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除了有政治制度占优势的原因外，日本的动员体制比中国先进得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考证，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的头号功臣是战舰“吉野号”，此舰为英国造，原来是为清朝政府定做的，后来慈禧太后要办六十大寿，海军衙门就把这笔预算转为了礼金。而日本政府打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倾全国之财力购买此舰。
而清朝政府在开战后拥有两支舰队——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南洋水师眼看着北洋水师落败，也没有调集一兵一卒前往支援。日本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治史》一书中总结说，即使李鸿章指挥得当，奋勇还击，北洋水师因为中国人的动员能力太差，也会落败。“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
日清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除此之外，北洋海军没有确立近代海军先进的战术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纵使是坚船利炮，武器精良（如上：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污秽狼籍），但部队没有组织纪律性，散漫自由，各行其是，这样的军队照样没有战斗力。日本人的断言在4年后的甲午海战中被完全证实。
海战经过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终于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挑起—场激烈的海战。
日本海军在大同江外海面，集中了12艘军舰，包括其全部精华，即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等八艘五千马力以上的主力舰和巡洋舰。
9月15日上午，北洋舰队的主力，即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大清北洋水师提督（正二品）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
16日凌晨1时，铭军的十个营共四千人分乘五艘运兵船，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
16日中午，舰队抵达大东沟，到次日早晨，军队全都登陆。
17日上午8时，旗舰定远上挂出龙旗开始返航。
11时许，北洋舰队突然发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丁汝昌登上甲板瞭望，判定为日本舰队。于是立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
11时半，吉野先发现北洋舰队，发出信号“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
12时20分，日舰逐渐接近北洋舰队。
中午12时50分，北洋舰队旗舰定远首先开炮。
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三分钟后，日本旗舰松岛也开始发炮还击。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甲午海战
人们可以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毕竟，英国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中叶已进入尾声，清英对抗是近代工业国家与原始畜牧业农业国家的对抗，军事技术的时代差距是任何因素都不能弥补的。
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能归因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落后了，因为当时的清日两国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都是靠购买西方武器来打仗的，就财富和金钱而言，中国甚至要远远超过日本（9倍）；双方对抗取胜的关键是哪一方能更合理地“花钱”。
在既无现代制度支撑、又无贤明“人治”保障的情况下，满清选择了“反向操作”，硬是把原可用于国防建设的资金挪用于防汉维稳，活生生地断送了北洋海军和近代的军事近代化。因此，从根本上讲，与种族有关的社会制度决定着军事现代化的成败。
然而，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情况是：整整116年过去了，中国国内似乎还没有在最直接的军事层面上，对那场决定百年命运的海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确实是比较遗憾的。
长期以来，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得失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国内各路学者也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
许华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中损失惨重。”
杨志本则认为：如果北洋舰队也摆出“单纵列”队形，和日本联合舰队形成同向异舷交战，战役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完全改观了。
许华、杨志本和吴如嵩等先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甲午海战失利的战术原因的主要看法，横队不仅保持队形难，做整体的转向更难，远不如纵队机动灵活。但这个看法还比较肤浅。仔细观看下面的军舰构造，就会知道，德制“定远”和“镇远”舰的设计战术思想就是正面对敌的！这个战术思想问题出在大陆国家的德国人身上！
“横队战术”确实会被淘汰，但北洋只有用于“横队战术”的军舰，仅有的“致远”和“靖远”无法单独成列啊，军舰和战斗机不一样，军舰的布局可是完全按照既定战术设计的，要北洋用老式军舰打纵队战术就像用轰炸机大空战一样，费力不讨好。
明朝俞大猷总结出“火力强弱是决定海战胜负之关键”
美国著名海军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对两千多年来海权实践所做的规律性总结：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掌握了历史的命运，海权是通过一场海上决定性会战来决定的，而海上决定性会战的胜负是由交战双方的战术火力强弱决定的。
早在明代，我国抗倭名将俞大猷就先于美国学者马汉，总结出火力强弱是决定海战命运之关键的重要结论。他在著述里写到：“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所以，马汉“战术火力决定海战胜负”的结论应该算是一个常识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陆上作战还是海上作战，在双方其他条件相差不多的情况下，都是火力决定一切。陆上作战的火力多少会受地形、地貌影响，海上作战则一览无余，除了风向、风速外，几乎是火力的纯粹较量。北洋舰队的将领们不可能不清楚这一常识。
李鸿章为什么在开战时不愿与日本舰队进行海上决战？
1891年夏，北洋舰队第二次访问日本时，北洋水师总兵刘步蟾即观察到，当时新添了松岛、严岛、桥立“三景舰”的日本海军火力已经超过北洋海军，~~
他迅速告知丁汝昌、李鸿章“北洋海军购买军舰、更新旧炮已刻不容缓”，因此，李鸿章立即向朝廷上了一份十万火急的奏折，指出：“……新式快放炮每六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贯铁数寸，实为海上制胜利器……”
由此可见，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等海军将领完全清楚“战术火力决定海战胜负”这一常识，而黄海海战的失败结局，也证明了他们的判断力非常准确，这也解释了李鸿章为什么在开战时不愿与日本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只想做“猛虎在山之势”。
日方的炮弹发射数量20~10倍于北洋水师！
根据现有的材料，以1894年9月17日12点55分开战后一小时内双方实际参战军舰为基准，经过反复计算后发现：清日双方100毫米主战火炮的理论发射数据为，日军联合舰队为46242发，北洋舰队为2368发，双方的射速比是18.76︰1。显而易见，对于双方整个舰队而言，日方的100毫米以上主战火炮发射量几乎是清方的20倍。
海战的核心是日军“第一游击纵队”4舰与北洋水师6舰的炮战，尽管日军“第一游击纵队”4舰与北洋水师6舰的总吨位之比是14784吨对14136吨，双方的100毫米口径以上主战炮之比是38门对28门，数量比为1.4︰1，看上去似乎相差不大。
但经过详细计算发现，双方在关键的一个小时里“抡圆了打”，理论上的发射数量之比却是惊人的13990︰1248，射速比为11︰1。也就是说，日方的主战炮火力11倍于清方火力！
当天的14点22分左右，北洋舰队的“广丙”和“平远”两舰赶到时，“超勇”、“扬威”两舰已经被击沉，以后一小时内双方火力射速的理论数据为：日方可发射46242颗炮弹，中方可发射4080颗炮弹，火力射速比是10.89︰1，日方的军事火力依然是中方的10倍有余。尽管实战过程中双方的发射数量小于理论计算数，但双方火力悬殊的状况不会改变。
北洋舰队的“超勇”、“扬威”两舰沉没后，日军的“第一游击纵队”4舰又先后同北洋舰队的“致远”、“济远”、“经远”、“来远”、“靖远”、“广甲”6舰缠斗。结果，北洋舰队两艘被击沉、两艘逃逸、两艘重创搁浅。
日海军炮弹的炸药威力是北洋舰队的炮弹炸药的100倍！
参考：日本“下濑火药”与1894年甲午大海战的胜负
日军不仅发射的炮弹数量十几倍于北洋水师，而且炮弹的威力也远大于北洋水师。这秘密就在于双方炮弹用的“炸药”不一样，北洋水师用的是落后的“黑火药”，这是现在鞭炮用的火药（发射药是黑火药钝化之后的粟色火药，开花弹装药是黑火药 ）。而日军用的是新式的“苦味酸”炸药，威力是“黑火药”的100倍。
具体说，黑火药的威力只有硝氨炸药的10分之一，硝氨炸药的威力只有苦味酸的10分之一，也就是说1斤苦味酸相当于10斤硝酸氨或相当于100斤黑火药！
由此可知整个舰队交战，北洋舰队损失5艘，而对方1艘未沉，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北洋舰队击中日舰不少炮弹，就是打不沉一条，原因无他，炮弹威力太小了！
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原因。
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清政府花费数百万两白银打造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一系列激烈交战后，全军覆没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张军社研究员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除了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无能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五方面的重要原因。
1、忧患意识缺乏。甲午战争惨败再次证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腐败的清朝政府对日本凶残扩张的侵略本性及灭亡中国的战争野心缺乏深刻认识和应有的警惕。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
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惟有发扬居安思危、忧患在先的精神，时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方能弭战患于未萌，保和平之长久。
2、依赖他国斡旋。李鸿章和清政府寄希望于没有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作后盾的
“公理”、“道义”，放松了军事努力。甲午战争证明，能战方能言和，和平是乞求不来的。永远不能把本国的安全寄希望于他人。如果不能自强自
立，没有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人宰割的对象。
3、 一味奉行消极避战。 甲午战争时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差别不大。
军事力量上，中国的陆军兵力多于日本，海军舰艇吨位相当。中国处于有利的防守地位。而日本侵华“大本营”在战争开始前对于能否消灭北洋水师，夺取制海权，
继而从海上输送陆军在渤海湾登陆并没有把握。然而，清政府缺乏积极抗战的战略思想，没有制定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消极避战，不敢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甲午
战争证明，战争的本质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略指导中必须注重主动进攻，消极防御必然导致被动挨打。
4、军地陆海间无合力。整个甲午海战期间，清军没有组织起严密的作战协同。既
没有实现海军与陆军及地方当局的联合作战，也没有体现出海军舰队与舰队、舰队与基地、舰队与海岸要塞的作战协同。海军北洋、南洋、福建、广
东四支舰队指挥权归当地总督，虽有海军衙门却不能调遣各舰队，无法统一实施对敌作战。这种落后的军事体制既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制定出切实
可行的海陆联合作战计划，造成北洋水师独木难支的局面。中日之间在军地和海陆联合作战水平上的差距悬殊，也是导致战场失利、影响战争的结局的重要原因。”
5、 缺乏海洋、海权意识。清政府军事思想严重滞后，海洋观念陈腐，没有充分发挥海军的战略作用，只是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没有主动开辟海上战场并争夺制海权，从而无法掌握战争主动权。
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大海战，北洋舰队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战场对垒的双方实力有差距，北洋舰队弱于日本联合舰队。但这只是最浅显的道理。表面看起来是一场遭遇战，但因为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日本舰队急于寻北洋舰队主力决战，而北洋舰队也以主力出海以备作战，所以说这场遭遇战是一场有准备的大决战。正象我们看到的足球比赛一样，两足球队的比赛，往往是在两支球队的首发主力队员之间展开，如果甲队首发阵容以0：5惨败于乙队，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两队之间不只是在首发阵容之间差距很大，整个甲队的实力肯定低于乙队的实力。这应该是甲队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交战双方的舰队都是两国海军的精锐，所以说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海军实力落后于日本海军。
战前，中日海军的实力经过了一个动态的消长过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的威力，认识到加强海防和发展海军的重要性。洋务派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先后开办军工企业，创建船政学堂，制造军舰，培养海防人才。日本同样也领教了西方军舰的威胁，更兼以作为一个岛国，有更强的海防意识。特别是明治维新后，为逞其“海外雄飞”的侵略野心，海军建设方面由幕府时期的防守型转向了进攻型。而1874年日本出兵侵攻台湾这一事件，对这两个东亚邻国的海军建设影响深远。事后，清政府上下意识到日本对中国日益增大的威胁，展开海防建设大讨论，决定将东部沿海省份，按地理区域划分为南北洋，设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同时加强海防事宜。日本也将侵台战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海军实力不强，遂决定加快海军建设。1875年，中日两国都拨出专款，向英国订购军舰，由此双方拉开了海军军备大竞赛的序幕。应该说，在这场历时将近二十年的军备大赛中，本来中国海军长时期是跑在前面的。其间虽有中法战争中11艘军舰的损失，但是仍领先于日本。以至于到1889年，美国海军的报告中，认为当时中国海军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九位，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前。相对强大的海军，对日本有明显的威慑作用，朝鲜1882年的“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国海军都快速出动，日本发现难以抗衡，阴谋计划也随之失败。购进了镇远、定远两铁甲舰后，李鸿章也是沾沾自喜。他满怀自信地言到：“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动摇之势。”为此，他曾两度派出包括两铁甲舰在内的舰队，造访日本，以望能继续威慑潜在的敌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海防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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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朝鲜冒险计划的失败，深感海军力量的不足，加快了海军扩充的步伐。天皇的所谓敕令中有：“朕认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快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的事情。”日本政府制定了长期的海军装备发展计划，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海军军费。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被日本朝野视为心头大患。“打胜定远”成为日本海军官兵的口号，“捕捉定远”也成为日本儿童的战斗游戏。1886年两铁甲舰随队造访日本，出现在日本长崎，引起了日本人的普遍嫉恨，发生了日本警察与市民围攻中国水兵的国际冲突事件。为了将来在战场上与中国两铁甲舰对抗，日本斥巨资专门建造了巨炮口径大、航速快的三艘海防舰，分别以日本三个著名风景区严岛、松岛、桥立命名，号之曰“三景舰”。
在日本海军加快发展的几年中，清政府无视战争迫近的威胁，反而放慢了海军发展的步伐。中法战争后，中国海军在发展中形成北洋、南洋、广东三支各自独立的力量。由于军费的限制，1885年朝廷就确定了优先精练北洋海军一支的方针，所以，名为三支海军，其实南洋和广东两大海军，装备极差，没有战斗力，特别是在广东的广甲、广乙、广丙三大主力舰调归北洋海军后，只剩下一些浅水小炮艇，广东海军可谓名存实亡了。南洋军舰有十余艘，但多为国产木壳中小型巡洋舰。真正能适应战时需要的只有“优先精练”的北洋海军了。而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反而未构建一艘军舰，未添一门新炮，只是从南方调来几艘军舰。结果是，我消敌长，到了1893年，日本海军从数量上，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余吨；从作战能力上，日舰舰龄短，在许多性能上却超过了中国军舰。在整体实力上，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不仅超过了北洋海军，也超过了整个中国海军，跻立亚洲第一。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早已经不再是外行了，在战争爆发前他就知己知彼地提出，北洋海军根本不是日本海军的对手，只有集中兵力尚有与其周旋或拼死一战的可能。从经远号上发出的一封家书道出了实情：“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
从双方投入战争的海军力量来看，北洋舰队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进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排水量各1000吨的轻型巡洋舰，共有大小战舰船24艘，即铁甲舰2艘：定远、镇远；巡洋舰11艘：即经远、济远、来远、靖远、致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乙、广丙；炮舰6艘：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练习舰3艘：威远、康济、敏捷；运输舰2艘：利运、海镜。舰队总排水量为4万3千吨。
日本开战后，以主力组成联合舰队，驶离日本各海军镇守府，进驻朝鲜西海岸。到“九一七”海战前，经过三次整编后，编队序列如下：本队，包括松岛（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第一游击队，包括吉野（旗舰）、秋津洲、高千穗、浪速；第二游击队，包括金刚（旗舰）、葛城、大和、武藏、高雄、天龙；第三游击队，包括筑紫（旗舰）、爱岩、赤城、岛海、大岛；本队附属舰，包括八重山、磐城、天城、近江丸；另外还有鱼雷艇母舰山城丸。一共26艘，其中装甲巡航舰1艘，海防舰2艘，巡洋舰16艘，炮舰6艘，鱼雷艇母舰1艘。总吨数约为55000吨。北洋舰队即使加上不能出海作战的运输舰和练习舰，无论是军舰数，还是排水量，都低于日本联合舰队。
从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对比，即海军整体实力、战争投入力量、现场参战力量，都是敌强我弱，上一层次为下一层次加强后盾，上一层次的实力差距决定了下一层次的实力差距，所以说，中国海军整体实力弱是“九一七”大海战惨败的主要原因。
战争爆发后，8月5日，广岛大本营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根据这个“作战大方针”，日本的整个作战部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派遣部分军队进入朝鲜境内，牵制清军，加强对本土战略要地的守卫，并继续动员陆军出征。同时，以海军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海上主力决战，夺取制海权。第二阶段的作战，视第一阶段的海战结果而定。根据第一阶段海战的可能结果，拟定了甲、乙、丙三种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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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案：如果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即派陆军由渤海湾西岸登陆，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进行主力作战。
乙案：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夺取平壤并固守，扶持朝鲜“独立”，海军扼守朝鲜海峡，并保护部队的运送。
丙案：若海军战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守卫本土，海军则退守日本沿海。
这的确是一份详细周密的计划，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这里暂且不对这一作战方针给予过多评论，只想澄清一种认识上的错误。
有论者根据这份作战方略，特别是提到了第一阶段中海战的第三种可能，就得出结论说，日本没有海战胜利的把握，进而认为中国海军实力不比日方弱，北洋舰队不是败在实力上。其实，作为作战总方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当然应该考虑到初战的所有可能结果，哪怕这种结果的概率极小。在战争中，优势一方不敢以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战争的胜利，古往今来，不乏以弱胜强的战例。但是，估计到失败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说缺乏战胜的信心，更不能由此而认为估计者力弱心怯。从这份作战计划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统帅部军事上的高度理性，如果由这份高度理性的作战计划，得出非理性的片面结论，跟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一般来说，作为侵略战争的发起国，是有强于被侵略国的军事优势的。而日本迫不及待地挑起事端，发动战争，就是因为特别看重海战在中日战争中的作用，自信日方海军的绝对优势。日方肯定评估过中日海军的对决胜算，尽管我们今天找不到这样的档案材料，但其分析不会比经远舰上发出的那封家书的评估保守——三七开，中国海军三成的胜算，日本海军七成的胜算。七成胜算对于那些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分子来说已经足够了，战争机器就可以马上启动了。
由此可见，日本雄厚的海军实力，是甲午战前的客观事实，是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铁血武装，也是“九一七”大海战北洋舰队惨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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