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对亨廷顿的观点的反应是敏感而及时的,且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复杂的论争,以至于"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已大有从一个"敏感"的学术命题,转变为一个"敏感"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之势。正因如此,我们打算从亨廷顿的观点本身和哲学、国际政治学方法论的角度谈以下三点。 对亨氏"文明冲突论"之价值评析,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 对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学界乃至政界对其评价是"结论失当"。 如果要在"适当"与"失当"之间做出选择,给亨氏理论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说法",笔者也会说,亨氏的看法失当,是片面的,有失学术的公允、严谨,偏颇太大,如此这般。但是,亨氏的观点,不仅仅是一个"适当"与"失当"的"理论结论"问题,而更是一个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理由如此: 其一,任何一种观点、学说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要求和价值选择上,因此,亨氏的观点、学说正是基于对利益与价值作出双重权衡和选择后,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而提出。我们在理直气壮地批判他人的观点,说他的看法错误或"失当",他的论据不全面、不充分,论点不能成立时,更应当揭示其所代表的利益观和价值观,他的理论可能给世界上各国及未来国际社会带来何种"利益"、"价值"和"秩序"。因此,未来国际中的真实的"利益安排"、"价值标准"和"秩序结构",也就由亨廷顿的"明确提醒",特别是由于他从文化大视野这一角度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本身作出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提醒"之后,更应当注意其观点的实质,表达自己的科学的构想,促进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学向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其二,前述亨氏的主要观点和他的文献所详尽地表明的他在"文明冲突"方面的全部观点,都能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中找到"支持"或反对的理由,而笔者更关注的是,亨氏作为著名学者,对我们作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的哪些提醒或警示,从而作出相应的反应。在笔者看来,亨氏的"提醒"有六个方面,两大作用。六个方面是:在冷战中形成的国际政治诸要素还会在后冷战时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前沿关注着什么;美国的战略思想动态和实际战略选择将会走向何方;文明这一"软要素"的国际政治地位和价值到底如何;正在奋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拼搏的中国,别人怎样认识我们,我们在怎样、应怎样认识别人(国)和世界;中国的国际政治理想和抱负(应)是什么,能实现吗?两大作用是:活跃了我们的学术,使国际政治学更具活力,尽管其中产生了一些不谐迹象;激活了我国的实际国际政治抉择,尽管这些年我国政界仍主要遵循邓小平同志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定下的方略-颇具特色的中国国际战略,但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显然引起了我国高层政界的注意,并潜在地作出了和将会作出政治上的回应。塑造"文明和谐"的理想世界是否可能? 在亨氏的"文明冲突"的主张中,本已包含了少许"文明和谐"的因子,他既声称文明冲突是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又声称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最可靠。 "文明和谐论"确实值得关注。因为,人及人类的本质规定性在于"社会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于是社会的动物),而文化或文明是社会性中的精神物质总体。因此,能否有文明的和谐,并最终生长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事关人类整体。 首先,除了文明间所业已存在的冲突之外,文明间过去的历史是否表明了"和谐存在"?很显然,文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相互的冲突,更有和谐共存,即使冲突,也往往可能产生更优秀的文化混生物,形成文化在冲击中的交流、融合和生长。因为,万事万物皆有冲突发生,皆有共存共处之状况,皆有斗争中的消灭、新生和发展。哲学原理和客观事实几乎都能证明这个简单真理。 其次,中国本身的文明史就充满了不同文明的交融和生长,的确是一个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过程。因为文化(文明)的交融,中国文化才自强不息;因为文化交融,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文明变更与文化重振的艰难双重奏,这个艰难的双重奏会使中国文化再度涅磐、新生。 为什么世界中的文化(文明)不会由这样的"冲突"向着那样的"和谐"而升华呢?
我有一个文档《文明的冲突讲解》,要的话发到你的邮箱,内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