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华罗庚爱国故事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
2、李四光爱国故事
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早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
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工作,直到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后来,一度出国,在国外仍坚持地质学的研究工作。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回国,作为新中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3、钱三强爱国故事
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年赴法国留学研究原子理论,被小居里夫妇认为他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年,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们都再三劝说、挽留。
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恶狠狠地威胁说:看他能上得了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明白。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下毒手。
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顾,与夫人抱着刚刚半岁的女儿,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4、苏步青爱国故事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
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5、王淦昌爱国故事
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早年为了支持抗日战争,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去,他就将自己家中积蓄的白银、首饰全都献给了祖国。
当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钱财十分短缺时,身在苏联的王淦昌就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十四万卢布交给中国驻苏大使馆转赠给祖国和人民。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中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踏上回国航程,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全家归国途中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苏步青的故事
著名的数学大师苏步青,自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至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才有点不太情愿地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他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回望苏步青的百年人生路,也是崎岖泥泞,故事多多,今选几则以慰读者。
故事一
公元1902年9月23日,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祖辈从福建同安逃荒到浙江平阳带溪村的苏祖善家来说,那是一件难得的大喜、大吉的日子。真是老天有眼,天官赐福。苏祖善家添了一丁,夫妻俩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有了世代务农的“接班人”。可苏祖善夫妻俩从未上过学,尝够没有文化的苦,望子成龙心切,于是给儿子选取“步青”为名,算命先生还说上一番好话,以“步青”为名,将来定可“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名字毕竟不是“功名利禄”的天梯。正当同龄人纷纷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苏祖善交给儿子的却是一条牛鞭。从此,苏步青头戴一顶父亲编的大竹笠,身穿一套母亲手缝的粗布衣,赤脚骑上牛背,鞭子一挥,来到卧牛山下,带溪溪边。苏步青家养的是头大水牛,膘壮力大,从不把又矮又小的牧牛娃放在眼里。有一次,水牛脾气一上来,又奔又跳,把苏步青摔在刚刚砍过竹的竹园里。真是老天庇佑,他跌在几根竹根中间,未有皮肉之苦,逃过一劫。
放牛回家,苏步青走过村私塾门口,常被琅琅的书声所吸引。有一次,老师正大声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他听后,就跟着念了几遍。此后,他竟记住了顺口溜,放牛时当山歌唱。
苏祖善常听儿子背《三字经》、《百家姓》,心存疑惑。有一次,正好看见儿子在私塾门口“偷听”,为父的心终于动了,夫妻一合计,决定勒紧裤带,把苏步青送进了私塾。
科学发现的故事
巴斯德(Pasteur,Louis)于1822年12月27日生于法国汝拉省的多尔,他的父亲是拿破仑军队的一名退伍军人,是个以制革为业的硝皮匠。1847年,巴斯德毕业于巴黎师范学院,毕业后,他从事化学研究,研究酒石酸盐的晶体,发现这些晶体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有隐蔽的不对称性,一些结晶是另一些结晶的镜像,正如左手和右手那样的关系。他在晶体研究方面的成就,对立体化学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后来,人们发现,巴斯德在采取制备结晶的方法时是很幸运的,要得到分离的两种结晶,必须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而巴斯德完全出于偶然,而采用了这种特殊方法,在他之后也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制出大的不对称结晶来。这正如巴斯德所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一举成名,他接到许多教授聘任书,并成为荣誉勋位团的成员。他虽然在化学方面成名,但使他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巨大成就。
1854年9月,法国教育部委任巴斯德为里尔工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在那里,他对酒精工业发生了兴趣,而制作酒精的一道重要工序就是发酵。当时里尔一家酒精制造工厂遇到技术问题,请求巴斯德帮助研究发酵过程,巴斯德深入工厂考察,把各种甜菜根汁和发酵中的液体带回实验室观察。经过多次实验,他发现,发酵液里有一种比酵母菌小得多的球状小体,它长大后就是酵母菌。
过了不久,在菌体上长出芽体,芽体长大后脱落,又成为新的球状小体,在这循环不断的过程中,甜菜根汁就“发酵”了。巴斯德继续研究,弄清发酵时所产生的酒精和二氧化碳气体都是酵母使糖分解得来的。这个过程即使在没有氧的条件下也能发生,他认为发酵就是酵母的无氧呼吸并控制它们的生活条件,这是酿酒的关键环节。
巴斯德弄清了发酵的奥秘,从此开始,巴斯德终于成为一位伟大的微生物学家,成了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当时,法国的啤酒业在欧洲是很有名的,但啤酒常常会变酸,整桶的芳香可口啤酒,变成了酸得让人咧嘴的粘液,只得倒掉,这使酒商叫苦不迭,有的甚至因此而破产。1865年,里尔一家酿酒厂厂主请求巴斯德帮助治治啤酒的病,看看能否加进一种化学药品来阻止啤酒变酸。
巴斯德答应研究这个问题,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未变质的陈年葡萄酒和啤酒,其液体中有一种圆球状的酵母细胞,当葡萄酒和啤酒变酸后,酒液里有一根根细棍似的乳酸杆菌,就是这种“坏蛋”在营养丰富的啤酒里繁殖,使啤酒“生病”。他把封闭的酒瓶放在铁丝篮子里,泡在水里加热到不同的温度,试图即杀死了乳酸杆菌,而又不把啤酒煮坏,经过反复多次的试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简便有效的方法:只要把酒放在摄氏五六十度的环境里,保持半小时,就可杀死酒里的乳酸杆菌,这就是著名的“巴氏消毒法”,这个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市场上出售的消毒牛奶就是用这种办法消毒的。
当时,啤酒厂厂主不相信巴斯德的这种办法,巴斯德不急不恼,他对一些样品加热,另一些不加热,告诉厂主耐心地待上几个月,结果呢,经过加热的样品打开后酒味纯正,而没有加热的已经酸了。
巴斯德成了法国传奇般的人物时,法国南部的养蚕业正面临一场危机,一种病疫造成蚕的大量死亡,使南方的丝调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人们又向巴斯德求援,巴斯德的老师杜马也鼓励他挑起这副担子。
“但是我从来没有和蚕打过交道啊!”巴斯德没有把握地说。
“这岂不是更妙吗?”老师杜马鼓励他说。
巴斯德想到法国每年因蚕病要损失1亿法郎时,他不再犹豫了,作为一名科学家,有责任拯救濒于毁灭的法国的蚕业。巴斯德接受了农业部长的委派,于1865年只身前往法国南部的蚕业灾区阿莱。
蚕得的是一种神秘的怪病,让人看了心里非常不舒服,一只只病蚕常常抬着头,伸出有脚像猫爪似的要抓人;蚕身上长满棕黑的斑点,就像粘了一身胡椒粉。多数人称这种病为“胡椒病”,得了病的蚕,有的孵化出来不久就死了,有的挣扎着活到第3龄、4龄后也挺不住了,最终难逃一死。极少数的蚕结成茧子,可钻出来的蚕蛾却残缺不全,它们的后代也是病蚕。当地的养蚕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仍然治不好蚕病。
巴斯德用显微镜观察,发现一种很小的、椭圆形的棕色微粒,是它感染一丝蚕以及饲养丝蚕的桑叶,巴斯德强调所有被感染的蚕及污染了的食物必须毁掉,必须用键康的丝蚕从头做起。为了证明“胡椒病”的传染性,他把桑叶刷上这种致病的微粒,健康的蚕吃了,立刻染上病。他还指出,放在蚕架上面格子里的蚕的病原体,可通过落下的蚕粪传染给下面格子里的蚕。
巴斯德还发现蚕的另一种疾病——肠管病。造成这种蚕病的细菌,寄生在蚕的肠管里,它使整条蚕发黑而死,尸体像气囊一样软,很容易腐烂。
巴斯德告诉人们消灭蚕病的方法很简单,通过检查淘汰病蛾,遏止病害的蔓延,不用病蛾的卵来孵蚕。这个办法挽救了法国的养蚕业。
巴斯德一生发明很多,对生物科学和医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次偶然的机遇,使他找到了片服鸡霍的灵丹妙药。
鸡霍乱是一种传播迅速的瘟疫,来势异常凶猛,家庭饲养的鸡一旦染上鸡霍乱就会成批死亡。有时,人们看到有的鸡刚才还在四处觅食,过一会儿却忽然两腿发抖,随后便倒了下去,挣扎几下便一命呜呼了。有的农妇晚上在关鸡窝时,还在庆幸地看到鸡都死光了,横七竖八地躺在窝里。1880年,法国农村流行着可怕的鸡霍乱,巴斯德决心片服这种瘟疫。
为了弄清鸡霍乱的病因,巴斯德从培养纯粹的鸡霍乱细菌作为突破口,他试用了好多种培养液,他断定鸡肠是鸡霍乱病菌最适合的繁殖环境,传染的媒介则是鸡的粪便。他经过多次实验,但都失败了。茫然无序中,他只得放松一下,停下研究工作,休息了一段时间。
休息几天以后,巴斯德又开始了研究实验,这时,他们发现“新大陆”了。他用陈旧培养液给鸡接种,鸡却未受感染,好像这种霍乱菌对鸡失去了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呢?巴斯德顺藤摸瓜,终于发现,因空气中氧气的作用,霍乱菌的毒性便日渐减弱。于是,他把几天的、1个月的、2个月和3个月的菌液,分别注入健康的鸡体,做一组对比实验,鸡的死亡率分别是100%、80%、50%和10%。如果用更久的菌液注射,鸡虽然也得病,便却不会死亡。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他另用新鲜菌液给同一批鸡再次接种,使他惊奇的是,几乎所有接种过陈旧菌液的鸡都安然无恙,而未接种过陈旧菌液的鸡却死得净光。实践证明,凡是注射过低毒性的菌液的鸡,再给它注入毒睡足以致死的鸡霍乱菌,它也具有抵抗力,病势轻微,甚至毫无影响。
预防鸡霍乱的方法找到了!巴斯德从这一偶然的发现中,导致了他对减弱病免疫法原理的确认,使他产生从事制造抗炭疽的疫苗的设想。虽然在他这前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但有意识地培养制造成功免疫疫苗,并广泛应用于预防多种疾病,巴斯德堪称第一人。
“意志、工作、成功,是人生的三大要素。意志将为你打开事业的大门;工作是入室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尽头,有个成功来庆贺你努力的结果……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努力的工作,必定有成功的那一天”,这是巴斯德关于成功的一段至理名言。
一天,他一边喝茶,一边看着那一动一动的壶盖。他看看炉子上的壶又看看手中的杯子,突然灵感来了:茶水要凉,倒在杯里;蒸汽要冷,何不也把它从汽缸里也“倒”出来呢?
这样想着,瓦特立即设计了一个和汽缸分开的冷凝器,这下热效率提高了三倍,用的煤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这关键的地方一突破,瓦特顿然觉得前程光明。他又到大学里向布莱克教授请教了一些理论问题,教授又介绍他认识了发明镗床的威尔金技师,这位技师立即用镗炮筒的方法制了汽缸和活塞,解决了那个最头疼的漏气问题。
一个皮革商喜欢钓鱼,他经常去的地方是纽芬兰渔场。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皮革商又来到了这个渔场。也许是因为头天晚上下过大雪,那天天气很冷,飕飕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皮革商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结冰的海上凿了个洞,然后开始钓鱼。他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钓的鱼一放到冰上很快就冻得硬邦邦的了,而且只要冰不融化,鱼过个三五天也不变味。难道食物结冰就可以保鲜?皮革商这样问自己。他开始了试验。经过多次探索,他发现不仅鱼类在冰冻条件下可以保鲜,其他食物,比如牛肉、蔬菜都可以这样做。他决定制造冰冻的机器。
李四光,蒙古族,原名李仲揆。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