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

要说到归隐的田园诗，我们不得不联想到晋代的以为著名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他生在晋哀帝兴宁三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危机四伏，战争不断的黑暗时代。一心为国效力的陶渊明，作为一个诗人，活在这个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年代，其诗的风格与思想内容与之息息相关。在壮志为酬，遭受官士排斥后，以归隐来消极抵抗当时的黑暗势力。虽然他在家事军事上没有什么作为，但是在诗坛上却享誉盛名。

陶渊明的诗以其新颖的风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在诗坛独树一帜。看上去质朴自然，平淡无奇，但是细读一番后，却发现意境深远，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去考究一番，尤其是在田园诗的艺术特色上。陶渊明的田园诗，给人一种清水出芙蓉的清新自然的感觉。在艺术特色上，具体可分为三点：

一．平淡质朴，清新自然，富有韵味。胡应麟说过：陶渊明“开千古平淡之宗”（《诗薮》

）。这一艺术特点无疑与其平淡的田园风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分不开来的确。这些都体现在他在创作的诗篇上，如《归园天居》里写到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等诗句，语言质朴无华，自然平淡，仔细玩味，却韵味绵长，形象生动，给人一种强烈的立体感。又因为陶渊明追求恬静心境的意向，所以他在田园生活中经常处于一种超然物表的化境之中，也成为他的诗歌平淡自然内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形式来说，在崇尚质朴的美学观的支配下，陶渊明也为自己找到了最恰切的形式，这就是追逐艺术表现上的自然和本色。所以他的表现手法大都是白描的。他用笔不假雕饰，尽量把客观的自然风物、生活情景以及主观的体验和感受，如实地真切是表现出来。这种高妙的白描工功，常常使人不感到文字的存在，而直接接触到诗中的情景 与意境。”

二．意境丰富，情趣横生，诗中有画。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而陶渊明的诗所构成的意境是独特的。“一是，陶诗的艺术特点是在形似和神似高度统一的前提下，以写意为主。诗人往往突破景物外在形象的局限，不着意外形的摹拟，而是以神写形，着重反映诗人的气质和神韵，一次，诗中所选择的景物，有时并非实有之景，而只是诗人借以抒情的一种手段。如“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典阿作》）中的“高鸟”、“游鱼”就是信手拈来之物，并非实有之景。即使是诗人眼中实有的景物，一旦摄入笔下，也融入作家浓郁的主观色彩，使之成为“为化的自然”（马克思语）。二是，将景、情、理融为一体，不仅以景悦人，以情感人，而且以理警人，给读者以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感受，如《饮酒》诗之五，在轻轻点染南山景物之后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里诗人把对自然景物的观赏与自己领略的人生“真意”很自然地联想起来，即“意与境会”，于是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哲理境界，而且达到了景、情、理的和谐统一。三是，陶诗的意境充满了情趣。胡应麟说陶诗“以趣为宗”（《诗薮》）。清温汝能也说：“陶诗多有真趣”（《 陶诗汇评》）因此，真趣标志着陶诗意境的重要美学特征。

其次，陶诗的意境是运用移情入景的方式来生成的，如《归园田居》里写到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等诗句，反映了陶渊明一生热爱自然追求自由，躬耕田园。“这首诗既写自己本来不“适俗”，不肯追求名利的庸俗世人同道，又热爱山林田野，所以一旦辞官，归隐田园，心情是平和舒适的，在他的笔下，田园景物都带上温暖和谐的色彩，有一种摆脱束缚，自由生活的气息，实际上陶渊明家境并不富裕，他自己还要参加一些田间劳动，但是他的笔下，他所塑造的田园形象之中，浸润的却是他满意舒适的情感，以致诗歌所营造的艺术意境，已是美化了田园”

三．诗歌慷慨激昂，风格清新遒劲，豪放有力。冲淡是其艺术风格的基调。从陶诗如《拟古》《咏荆轲》《饮酒》等诗篇中可以看出，陶渊明的诗似柔实刚，绵里藏针，于冲淡之中寄予着浩宕之气。朱熹也评价他的诗说：“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诗人在作品中以满腔的义愤，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统治者，表达强烈的反抗和不满，抒发感时忧国的壮怀，让我们在诗中听到诗人的心在激烈跳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陶渊明的田园诗的艺术特色是，质朴自然，平淡清新，语境含蓄而深远。“因此，钟嵘说他“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朱熹也说他的诗“平淡出于自然”，不过，这似乎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尽管它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剖析，就会发现，诗人常常融主观感情于常见景物之中，构成含蕴丰富的意境，这种意境“初见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苏轼语，《冷斋夜话》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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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不仅在哲学思想、人生观上是任自然的，在实际生活中更是处处流露出不随世、不顺俗而顺乎自然天性的性格特征。
　　陶渊明的一生先后共有五次出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士人所要面对的重要人生抉择，因为这一抉择直接关涉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奉身而退、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人，他们的心灵深处也未尝没有建功立业、力登要路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正是由于渊明的率真，这种动态平衡、这种激烈交锋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透彻，也更为淋漓尽致。他的可爱与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出仕原因的直言不讳：“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萧统《陶渊明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归去来辞序》）。但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确实，对于归隐还是出仕，渊明是经过反复抉择的，其中的经历也颇为曲折复杂。“研读陶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某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理。”（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