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关开国大典时的故事..要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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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为了这次盛典的顺利举行，多少中华儿女付出了无数心血。5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才得到了披露……
　　庆典场地的选择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记载了开国大典的三大项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和焰火晚会。
　　当时关于庆典场地的选择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将庆典活动安排在天安门，理由是：天安门地处北平市中心，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无疑会增加热烈的气氛和效果。另一种方案则是在西苑机场，理由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
　　兼任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经过再三斟酌后，决定将庆典的场地定在天安门广场。针对国民党空军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可能进行的空袭，周恩来指示：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集中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在北平的四周布置用于防空的高射炮群。
　　在得到中央的同意之后，周恩来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迅速修整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
　　当时的天安门城楼的城墙斑斑驳驳，城楼上散落的是残砖断瓦，梁柱上积满了野鸽子的粪便。广场上除了成片的杂草以外，还有成堆的垃圾和与垃圾为伴的苍蝇、老鼠。
　　得知开国大典将在北平举行的消息之后，北平各界人士和群众无不欢欣鼓舞。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时任市委书记的彭真宣布了整修开国大典主会场——天安门广场和城楼的决议。
　　9月10日是星期六，这一天天还没亮，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就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中。到了下午的3点钟，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数就达到了6000多人，其中有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饭店的服务员，有在北平读书的大学生，负责维护城市秩序的北平市纠察总队的指战员们也加入了义务劳动的行列。
　　不到3个小时，他们填平了300个大坑，运走了堆积在广场上的垃圾，打扫了天安门城楼的鸽子粪，补修了沥青石渣路面1600多平方米。
　　在短短的几天之后，广场上的垃圾、杂草消失了，腐臭味也消散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
　　阅兵部队的训练
　　当北平人民向垃圾宣战的时候，开国大典的阅兵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7月上旬的一天，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等受阅部队负责人的汇报。汇报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用郑重而诙谐的口气说道：“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中央军委把阅兵总指挥的担子交给聂荣臻是有原因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聂荣臻十分注意军容风纪，即使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他的风纪扣也总是扣得紧紧的。聂荣臻不但自己以身作则，他对部队的要求也很严格，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后，警卫战士一听见聂荣臻的咳嗽声，就会赶紧下意识地整理军装。
　　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无论是军种、兵种，还是规模上，都是最多最大的一次，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16万。
　　参加受阅的海军代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组成；陆军代表队由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组成，其中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和坦克车团。参加受阅的步兵方队，则是20兵团67军的199师。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盛大而又空前，负责阅兵训练的杨成武不仅查阅国内外有关阅兵的资料，他还找其他的解放军将领虚心求教。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早年曾留学苏联，了解莫斯科阅兵的情况，他对前来请教的杨成武介绍了有关细节之后，又概括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叫马粪蛋外面光！”
　　这个诙谐而生动的比喻，逗得杨成武笑了起来。
　　当访问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时候，他用惯有的大嗓门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的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7月，正是北平的盛夏，199师的一万多人马全部集结在北平市郊。按照阅兵指挥部的要求，步兵师在阅兵的时候出12个方队，每个方队由144名指战员组成。这样，全师有80％的人将无缘参加开国大典。
　　训练前的准备已经基本就绪，但是，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已经有22年战史的人民解放军，居然没有一本关于队列训练的条文和规范动作的准则。他们拿什么作参考呢？是国民党的条例，还是苏联的？最后还是按照刘伯承那个操典进行队列训练。在队列训练期间，齐步正步是这样规定的：一步迈出去70厘米，高度15厘米，这是齐步，正步高度是30厘米。每一步幅度是多大距离有规定，兵与兵，方队与方队，间隔距离一点也不能差。三伏时节的炎炎烈日照在天坛公园，公园围墙外的空地上是整理过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199师的官兵们在这里开始了严格的分列式训练。谁也怕在练兵过程中把自己刷下去，那就见不到毛主席了。
　　一转眼就到了8月1日。这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给新成立的特种兵部队授旗。特种兵部队属于陆军序列，主要包括礼炮部队、骡马炮兵以及装甲兵。
　　听说受阅部队的训练非常艰苦，爱兵如子的朱德总司令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赶到受阅部队的驻地，去看望正在训练的指战员。回到中南海，他吩咐有关部门给参加受阅的官兵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
　　开国大典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升国旗、鸣礼炮、奏国歌。鸣礼炮的山炮当时大概就这么两种：一种是日本的叫九四式，开架式的，一种是阎锡山造的那个山炮，一三式。
　　骑兵代表队，由华北军区骑兵三师组成，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训练刚开始，细心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就想到了一些小问题。他问特种兵的参谋长李健，检阅的时候，万一战马失了前蹄怎么办？马拉下的粪便又怎么处理呢？李健回来后就召开诸葛亮会，战士们七嘴八舌，并想出了解决办法。
　　战车团把训练场摆在了北平西郊的荒地里，指战员们跟一辆辆缴获的日本坦克较上了劲。练不了一阵，坦克开不动，马上回去要抢修了。最不好办的是通讯工具，坦克与坦克之间，指挥是靠电台的，有的坦克当中的电台全坏了，有的电台不灵了，部队又找不到日本原装的电台，怎么办？
　　指战员们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土办法，那就是用动作沟通彼此之间的联系，具体方法是：车长站在坦克炮塔里的上面，驾驶员在下面，车长用脚踩驾驶员的肩膀，踩一下，方向往左，踩两下往右，用这种办法来修正坦克之间前后左右的距离。
　　阅兵曲的选用
　　担负着为开国大典和政协会议演奏重任的军乐团，被人们称为“礼乐之神”，是一支由200多人组成的联合军乐队，由罗浪担任总指挥。
　　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罗浪，抗战前期曾经到上海求学，17岁时到达延安，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1939年，他到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来，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
　　就在联合军乐队投入训练的时候，有一天，阅兵指挥部召开了有苏联专家参加的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采用什么样的曲子作为阅兵典礼乐曲出现了分歧：第一种意见是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第二种意见则是用苏联的阅兵曲。
　　轮到罗浪发言的时候，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是不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已经用过的一些革命歌曲改编的军乐曲子，来作为我们这次阅兵的典礼用曲。会上对此事的争论颇为激烈，鉴于意见一时难以统一，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和群众游行的乐曲曲目上报中央。
　　很快，毛泽东就作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决定采用罗浪所报的《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进行曲》等5首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阅兵曲目确定下来以后，为了使其达到适合典礼使用的音乐，罗浪挑灯夜战，连夜对乐曲的旋律和配器进行了修改。
　　空军也要出动
　　1949年9月1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
　　在此之前，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根本就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为什么现在又提出空军也要出动呢？原来，在1949年8月15日，解放军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已经在北平组建了，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
　　9月上旬的一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来到南苑机场上，随着巨大的轰鸣声，9架战斗机相继从跑道起飞，很快就在空中调整成品字队形，并两次通过机场上空。在地面观看飞行表演的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拍手叫好，为飞行员加油鼓劲。当飞行表演结束后，朱德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
　　以后又增加了两架“蚊式”战斗机。这种飞机是英国造的，它的机身是木头制的。几天以后，又有3架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两架教练机纳入了受阅飞行队。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
　　1949年9月30日这一天晚上，有多少人在兴奋和等待中度过了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啊。
　　当晚10时，周恩来到了天安门，对城楼的布置工作做最后一次检查。当看到挂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下面写有“毛泽东同志”几个字的时候，他立即派人找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周恩来说，这个不能要，因为开国大典呀，要很严肃呀。他问这是谁画的。钟灵说中央美术学院周令钊教授。周恩来说改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令钊小心翼翼地用颜料把画像下面的几个字盖住。周令钊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10月1日的凌晨。
　　修缮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它面前的广场，正迎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