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文化精神内核分析
摘要：
湘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大文化中的一支独具风采的区域文化，它成长于辽阔富饶的三湘大地，糅合了中原文化与楚蛮文化的芳馨神韵。其赖以生存的精神内核包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理想追求，崇尚科学、无私奉献的人生态度和勤俭质朴、淳厚自信的风尚性情。湘楚文化因代有传人，数千年来始终保持了长盛不衰、生生不息的精神活力。
关键词：湘；楚文化；源流；精神内核
楚文化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川及其周边地区，曾经影响到大半个中国。湘楚文化与荆楚文化、巴楚文化一样，同属于楚文化的重要支脉，且因承传楚文化的主旨并形成于浩瀚楚域之湘资沅澧而得名。当然，作为华夏文化的源头，中原周文化的历史显得更为久远，它像婉转雄浑的黄河滋润了中原九洲。荆湘楚文化则糅合了中原文化的神韵和楚蛮文化的芳馨，犹如绵延清丽的长江给荆楚大地以濡养。它与东邻西里的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都是开放在上古长江流域的最为绚丽的区域文化之花。
楚蛮文化诞生于“三苗之居”。“三苗”是一个族类繁复、部落众多的族系，包括楚人和部分越人、濮人等等。春秋时期，“楚介江淮”；战国时代，“楚地千里”。“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是为“三苗之居”。《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都曾指出，楚人是祝融的后裔。祝融系高阳氏颛顼之后，任高辛氏帝喾的火正。火正的重要职责是观测天象，以正农时；春时“出火”(传播火种)烧荒以备耕种，冬时适时“内火”（保存火种）以备来年之用。由此可见，楚人的先祖是我国上古时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据《尚书•尧典》记载，祝融之后的羲和也是“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司天之官。他们是人们心目中的火神与农神。对于祝融的功绩，西周郑国的史伯赞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南岳衡山祝融峰，既是祝融观测天象以正农时的处所，也是后人缅怀和祭祀火神祝融的地方。
到了商代，殷人将祝融部落称之为“荆”。《诗•商颂•殷武》写道：“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根据《诗经》的记载，当时祝融部落既受到殷人文化的熏陶，也遭到殷人武力的镇压。直到商末周初，荆人残部西迁丹水之阳，在酋长鬻熊的率领下，背弃日趋败朽的商纣，亲附如日初升的姬周。鬻熊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灭商有功，其曾孙熊绎被周成王分封于楚蛮之地，于是才有了“楚”这一正式的国号兼族号。
考察湘楚文化的源流，从历年发掘出的文化遗存中我们发现，洞庭湖西北部即常德地区的沅水、澧水中下游的原始文化，从属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序列，与鄂西的沮漳流域的文化序列非常接近。沅澧中下游的原始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不断产生变化的同时，几乎于西周早中期便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绎所封丹阳的地望，虽然目前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但较多学者根据枝江、松滋发现的遗存，认为其位置应在枝江一带。毗邻松滋的湖南常德、益阳，可能同属孕育楚文化成长的土地。例如位于澧阳平原的彭头山遗存，距今已有8000多年历史，在城镇建设和水稻栽培方面都表现出很高的文明程度。
洞庭湖东部地区在西周的早中期，仍属于古越文化的分布范围。西周晚期即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春秋时，“楚文王迁罗子自枝江居此（即今长沙市，建罗子国）。”从此，楚文化在洞庭湖东部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考古资料还显示，春秋晚期，楚人进入湘西、怀化、邵阳及益阳安化、常德桃源地区开发资源。至此，楚文化几乎遍及整个湖南。八十年代初在资兴发掘出一批既有楚文化风貌、又有越文化传统的战国墓群；九十年代在湘西发现兼有巴、楚文化因素的墓葬。这些资料证明湘楚文化在融合其他文化因素过程中，已具备明显自身特征并逐步形成楚文化范畴的小区域类型。到了战国中期，楚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进一步南移。可能是楚灭吴后，出于与越对抗的需要，长沙开始成为楚国南方边陲的要塞，益阳、常德、湘乡、衡阳、资兴相继出现楚人的军事驻地。楚灭越后，湖南更是楚国稳定的战略后方，经济、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直到战国晚期，由于秦文化的扩展，楚文化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 ericson123 2007-4-6 20: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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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湘楚文化精神内核分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统一。楚文化作为单一性的民族文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支即其区域文化之一，湘楚文化以其反映湖南人独特的心理与行为模式和以其独树一帜的精神内核，千百年来，始终激励和鞭策着三湘儿女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为着湖湘大地的兴旺而奋斗。
梁启超先生在《新民说》中有一段关于民族精神的精彩论述：“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简言之，“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出来的心情和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这就是民族传统，这就是文化遗产。以此衡量湘楚文化的精神内核，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表述。
一、荜露蓝缕的创业精神，天下均平的理想世界
《史记•楚世家》曾经记载了一段析父的评语，它客观地反映了楚国草创时期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周成王将其一块鞭长莫及、方圆五十里的蛮荒之地封给熊绎，楚部落从此就在这片穷乡僻壤上耕垦、繁衍、奋斗、创业。经过500余年的开疆辟境、积聚发展，至楚庄王时，“并国三十六，开地三千里。”到了春秋晚期，楚国的军事、政治势力越过长江、洞庭，征服了洞庭湖以南乃至两广北部的“荆蛮”、扬越等土著民族，“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终于成为称霸诸侯、雄视齐秦的泱泱大国。
给予楚人人生理想极大影响的莫过于道家的“积弱图强”、农家的“君民并耕”思想。鬻熊不仅是楚国的开国元勋，也是道家哲学的开山人物。后人曾将其口传语录记叙成文，形成《鬻子》一书。书中主要论述了为政之“道”，《汉书•艺文志》因此将其列为“道家”。《鬻子》指出“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鬻熊提出的“道”，首先具有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这就是平治天下、“为天下福”。其次，基于初始时期的楚国“辟在荆山”、“小国寡民”，鬻熊还强调：“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鬻子从辩证的角度论述了积弱图强、守弱保刚的道理。熊绎的南封于楚、建都于郢；楚庄王的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无一不是积弱成强、蓄势而后发的结果。
老庄哲学的出现，标志着楚人世界观、人生观的成熟。“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他在《道德经》80章中指出：“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而构建出一幅摈弃什佰之器与舟舆甲兵，人们返朴归真、知足常乐的理想社会图景。老子的这种力图以自我内心的平静来抵消现实社会中的矛盾，既表现出弱国小民的无可奈何的软弱心理，也表现出道家的均平无争的理想世界。庄子（名周。人们根据古人以谥为氏的习俗，认定庄周即楚庄王后裔）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学思想，主张齐一物我、齐一是非、齐一大小、齐一生死、齐一贵贱，幻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希望人们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以求得养生避祸。战国时期，小国贵族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深感其社会理想不能实现，因此失去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梦想着从现实中逃遁，觉得只有无为而治，天下才能太平。道家哲学正是战乱中的小国贵族社会理想的反映。
庄子并非毫无自己的理想世界，他也有过“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的豪情壮志。他与屈原的生活年代大致相同。屈原曾经企图通过帮助楚怀王立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惜楚怀王轻信谗言而疏远了他，他只能在《离骚》、《国殇》等诗篇中表达对上下求索、“导夫先路”的理想抱负的礼赞和对楚国先烈的勇武刚强精神的缅怀。屈原的遭遇无疑给了庄周以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在《杂篇•徐无鬼》中，通过“郢匠运斤”的寓言故事，对那位任凭匠石运斤斫削鼻垩却“立不失容”的郢人的早逝，表达出无限的惆怅和终身的抱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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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湘楚文化精神内核分析
此外，农家许行的“君与民并耕共织”的理想境界也曾给楚人以极大影响。许行是楚国人，曾率弟子数十人由楚至滕，捆履织席为生。许行提倡神农之教，认为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从事农耕，自食其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公开反对滕国国君自拥仓禀府库，厉民自养，不劳而获。他的这种思想曾被孟子和班固斥之为“悖上下之序”的“鄙者”之言。许行主张不分阶级、贵贱，人人自食其力；希望贤明的“君主与民并耕共织”，把国民带入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实际上也是楚国下层人民追求乌托邦式的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的深刻表达。
二、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矢志不渝的爱国热情
艺术中国
楚人的爱国敬祖思想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先祖的发祥之地奉为圣地。例如鬻熊为楚奠定了基业，曾居丹淅二水之间的丹阳。于是其曾孙熊绎迁居荆睢二山之间、八世孙熊挚红别封于蘷，均将所居之地称为丹阳。而郢在“欲以观中国之政”的楚武王时即成为楚国的重要陪都，后来楚国多次迁都，但新迁之都均以郢为名，所以今天湖北有宜城之郢、钟祥之郢、江陵之郢，河南有淮阳之郢，安徽有寿阳之郢、阜阳之郢。
1942年发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的《四时》篇，首章记述的是包牺规天步地，疏浚川海，观日月递进，悟“四神”轮换，于是推步一岁、分列四时。第二章记述包牺之后千余载，九州失衡，山陵倾倒，四神（四时）运转不畅。天遂以青、赤、黄、白、墨五木之精赐予炎帝，炎帝命祝融率四神，奠“三天”“四极”，从而恢复了日月的正常运转。第三章共工推步“十日”，确定天干、置闰，区分昼夜晨昏。帛书中关于炎帝、祝融的传说，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吕氏春秋·孟夏纪》和《礼记·月令》都曾记曰：“孟夏之月，日在毕，昏在冀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这里将天象与五行、四方、四神、干支等配合，由南方红日（古人认为，夏之神在南方，属丙丁、火，色赤），联想天人相应，从而推演到炎帝、祝融主司南国。炎帝是日神。《白虎通·五行篇》称：“炎帝者，太阳也。”日中有火，因此日神统辖火神。根据天人合一的天象分野还有：“南方之极，自北户南至炎风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炎帝、祝融为南方之神，而芈姓的楚人即是祝融之后，长沙出土的楚帛书自然突出炎帝和祝融的传说。株洲东郊岁岁奉祭炎帝陵，南岳主峰号称祝融峰、建有祝融寺，这些都充分证明楚人对祖宗神灵的景仰和崇拜。
楚人景仰祝融，除了他们奉祝融为始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祝融是一个知晓天文、精通历法的火神。他不辞辛劳，跋山涉水，观测星象，确定农时，春天点燃烧荒备耕的第一把火，冬天保存火种以供来年之用。他让天地充满光明，他给人类带来希望。“祝融亦在昭显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岁月里，火种和农时直接维系着人类的生存。祝融无疑在楚人心目中便成了勇于探索、造福人类的神灵。
18世纪末，约翰·朗格在《一个印第安译员兼商人的航海与旅行》中第一次提到了图腾崇拜：“野蛮人的宗教性的迷信之一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totam（图腾），即自己所钟爱的精灵，他们相信这种精灵守护着自己。”远古华夏族的图腾是龙。龙不仅是汉民族的象征，也是古老中国的象征。闻一多先生认为：龙的基调是蛇，龙的最初形象可能是由巨蛇演化而来的。《说文》曰：“南人蛇种”。按照《说文》释义及闻一多先生的考证，南方楚人应是信奉龙图腾的。但是不可否认，凤在楚人的心目中，是至善至美的神鸟。楚人认为，只有在凤的导引下，人的精魂才得以飞越九天，周游八极。所以屈原在《离骚》中期盼：“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日夜”。庄子在《逍遥游》中赞叹：“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史记·楚世家》也记述了楚庄王以一飞冲天的凤自喻。而楚辞《离骚》中，屈原更是多次以凤喻人喻己。楚人之所以将最美好的品格和最英武的形象赋予凤，是因为他们相信出自荆山的凤与他们的祖先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他们尊崇凤，就是尊崇自己的祖先；他们钟爱凤，就是钟爱自己这个民族。”
作者： ericson123 2007-4-6 20: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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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湘楚文化精神内核分析
楚人景仰祝融、崇尚凤凰，一方面明确地表现出尊重客观，顺应自然，精于观察，献身科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又体现出他们理想高远，充满幻想，富于创造，想象奇特的浪漫主义色彩。
在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身上，更加明确地表现出志向高远，忠于祖国的献身精神和想象奇特，感情奔放的创造精神。屈原生活在七雄兼并、楚秦争霸的战国中后期。“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怀王早年曾任屈原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谋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但因草拟宪令与上官大夫发生冲突，被怀王流放汉北。后虽被起复，又与令尹子兰不谐，再次被顷襄王迁徙江南。目睹楚国由盛变衰，濒临倾颓，而自己却报国无门，为表达对祖国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楚王朝腐败的抗议，终于以死明志，自沉汩罗江。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既直接体现了诗人的思想品德，也集中反映了诗人的艺术才华。诗歌一方面表达出要为楚王“导夫先路”的理想抱负，决意坚守节操“九死未悔”的不屈信念和为了实现理想“上下求索”的顽强毅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修明法度、举贤授能、改革图强的举措得不到理解与支持的悲愤心情，以及憎恨黑暗、嫉恶如仇、至死也不愿离开祖国的斗争精神。屈原对楚国一片赤心，为祖国竭诚尽智，罹谗贬而百折不回，处逆境而不改初衷。诗人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忠贞不二的品质，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性格。《离骚》、《九歌》、《招魂》等，都是作于沅湘一带的诗篇。诗歌感情悲愤沉痛、缠绵悱恻，想象丰富奇特、宏伟壮美，糅合了民间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景象，编织出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幻想境界，表现了诗人激情奔放、神思驰骋的创造精神。
在楚蛮文化敬神法祖的表现特征中，确实存在着“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祀鬼祭神，是古代人类敬祖、爱国思想的自然表露，当然也与原始人类认为鬼神和祖先是唯一能够对人类生活产生干预力量这一宗教迷信观念密不可分。研究《楚辞》的学者认为，屈原的《九歌》来源于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诗歌祭祀了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小司命、东君5位天神和湘江君、湘夫人、河伯、山鬼、国殇、礼魂6种人鬼。楚人对于祖宗死后变成的鬼神非常敬重，奉祀唯谨。《国殇》和《礼魂》虽然祭祀的是为国捐躯的将士和为楚创业的先辈，但他们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灵。
三、淳厚自信的民族风尚，和平勤劳的民族品格
王船山《楚辞通释•序例》写道：“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戉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揜抑。”湘水楚山奇丽秀美，使得这一地域的风情充满了蓬勃生气和神秘色彩，也造就了湖湘人的和平、朴实、勤奋、进取特点。
《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可能更贴近古代湖南的现实：“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之，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虽然泛指江南，而湖南地处南楚，亦应不出例外。这种自耕自织自给自足的情形直至宋时仍无大的改观。《后乐集·潭州劝农文》记曰：“湖湘之俗，素号淳朴，非有游观侈泰之欲以荡其心，非有工械伎巧之蠹以分其力，民无末作，多事南亩。”由此观之，湖南自然环境优越，居民取食方便，火耕水耨，生养无忧，于“不忧冻饿”之中以致不思积聚更无千金之家。优越的地理特产也深刻地影响着湖南人的经济观念，人们“多事南亩”，却无技艺，致使长期处于农业生产落后、经济结构单一的状态。
但湖南民风淳朴、憨厚、诚实，则夙得湖南境内历任官吏及游人墨客好评。例如人称靖州“为天下之穷处，其蕞陋又在峡郡下，而士风不恶，民俗亦淳。”宝庆“其人尚气而贵信，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佻。”衡州号称“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岳州“民讼……至少，固有终日坐于庭而无一纸牍诉入者。”
湖南各地方志也多有记载。乾隆年间的《长沙府志》称赞该府“民习勤苦，人尚气节”。同治年间的《湘乡县志》记载：湘乡“地居上游，土不加辟而力于耕作，人不甚丰而习于勤俭”，“农人春耕夏耘至秋收弗懈，岁晚储粪种、修陂地，四时间无日休息，父老子弟皆知稼穑之艰难。”光绪年间《耒阳县志》感叹耒阳农民“终岁勤劳”，而且“女服事乎内，主中馈，勤纱绩，工缝纫，操作不缀，无论贫富大都类然。”同治年间《桂东县志》载曰：桂东农民“秋收后率沿山刈茅，凿石烧灰”，“终岁勤动，无宁处焉。近生齿日繁，谋生者众，深谷高陵，种植杂粮，几无隙地，地力尽民力亦尽矣。”诸如此类记录，不胜枚举。
明清之后，湖南民风更趋质直、自信。正如章士钊先生在《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中所归纳的：“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从之毁誉，不遑顾也。”例如，戊戌变法，谭嗣同、唐才常以身赴难；辛亥革命，黄兴、蔡锷率先响应；“二次革命”时，黄兴、蔡锷又高举义旗率军讨袁；“五四”时期风云激荡，有毛泽东、徐特立、朱剑凡为首的健学会在其间推波助澜；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何去何从的历史搏斗中，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一批共产党人充当中流砥柱，终于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风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综上所述，湘楚文化养育了湖南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理想追求，养育了湖南人民崇尚科学、无私奉献的人生态度，也养育了湖南人民勤俭、质朴、淳厚、自信的风情理性。这就是长盛不衰、生生不息的湘楚文化的精神内核之所在。
战国时的屈原贬官流放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受到长期的难以忍受的折磨，这种折磨使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无路可走，陷入“生存困境。”他的“生存”困境是一种精神、人格、理想上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的“九死不悔”的坚定信念与楚国黑暗现实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在《离骚》里，作者把自己的坎坷经历和强烈情感升华为一种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表现出善与美的崇高、恶与丑的卑劣、光明与黑暗的势不两立。流放期间，屈原的思想斗争和内心冲突是一异常尖锐而激烈的。在他的面前 ，摆着两个重大问题。是妥协迁就、随波逐流呢，还是坚持下去，抗争到底？是出走他国，历九州而相其君，还是深固难徙，苦恋故土？这两个问题都是非常尖锐而又严峻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无从选择而又必须选择的问题，是屈原对自己理想信念的严酷的拷问。尽管楚王不是像尧舜那样的圣君，但屈原认为不能放弃肩上的历史责任。贾谊《吊屈原赋》云：“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独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兮而羁兮，岂云异乎天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乎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屈原如果改变观念，离开楚国，远走高飞，无论在当时的人们还是汉初的人们看来，都是情有可原、无可职责的，至少是一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不存在什么现实的障碍。如果认为屈原之死是为“洁身”或者“泄愤”，那么拂袖而去，一死了之，显然应该是最有效的首选方式，假使屈原在其余诸侯国另得贤君而辅佐之，完全有可能做出点事情来让楚国君臣清醒头脑。《离骚》之作，必是作者政治上屡经挫折而情感上的忧愤已经积累到十分深沉的地步，但行动上还有选择的自由。屈原大声疾呼，痛哭流涕，一再说要离去。却自始至终，欲留无望，欲去不忍，内心挣扎，步履维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屈原的“生存困境”并没有导致他“历九州而相其君”。屈原的“深固难徙”，“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绝不是出于“洁身”，更不是出于“泄愤”，而是出于他的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和信念。屈原最终做出了“以身殉国”的心灵选择，而他的死，是由于其信念的蒙难而彻底毁灭。“屈原当时未死于郢都陷落之日，而死于黔中不守之时；未死于黔中随属的溆浦之地，而死于湘水流域的汨罗。从这个过程来看，很可能郢都虽陷，屈原尤有兴国之志；黔中虽失，屈原尤存收复之心。故直至到达湘水流域，接近祖国腹地，耳闻目见感到一切无望，才自沉于汨罗。”只有坚持对价值和意义的矢志不渝的祈求，才会导致绝望感。这是一种对必须坚守的价值真实的不信任，一种对必须确信的人生理念的怀疑。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种不可跨越的深渊。如果诗人对自己的信念是绝对真诚的话，这种无比剧烈的内心冲突足以把他的身心都彻底撕得粉碎。对现实世界中是否存在真正价值意义无所住心的人，不会有绝望感；超越于所有价值意义之上，寻求寂然解脱的人，也不会有绝望感。从根本上说，绝望感是在价值和意义的无可挽回的毁灭中，对它的义无返顾的固执宁望。屈原自沉汨罗所表现出来的光焰万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如此。
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痛苦却又不失真诚地解剖自身的心灵，从他光辉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也许是他的故乡葬送了他的前程，而却也正是他的故乡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生命历程乃至艺术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楚国的山山水水，强烈的乡土历史孕育了屈原充满爱国情感的绚丽诗篇。这从一种意义上说可以是一份无形的、特殊的回馈。屈原在流放过程中体会到心灵的深切的孤独，也曾绝望、挣扎，悲愤与激情的复杂交织使他对于故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然而，放逐的感应和刺激却孕育出了他火一样的斗争勇气和激情，他于这一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宝藏，用笔去反映时代，书写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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