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怎样看待作家思想与文学创作关系的？

关于作家的思想、世界观和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司马迁主要提出了两点：其一，他认为作家的思想人格和作品的内容好坏是一致的。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与《离骚》的关系是：“其志洁，故其言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所谓“其志洁，故其言物芳”就明确地提出了作家的思想人格对作品内容的决定作用。清代叶燮在他的《原诗》中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鲁迅在《革命文学》中形象地说这两者的关系是：“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说法不同，所表述的基本意思是相同的。所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云云，则是融而为一地既是说屈原其人，又是说《离骚》其诗，真是“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两者合二而一了。

其二，司马迁提出了受辱发愤说。他认为许多文学家的成功，许多名著的出现，往往与文学家个人的受辱发愤分不开。他在《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说：“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批评史上讲的“发愤著书”说。

所谓“忍辱发愤”，这是司马迁生死观的表现之一。司马迁认为：“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认为人要死得有价值，不然就要暂时隐忍，以求干成一种大事业。所谓“发愤著书”，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受挫折、受侮辱，能够给人一种激励，能够使人的意志更加顽强，能够让人的生命放出更加绚丽的火花；其二是受挫折、受侮辱能使人的思想认识产生飞跃，能使人猛醒，能使人认清过去一帆风顺时所不容易认清的东西。试想，如果司马迁一辈子都像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仆少负不羁之行，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如果司马迁一辈子始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那他的《史记》将会写成什么样子呢？正是由于受宫刑，才使他的头脑更清醒了，眼光更明亮了，才使他更多地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美德，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黑暗、腐朽与阴私。受宫刑对司马迁的肉体与精神的摧残是严重的，但这却是使《史记》的思想内容产生巨大飞跃的重要条件。

司马迁这种“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影响，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在《调张籍》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李白、杜甫的身世呢?韩愈说：“唯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也是穷愁困辱造就了—代诗豪。到了宋代，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些虽与司马迁的说法不完全相同，但其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发愤著书”、“不平则呜”、“穷而后工”，都是说穷愁困辱是使人取得创作上成就的一种动力、一种基因；而这种理论一旦成立后，又反过来成了鼓舞坎坷不遇、身处逆境的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苏轼《和晁同年九日见寄》诗说：“仰看鸾鹄刺天飞，富贵功名老不思。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古来重九皆如此，别后西湖付与谁？遣子穷愁天有意，吴中山水要清诗。”就是用这种话头来安慰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