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1《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他的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致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有一颗能思想的灵魂。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
两千多年前,罗马军队攻进了希腊的一座城市,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专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古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很快便死在了军队的剑下,当剑朝他劈来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在他看来,他画在地上的那个图形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宝贵的。更早的时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视察希腊的另一座城市,遇到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哲学家第欧根尼,便问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他看来,面对他在阳光下的沉思,亚历山大大帝的赫赫战功显得无足轻重,这两则传为千古美谈的小故事表明了古希腊优秀人物对于灵魂生活的珍爱,他们爱思想胜于爱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把灵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显赫的权势更加高贵。
珍惜内在的精神财富甚于外在的物质财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贤哲的共同特点。英国作家王尔德到美国旅行,入境时,海关官员问他有什么东西要报关,他回答:“除了我的才华,什么也没有。”使他引以自豪的是,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拥有不能用钱来估量的艺术才华。正是这位骄傲的作家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告诉我们:“世间再没有比人的灵魂更宝贵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跟它相比。”
其实,无需举这些名人的事例,我们不妨稍微留心观察周围的现象。我常常发现,在平庸的背景下,哪怕是一点不起眼的灵魂生活的迹象,也会闪放出一种很动人的光彩。
有一回,我乘车旅行。列车飞驰,车厢里闹哄哄的,旅客们在聊天、打牌、吃零食。一个少女躲在车厢的一角,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书。她读得那么专心,还不时地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记些什么,好像完全没有听见周围嘈杂的人声。望着她仿佛沐浴在一片光辉中的安静的侧影,我心中充满感动,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也和她一样,不管置身于多么混乱的环境,只要拿起一本好书,就会忘记一切。如今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作家,出过好几本书了,可是我却羡慕这个埋头读书的少女,无限缅怀已经远逝的有着同样纯正追求的我的青春岁月。
每当北京举办世界名画展览时,便有许多默默无闻的青年画家节衣缩食,自筹旅费,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来到首都,在名画前流连忘返。我站在展厅里,望着这一张张热忱仰望的年轻的面孔,心中也会充满感动。我对自己说:有着纯正追求的青春岁月的确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
若干年过去了,我还会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列车上那个少女和展厅里的那些青年,揣摩他们现在不知怎样了。据我观察,人在年轻时多半是富于理想的,随着年龄增长就容易变得越来越实际。由于生存斗争的压力和物质利益的诱惑,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不再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其结果是灵魂日益萎缩和空虚,只剩下了一个世界上忙碌不止的躯体。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了。我暗暗祝愿他们仍然保持着纯正的追求,没有走上这条可悲的路。
2孔子的洒脱
周国平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是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
1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
愚忠: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 (“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
滥恕: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
“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硁硁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研究孔子,如果顾及他的全人,对他的哲学或许也会有些新的认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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