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把握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本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关于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规定。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对于认定案件事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办案机关应当重视口供的收集。但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在供述时往往会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口供中就有可能掺杂虚假成分，甚至是完全虚假。另外，口供具有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变化。如果办案机关轻信甚至依赖口供，不重视其他证据的收集，很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翻供，就无证定案的局面，不利于打击犯罪和提高办案质量。而且依赖口供，就极易造成为获取口供不择手段，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款规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重证据”是指要重视一切证据的收集、认定，特别是口供以外的客观证据。“不轻信口供”是指不能不经核实，不经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就轻易相信口供。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化，本款还对两种特别情况下案件的处理作了明确规定。一是“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指人民法院在判决案件中，对于仅仅有被告人有罪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刑，也就是说，不能仅凭口供定罪，即使定罪免刑也不行。这与国外一些只要被告人认罪就可以定罪判刑的规定是不同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被告人权利的充分保护。二是“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是指被告人不供述，但经法庭审理查证属实的其他证据确实、充分，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也可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 　　第二款是关于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同时，在第一百六十一条关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规定，第一百七十二条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规定，第一百九十五条关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规定中，都要求办案机关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可见，“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要求，也是审判程序中人民检察院完成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对这一证明标准的具体含义作出规定，实践中学术界和司法机关存在一些不同认识。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办理死刑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进行了解释。本条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总结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增加了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司法机关准确适用这一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条和刑事诉讼法其他条文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都要适用本款规定的条件予以认定。根据本款的规定，认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三个条件： 　　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指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犯何种罪，决定是否对其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的依据的事实，包括构成某种犯罪的各项要件和影响量刑的各种情节，都有办案机关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证明。这是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 　　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是指经过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包括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加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查证，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被认定属实。这一条件侧重于认定证据“确实”的方面。 　　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办案人员在每一证据均查证属实的基础上，经过对证据的综合审查，运用法律知识和逻辑、经验进行推理、判断，对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对于认定的事实，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只有对案件已经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形成内心确信，才能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本条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提法，并不是修改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是从另一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便于办案人员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