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女性悲剧观可以从哪些方面创新？

提起悲剧和喜剧，人们可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的著名命题：“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①曹禺的女性悲剧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典范，甚至有的人物连所谓正面人物都够不上。曹禺发展、塑造了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与英雄悲剧的主人公相比，曹禺这两类女性悲剧人物都是社会上的小人物、灰色人物。我们可以说，曹禺的女性悲剧是小人物的悲剧，灰色人物的悲剧。他慧眼独具，从旁人习焉不察的灰色生活地域发现了富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真正悲剧性因素”，以美的眼光发现了人类灵魂的闪光，从而通过蘩漪、陈白露等人的命运描写了一幕幕撼人心魄的悲剧。用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话来说，这些人物的悲剧无非就是：“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②这“愿望”就是作为一个人对爱情、自由、人生、幸福的追求，是人这个社会最高价值体的精神要求。这“愿望”就是这些小人物、灰色人物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她们的悲剧就是鲁迅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其深刻意义就在于此。《雷雨》中蘩漪在封建专制家庭内遭受折磨，为了追求个人幸福与爱情，她又遭受了被周萍抛弃的痛苦，这双重悲剧都是周朴园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她的灵魂中升腾起人的反抗力量，不顾一切地追求，不顾一切地反抗与报复，不惜将自己的生命燃到白热，从中我们听到了人的灵魂的痛苦的呼唤。当她撕碎周朴园这个腐朽、罪恶的家庭的伪善面纱时，往往也在撕碎她自己的面目；当她破坏自己的罪恶家庭时，也在破坏着别人的幸福；当她要求着自己的自由时，也在损害着别人的自由。在蘩漪的悲剧命运的发展中，真实地刻划出追求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本质，也写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悲剧。从艺术成就论，曹禺极为出色地塑造了蘩漪、陈白露这两个女性悲剧典型，十分成功地刻划了鲁侍萍、愫方等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女性悲剧形象，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组精美绝伦、艺彩夺目的悲剧群像。这是曹禺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但是，这组曹禺式的悲剧群像在我国悲剧文学上的意义不仅在此。曹禺的女性悲剧人物发展了悲剧人物与悲剧类型，开拓了我国悲剧艺术表现领域的广度。从悲剧人物类型的发展情况看，古希腊悲剧是英雄悲剧，如《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剧主角都是理想的英雄人物，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也都是“超人”型的。在易卜生看来，人就是人本身，是你我他。这使戏剧更接近现实生活，是戏剧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契诃夫的戏剧不写“天使”与“坏蛋”，《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等，悲剧主人公则是“多余的人”，是小人物、灰色人物。契诃夫的戏剧人物，是这位戏剧大师在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总之，曹禺的悲剧以被压迫、受压抑的不幸命运，写出一片缠绵悱恻、深刻沉挚的悲痛，激起人们深深的哀怜同情和对黑暗社会斗争的决心，引我们去认识美、追求美，憎恶丑、反对丑。在这一点上他与郭沫若的崇高、雄伟、悲壮的悲剧殊途同归。正如人的气质有阳刚与阴柔之分，悲剧艺术也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郭沫若悲剧体现了阳刚之美，曹禺悲剧属于阴柔之美，两者都是美。曹禺的悲剧艺术说明，关键在于写出悲剧人物深刻的精神痛苦。曹禺在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不足之处。如《雷雨》中出现过多的血缘与性爱关系的纠葛，几个女性人物命运的描写又带有过多的巧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和模糊了女性悲剧形象的社会性质。显然作者对自己所写的悲剧的根源，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矛盾越纠缠越难解脱，最后只能让四凤触电身死、侍萍和蘩漪一呆一疯，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求得解决。在《北京人》中，作者的企图是要写出这个封建家庭崩溃的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这在当时是有批判意义的。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作品只写了翁媳在经济和家事安排上的不和，显然还没有挖掘到问题的实质。同时，作品所描写的年轻一代，也软弱无力。愫方和瑞贞自始至终，并没有什么主动的反抗行动，她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条件下走出了曾家，看不出投身革命的趋向。曹禺后来也说：“我没有在写作的时候追根问底，把造成这些罪恶的基本根源说清楚。”④总观曹禺对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和思想发展，可以看出，在作家的世界观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在创作实践中，运用了现实主义方法来观察、分析、概括社会生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作者善于把各种戏剧冲突在作品里高度集中起来，从而显示了作者提炼生活素材的卓越才能；他还善于从紧张的情节发展中，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刻划女性悲剧形象；还有洗练、含蓄的语言，也反映出她们的精神状态。他为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

曹禺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曹禺戏剧在当时的影响还有作品中女性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