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将曹操描写为一个汉朝的篡逆者，其实并不公平。
东汉时期，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步入建安年代，东汉朝廷早已无可救药。对此，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评论道：“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
董卓擅行废立，刘焉自造龙袍，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的乱世中，曹操一直保持了对朝廷的尊敬。
早在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就有人阴谋推翻汉灵帝另立新主，拉拢当时任议郎的曹操时被其拒绝；联军讨伐董卓时，与其他人观望顾虑相比，曹操身先士卒奋力进取；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韩馥袁绍等人又想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再次为曹操所拒绝，并明确提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你们可以去听那个北方幽州牧的，我依然忠诚于西面的汉献帝；李催等人祸乱长安，献帝一行狼狈从他们手下逃命时，漠然无视者有，趁火打劫者有，落井下石者也有，曹操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动迎接献帝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二月，吴魏合作击杀关羽后孙权上表劝进称臣，曹操也不听："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在火上烤啊！"。这一系列的言行中虽然有曹操的慎重权谋，但客观上不能否认是对朝廷的尊重。
至于曹操诛杀董承(原为董卓女婿牛辅部下，按照三国演义看出身的标准应为“漏网之鱼”)伏完等皇亲国戚，毕竟是他们动手于前曹操反击于后，难道能指望曹操高高兴兴地等死吗？况且，东汉的败落就是败落在外戚宦官的手里，目睹着天下如何大乱的曹操对此一清二楚。诛董承杀伏完的同时，曹操也规定了自己“后宫”的人一律不得干涉朝政，即使对亲儿子曹彰等人也是“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才高八斗的曹植为人放荡，曾私自“开司马门而出”(注1)，他的车夫(司机)立刻就被处死(曹植失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违法乱纪。曹丕或许是有贼心没贼胆，曹植则根本不把当不当贼当回事)；曹植的妻子衣服太华丽，违反了自己提倡节俭的命令后尽管是儿媳妇照样砍头(狠是太狠了)。综合这些回头看曹操诛杀董伏等人，客观上有避免重蹈覆辙之意，并非单纯的以牙还牙。
曹操虽然大权在握，但一直尊重汉献帝权威，甚至自己的生死也交在献帝手里。曹操晋见献帝，都按照当时三公见皇帝的惯例，左右有虎赉手持利刃相随。建安十九年，曹操诛杀伏完的同一年，献帝曾对曹操说：“您如果认为我值得辅佐就请辅佐，不能的话也随你。”那时献帝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将曹操杀死，曹操听到这样的言语后大吃一惊，汗如雨下(此后曹操真的不敢上朝了)。当然，曹操回去后一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杀掉献帝，但是献帝没有下令杀曹操，曹操也没有因此对献帝有什么不恭。由此可见，献帝对曹操还是比较信任的，至少认为1，他，或者说这个天下还需要曹操；2曹操不会加害他。不明白为什么类似的话，刘备对诸葛说出来，就是赤胆忠心，而献帝对曹操说出来，就是欺君罔上。曹操说过的“设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实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客观地说，应该称曹操是东汉王朝的终结者和继承者，他让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安祥地渡过了最后的岁月并顺利地继承了其“遗产”。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
个人认为，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
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公元166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公元182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
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的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社会主义？)，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毛邓江都头疼的顽疾，温相又打算如何应对？嘻嘻)。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
这些三国演义中不曾提及的“鸡毛蒜皮”之厉害 【确实，演义中不曾提及这些，但细细品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厉害的】，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反映出来：
第一，曹操在汉中打过两仗，先战胜张鲁后败于刘备，但由于北方的元气恢复他前后顺利地从汉中武都等地迁出了十三四万户人口(虽有利诱不曾威逼)。以一户人家四口人计算，这就是五十多万。想想蜀汉投降时不过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就能明白这对刘备是什么样的釜底抽薪！毕竟，兵民是抗战之本。
第二，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吕蒙提醒孙权，曹操在皖城(即庐江)一带屯田，如果坐等他们收获，无异于如虎添翼。因此东吴趁雨季来临水军来去自如之机，孙权大动干戈亲征皖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吕蒙甘宁全上阵后俘获太守朱光，迁(说得难听点，劫)数万百姓回吴。有统计称，孙策孙权兄弟曾先后四次打到周瑜的故乡淮南舒城一带，但毫无例外的是劫掠而还。因此周瑜的老家出现了这样的滑稽：曹魏拼命建设大兴土木，孙吴拼命破坏杀人越货(呜呼，我为公瑾一大哭！)。
曹操之后的曹丕曹睿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但却基本上萧规曹随贯彻了这些政策。后来曹真张合司马懿之所以能够屡次在祁山等地把战术上没有什么错误的诸葛亮拖垮，就是因为他们“内力深厚”有充足的物质保证。
与之相对应的是，吴蜀这方面的建设乏善可陈。蜀中是因为先天条件优越，境内已经有了都江堰这样的杰作而无需画蛇添足劳民伤财，尚情有可原。
东吴则完全是败笔。
东吴曾两次在丹杨填建湖田，兴建浦里塘。永安三年（魏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初建，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却因为未能在枯水时施工，导致风急浪高而淹没墩基，结果是“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第二次重建，仍然失败。难怪后世不得不在江南广开运河及兴建水库。江南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三国时的农业水准却相当低下，连牛耕等北方早已是常识的东西都未能普及，又没有水库潭池等可供水灌溉的水利建设，其生产效率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百万雄兵也得饿肚子，又怎么能争霸天下？如果说曹魏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那么蜀汉是保本，东吴则是一屁股债。
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宰相刘罗锅中旧官服一集的创意，是否来源于此？)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相比之下，刘备孙权的晚年则是昏聩糊涂。《三国志?刘备传》注引《典略》记载：“刘备称汉中王，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而对孤军奋战的关羽却...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后来成了陈群劝谏曹睿弃奢华罢宫室的反面教材：“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后来的夷陵之战中刘备的表现，就更惨不忍睹了。孙权的“老糊涂”就更多了，甚至不老的时候都有些糊涂，以至于张昭以纣王的“酒池肉林”加以讥讽。后来孙权在太子废立上的胡来更是把群臣弄得四分五裂无所适从，已经成了笑柄了。关于曹操的人才政策，因为前面已经有所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地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无愧于陈寿“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论。
注：关于以上观点，本人大致赞同，但有一段话，值得推敲一下。
原文如下：
“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
按本文观点，人口从五千多万降低至七百万，其中少部分人是战死的，杀死的；大多数人是饿死的，病死的。
对此，袁腾飞老师（《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一书的作者）曾做出解释：
东汉人口是五千万，到了三国的时候变成了七百万。我滴妈呀！原子弹也没这么大威力吧。人都死了吗？其实不全是，大部分是藏起来了，也就是不在政府编册之内，没上户口。等战乱结束，这些人就又都冒出来了。
关于这两种观点：到底是饿死了这么多人，还是藏起来这么多人。
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个人表示倾向于后者。
另外在说一下，有些广为人们错误认识的问题。
刘备爱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带着新野的百姓一起逃跑。
其实这个爱民未必是100%真心的。
之前他带着百姓跑，后来听探子来报，说曹军马上就追到了，立刻吓得不管百姓自己跑了，连老婆孩子都不管了（很像他祖宗刘邦啊）。
可见他的爱民，有一定作秀的成分。
当然，即使如此，也比很多诸侯要强了。很多诸侯连作秀都做不到。
而曹操呢？官渡之时，他预料到袁绍可能会屠城，于是也带着百姓撤离。
三国演义没写这段，但史书上却是记载了的。
为什么刘备带着百姓逃跑就是爱民，曹操带着百姓撤离就没人提呢？
还有证据证明刘备是“伪爱民”。
曹操到处兴修水利，发展屯田，为民生做出贡献。
而刘备呢？早期爱民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做出爱民的样子来笼络人心。
等他拿下西蜀后就不一样了。看看他拿下西蜀后做了些什么：
首先是下令搜刮蜀中百姓，大赏百官！
多亏赵云及时劝阻，才没有真的这么干。
这时候的刘备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不想再“作秀”了，想要“享受”了。
他修造从成都到白水关的百里长亭，仅为自己享乐。
而百姓刚刚打完仗，正是 需要修养的时候啊…………
尤其是，荆州的关羽正在苦战，眼看就要完了，而刘备居然在修造享乐长亭！
看曹操，提倡节俭，以身作则，一辈子发展民生，从未间断。
唯一一次屠徐州城，算是个污点。但那是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杀了，大怒之下做出的不理智行为，也可以理解的。之后曹操对徐州做出了免税等一系列措施补偿百姓。
到底谁是真爱民，谁是伪爱民呢？
答案不言而喻。
还有个问题，就是曹操的那句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句话实在太坏了，简直没救了。
可实际上这话也是演义编的。
真实记载，应该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
演义中硬是加上了“天下”二字，意境全变了。
这是演义造成的曹操的冤案。
我们研究这些历史人物，一定要抛开演义，正视历史。
论曹操
西晋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称曹操“建元功于九有，故举世之所推”。 唐太宗李世民在《吊魏太祖文》中称赞曹操“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当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德代”。
曹操形象的根本性的转变出现在宋代。苏轼《东坡志林》就提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即快。”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曹操的形象在广大百姓的心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理学家朱熹对曹操进行攻击：“只有先主名分正，曹操自是贼”（《资治通鉴纲目》）。陆游诗中也有“帮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句子。再到后来又逐渐出现了丑化曹操的剧目，这一点在元代的杂剧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元代民间艺人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中对于曹操的丑化，则更加说明曹操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被大大贬低。罗贯中最后来了个集大成，他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对于曹操的塑造，更是令曹操的奸臣形象活灵活现，深入人心。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主要是由于民族矛盾引起的。
从宋代到元末的几百年间，汉族屡遭外族的残酷压迫和统治，使得汉族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有了“还我河山”的愿望。这种社会现象反映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之中，就突出地表现为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作品的出现。而当时的作家又以当时最为流行的三国故事作为题材来体现“人心思汉”，把刘备、诸葛亮的蜀汉政权当做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怀念，而把董卓、曹操之流看成是残暴的统治者而仇恨，加上在历史上曹操也的确有过类似的劣迹，因此，曹操也终于由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花脸奸臣了。
像刘备、孙权之流又何尝不是像曹操一样置民众之生死于不顾？被后世尊为正统的刘备，不也是曾经“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
孙氏父子三人，为了达到其逐鹿天下的目标，不也四处征讨，杀人无数吗？袁术、袁绍、刘焉之流，又哪里让人民享受什么好日子，但唯独曹操为千夫所指，岂不怪哉？
曹操曾经写出诸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来表达他对乱世的忧心和对民众苦难的悲悯，这不正说明他对于太平生活的一种渴望吗？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如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所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而在这样一个改朝换代已经毫无悬念的局面之下，曹操终其一生，虽三分天下有其二，却始终保留了他汉臣的名分，如此气魄，岂是奸臣二字所能涵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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