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