受贿赂这两种基本行为形态外，还包括以下两种表现形式：①收受回扣、手续费。如《刑法》第385条第二款规定。②斡旋受贿。如《刑法》第388条规定。
　　以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为标准，具体确定行为人的刑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情节较重，是指犯罪手段狡猾恶劣；行为人既贪赃又枉法；受贿行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是累犯、共犯中的主犯；受贿后又参与、支持其他犯罪活动：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拒不坦白退赃；在对外活动中，向外商索贿受贿等

对于办案机关已经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及时续行查封、扣押、冻结。

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调查其权属情况，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确属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应当判决返还被害人，或者没收上缴国库，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属于被告人的财产部分，通过责令退赔和罚金、没收财产刑依法予以处置。在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财产刑后对被告人的合法财产应及时返还。

在不能对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进行区分，或被告人的个人财产与家庭共同财产混同的情况下，则应对家庭共同财产进行析产。被告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应对财产来源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能够证明来源合法的，认定为合法财产。对差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途径的，认定为非法财产。被告人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按照财产的属性分门别类划分权属比例，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第三人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提出权属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并依法处理。具有下列情形的，予以追缴：（1）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2）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3）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4）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经审查，不能确认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予追缴。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与本案无关但已列入清单的，应当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受贿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俩码事，只要他构成刑法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管他是不是为他人谋取利益了，都构成受贿罪

事情应该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
说不定他们是一伙的，有分工的。

另外,如果"收钱"是为了"办事",有事实证明,也可以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