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雅典和斯巴达两城邦（古希腊）的差距，并从地理角度分析原因。

简而言之
斯巴达 寡头政治 崇尚武力，战争
雅典 民主政治 崇尚科学，和平

相同点：都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都实行奴隶主专政。

不同点：雅典是个近海国家，经济以工商业为主、文化学术发达，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斯巴达是个内陆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尚武，注重军事训练，由少数奴隶主贵族专政。

斯巴达和雅典是古希腊城邦国家中最强大的，但斯巴达和雅典属于不同类型的城邦：两者虽都是奴隶主统治的城邦，但斯巴达是贵族寡头专政的军事大国，被统治者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而雅典随着社会的发展，平民上层（富商、船主和手工业作坊主）参政机会不断扩大。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成为著名的奴隶制共和国。

雅典是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历史古城。相传希腊古时候，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敏带波赛顿为争夺雅典的保护神地位，相持不下。后来，主神宙斯决定：谁能给人类一件有用的东西，城就归谁。海神赐给人类一匹象征战争的壮马，而智慧女神雅典娜献给人类一颗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的油橄榄树。人们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结果这座城归了女神雅典娜。从此，她成了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因之得名。后来人们就把雅典视为“ 雅典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嬗传至今，构成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雅典在数学、哲学、文学、建筑、雕刻等方面都曾取得过巨大成就。大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大悲剧作家爱斯奇里斯、索福克里斯和幼里披底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雅典从事过研究和创作活动。酷爱和平之城”。
希腊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古时候，希腊人把体育竞赛看作是祭祀奥林匹斯山众神的一种节日活动。公元前776年，在距离雅典约300公里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村举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运动会，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为纪念奥林匹亚运动会，1896年在雅典举行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运动会虽改为轮流在其它国家举行，但仍用奥林匹克的名称，并且每一届的火炬都从这里点燃。

雅典是希腊全国科研和文化的中心，最高科研机构雅典科学院、著名的雅典卡博季斯特利亚斯大学、雅典国立麦措翁工学院都设在这里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阶级斗争（20031111）
廖学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对于古代雅典各种政治机构、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学者们已作过多方面的研究(1)，但是，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以及阶级斗争对民主政治的形成有何影响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本文的目的侧重于探索雅典民主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早期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资料和学力的限制，笔者只是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作为古代希腊城邦政体之一的民主政治，在古代雅典得到了最高度的发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只能到雅典这个公民集体的历史的特殊性中去寻求。雅典民主的发生、发展和雅典公民集体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不可分割。作为政体的民主政治是城邦内部公民不同阶层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的集中表现，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并受它制约的。雅典城邦的发展和变化又是在古代希腊的特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中进行的。

在早期阶级社会中自发产生的雅典民主，受当时特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2)的制约，闹吵从萌芽到确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时发展迅速，有时显得停滞。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赋予全体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力开始，到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改革使雅典的政治权力真正由经常召开的全体公民有权参加的公民大会完全掌握，前后计100余年。在这期间，卓越政治家们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活动和人民群众追求切身利益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氏族贵族出身的新、旧势力代表人物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与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变革相互连结。而这个时期雅典历史发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民主政治前进的步伐，与本身从事劳动的以农业或工商业谋生的公民中的中小所有者，即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真正成为雅典经济、军事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是一致的。

梭伦改革的重大历史功绩在于，通过废除公民集体内部的债务奴役，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和社桥弯芦会措施，调整了公民集体中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使得以前由于贫富分化日益剧烈而分崩离析的雅典公民改变了发展方向，逐渐转向扩大公民人数、协调不同阶层利益，加强内部团结、共同对外的轨道上来。债务奴役的废除，使为数众多的中小所有者，首先是农民，摆脱了沦为奴隶卖往异邦的厄运；同时，又使雅典走上只能靠剥削来自外部的奴隶发展奴隶占有制经济的道路。

梭伦改革这一历史事件的出现，首先是面临沦为奴隶的悲剧处境的农民群众向当时采用奴役贫困的公民的办法发展自己的经济的氏族贵族积极斗争的结果。农民和公民集体中的其他中小所有者反对氏族贵族的斗争，首先是他们籽不使自己沦为奴隶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这是当时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普通公民群众维护切身利益的斗争，一直是推动雅典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梭伦以斗争双方仲裁人的身份通过立法而一举消除了公民集体人债务奴役，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富有早期阶级社会的时代特色。由于还存在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强大影响，又因各寺历史发展不平衡而有藉奴役来自外部的奴隶发展奴隶占有制经济的可能，在公民集体内部，富有的奴隶主和一般中小所有者基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斗争，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达成妥协，暂时取消债务奴役。当时在希腊日渐完善的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公民制的发展，也是促成公民集体中不同阶层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因素。(3)

梭伦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鼓励公民发展生产，既发展农业，又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能自力谋生，并且在财产增加的情况下提高政治地位，这无疑是延缓财产分化、增加公民之间的团结、保障公民集体的凝聚力和稳固性的重要条件(4)。

庇西特拉图家族先后30多年的僭主统治，从维护雅典公民的政治权利方面看，显然有所倒退，因为僭主凌驾于公民大会之上。但从历史后果方面看，僭主们在雅典的统治，客观上是促进了雅典公民集体中第三和第四等级的发展，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政治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条件。他们推行的削弱氏族贵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促进雅典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加强以雅典城为中心的整个雅黄城邦在各方面的统一和扩大雅典与外界联系的种种措施，使雅典的经济发展走到了希腊各邦的前列，特别是使雅典的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公元前510年僭主被推翻后斯巴达对雅典的武装干涉和雅典国内政局的一度混乱，使雅典广大公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氏族贵族的政治势力和争权夺利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大大削弱了氏族贵族的政治影响，扩大了雅典公民的队伍，保证了所有公民，特别是第三和第四等级的公民能够空前积极有效地参加雅典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活动，使雅典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管克利斯提尼的主观动机如何，他提出的改革方案之所以顺利执行，就是因为广大公民群众支持改革，并且从这种改革中得到实际利益。

希罗多德谈到的庇西特拉图数度掌权的一些戏剧性情节和克利斯提尼倒向民众方面的动因，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5)，雄辩地说明，人心的向背对出身于氏族贵族的政治活动家的行动有决定性影响。在还不存在脱离公民群众、高居于公民集体之上的强大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而公民是军队主力的情况下，事情必然如此。

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不久，雅典就因支持伊奥尼亚希腊人民反抗波斯统治的斗争而与强大的波斯帝国发生了日益剧烈的冲突。在反抗波斯侵略这一关系国家存亡的严重斗争中，雅典公民集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同时内部发生了深刻变化。

正是在这个时期，公民集体内部各阶层团结一致对外的思想认识大大加强了，富有公民和一般公民之间形成了比较融洽的关系。从公元前5世纪9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特米斯托克列斯的政治活动得到了公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便是这种融洽关系的体现。没有公民中不同阶层的广泛团结，建设海港，大规模地营造战舰，两次全民大撤离，突击修建城墙，等等，都不可能那样顺利地进行。由富人支付财物的公益捐献制度，也不可能得到重大发展。(6)

正是在希波战争的过程中，对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雅典公民集体中的第三和第四等级的力量，得到巨大发展。从公元前6世纪雅典占领萨拉米斯岛后开始实行的军事殖民制度，随着雅典在希波战争中从防御转为进攻而得到很大发展；包括造船业在内的工商业、海军、市政建设的发展；这一切都既有利于第四等级，又对第三等级以及富有公民有利。由于雅典拥有发展海上力量的天然有利条件，它的对外扩张主要依靠海军进行，军事殖民制度与海上力量优势密不可分，因此，在其兴盛时期，公民中第三等级和第四等级的力量同时得到发展。这是雅典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又是决定雅典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既不单纯是适应与工商业有联系的公民集团的利益要求，也不单纯是由于工商业得到发展的结果。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整个雅典公民集体的利益所要求，也只有公民的不同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才可能实现。

从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对公民必须积极参预政治的论述和伪色诺芬关于普通群众赋予国家力量而又乐于让富人担任城邦要职的说法(7)，可以清楚地看出雅典公民集体一定的利益一致和不同阶层相互依存的关系。埃菲阿尔特斯能够通过和平方式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大部分权力，使公民大会真正掌握国家的最高决策，也说明实现民主政治是当时雅典城邦发展所必需，在公民集体内部并不存在强大的反对势力(8)。

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上半叶的雅典，如果不是整个公民集体的利益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民主政体就不可能确立。在实行直接民主、公民大会的参加者同时又是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如果公民大会不能体现大多数参加者的意志，它就无法存在，无法工作。

希波战争大大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9)，提洛同盟的建立和演变给雅典民主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在存在奴隶占有制剥削关系的国际环境中，在小邦林立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独立是保证全体公民免遭奴役的首要条件，而公民集体的团结、壮大又是维护国家独立的根本保证。正是这个因素使全体雅典公民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几年和公元前5世纪的前40年空前团结。随着提洛同盟逐步变成雅典实现霸权和奴役、剥削盟国的工具，保持雅典全体公民的既得利益和增强对盟国的控制这个要求本身，也就从反面促成雅典公民集体团结一致对外。

在全民皆兵的情况下，只有民富、兵多，国家才能强盛。对于既需拥有强大的陆军又要拥有强大海军的雅典说来，民富、兵多更属必要。而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单纯依靠发展国内的生产，雅典是不可能保证，尤其是比较长期地保证全体公民，特别是作为军队主力的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有比较优裕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因而乐于并且确有能力履行服兵役的义务的。因此，雅典民主的发展便和雅典的对外扩张相伴而行。民主制度可以调整公民集体内部不同阶层的利害关系，调动公民关心政治、乐于承担义务（首先是服兵役的义务）的积极性，这就既有利于保卫雅典的独立，又有利于它的对外扩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外扩张又是促进奴隶占有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条件。

雅典对外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首先是使公民中的奴隶主变得更加富有(10)。胜利的征战和城邦内部众多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活动，既是追逐虚荣的富人显示自己的大好机会，又是他们用以团结一般公民的重要手段。

实际上，雅典公民集体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共同的利益，但其内部的不同阶层又经常 有利害冲突。公民集体中的富有奴隶主和主要靠自力谋生的一般公民具有不同的发展倾向。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必然存在的贫富分化，经常使公民中的中小所有者面临地位下降的威胁。军事殖民制度便是减弱这种威胁的重要手段。它向无地或者少地的雅典公民提供取自异邦的土地，既可以使第三等级公民不致因家庭人口增加而陷于贫困，又可使第四等级公民上升到第三等级，还可使富有公民消除对游民众多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安的恐惧。军事殖民制度又是加强城邦的凝聚力、增强雅典对盟邦的控制的有力工具。

随着阶级社会的诞生而必然发展起来的出身高贵而且富有的公民傲视一般公民群众，特别是排斥最贫困的第四等级公民参预政治活动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在部分雅典公民中时有表现(11)。它构成妨碍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力量。克服这种阻力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在梭伦改革时确立的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等级、并且不同等级公民享有不同政治权利的规定，对于削弱血缘关系、打破按门第出身来确定政治权利的习俗说来是一种进步，但对穷困公民说来，却是巨大的限制。强化还是削弱财产限制是关系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限制无地和少地的穷困公民参加政治活动，这是鼓吹寡头政治的富有奴隶主的共同主张。

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既受到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影响，又受到国内阶级斗争的影响。正是在这两种阶级斗争的推动下，雅典国家机器不断完善，显示出它维护国家独立、实现对外扩张、协调公民集体内部不同阶层利益、促进雅典奴隶占有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12)。而公元前6世纪末和5世纪上半叶雅典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从制度上和物质上保障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能够更积极有效地参预雅典的政治生活，克服富有的奴隶主中的保守势力限制第三和第四等级力量发展的行动。执政官选举方法的改革，将军作用的提高，藉助“陶片流放法”放逐公民群众不支持的政治活动家，战神山议事会作用的一度增大和它的权力后来遭到严重削弱，等等，无一不是雅典公民集体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表现。

我们看到，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和5世纪上半叶，雅典政坛的主要活跃人物，除特米斯托克列斯外，主要出自阿尔克马伊昂家族和菲拉奥斯家族。米尔提阿德斯、客蒙、克山提波斯、伯里克利等人，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实现对外扩张方面意见一致，并且都建立了功勋。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特米斯托克列斯、埃菲阿尔特斯、伯里克利等人和客蒙在对待斯巴达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与雅典国内扩大还是限制民主政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公元前461年，亲斯巴达的客蒙遭流放和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被严重削弱这两件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说明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是与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的新胜利紧密相联。紧接着公元前461年埃菲阿尔特斯实现的改革，在公元前457年执政官职位对第三等级公民的开放，以及在这前后伯里克利实行的对参加城邦的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雅典公民发放津贴，这些都是为了保证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积极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

〔本文作者廖学盛，193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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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例如：希格内特：《雅典宪法史》（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Oxford，1952）；罗兹：《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P.J.Rhodes，The Athenian Boule，Oxford，1972）；和同一作者所著《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笺注》（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1981）；汉森：《雅典的公民大会》（M.H.Hansen，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Basil Blackwell，1987）；等等。

(2) 对于包括公元前5世纪在内的雅典早期历史上的阶段状况及阶级斗争特点问题，总的说来还缺乏深刻具体的研究。而从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所作的考察，更是鲜见。科洛鲍娃关于雅典早期历史的著作，特别是她的专著《古城雅典及其遗迹》（К.М.Колобова，Древний город.Афины и ого памятники，Лонниград，1961）中对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阶级斗争有一些精彩的论述，但有时也显示出有对当时的历史特点注意不够的地方。泽里因的专著《公元前六世纪阿提加的政治派别的斗争》（К.К.Золъин，Воръба политичо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ок в Аттико в Ⅵ воко ло н.а.，Москва，1964）在其结语部分，谈到了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氏族贵族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斗争特点问题，但是没有作深入的分析。关于怎样理解早期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争论，还可参阅1986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专著《早期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城市和国家》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раннек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Город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цод.П.Л Куръатова，Э.Д.Фролова，И.Я.Фроянона）。在该书的第58页上，Э·Д·弗罗洛夫对В·П·雅伊连科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他错误地解释有关古朴时代的史料，否认当时的雅典存在激烈的社会斗争。

林托特在《古典时代的城市中的暴力、社会斗争和革命》（A.Lintott，Violence，Civil Strif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Baltimore，1981）一书中，收集了不少关于早期雅典社会冲突 的材料。

(3) 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公民兵制的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公民集体内民主因素的增长，但它不能单独决定一个城邦是否实行民主政治。

(4) 公元前6和5世纪，雅典的一般公民都从事劳动，而不像斯巴达的公民单纯习武为业，这是雅典能够发展民主政治而斯巴达“平等者公社”中的民主因素渐趋减少的重要原因。

在奴役黑劳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巴达“平等者公社”，内部也不存在公民间的债务奴役，而且在这里重装步兵的作用得到了最高度的发挥，可是，斯巴达公民大会的作用却因部分公民贫困失去公民权、参加者不断减少、国王以及因胜利的征战而拥有权势者的骄横而逐渐萎缩。

从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的对外扩张不断加深公民集体的分裂，使富有的奴隶主阶级分成了元老和骑士两个阶层，而且各阶层内部又有不同派别，使普通公民中不断产生寄生的流氓无产者。庞大的流氓无产者队伍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罗马长期存在的大、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得由大土地所有者操纵的元老院能够左右国政。

(5) 希罗多德，Ⅰ，59—64；Ⅴ，66。

(6) 在雅典民主政体的活动机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公益捐献制度，恰巧形成了于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事实本身是值得深思的，突出反映了城邦时期阶级关系的特色。戴维斯在其专著《公元前600—300年雅典的富有家庭》（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600—300 B.C.，Oxford，1971）中，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了有关公益捐献制度的人和事。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组织演出的公益捐献大约肇始于公元前502/1年，但是知名的捐献者见于公元前5世纪的80年代。而建造战舰的公益捐献，首次记载属于公元前480年（第25页）。

(7) 参阅修昔的底斯，Ⅱ，37，1；40，2；色诺芬：《加忆苏格拉底》，Ⅰ，16；伪色诺芬：《雅典政制》，Ⅰ，2。

(8) 参阅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Ⅺ，2、3。

(9) 关于希波战争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演变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未得到应有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雅典公民大会誓词中特别提到禁止“旨在损害雅典而与波斯人进行谈判”，参阅前面提到过的罗兹的专著《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第37页。

(10) 普鲁塔克在特米斯托克列斯的传记中指出，他在开始踏上政坛的时候，拥有的财产不足3塔兰特，后来却有80甚至100塔兰特（Plut.，Them.，ⅩⅩⅤ，3）。客蒙因战争而成巨富，这是众所周知的。普鲁塔克指出：“客蒙已经由于一连串的胜利征战而富有”（Plut.，Cim，Ⅹ，1）。

在把参加战争作为致富手段之一的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主因战争而发财是自然现象。

(11) 被称为“老寡头”的伪色诺芬的著作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这部分人的思想。即使是在同情人民群众的梭伦、特米斯托克列斯等领袖人物中间，也存在强烈的傲视人民群众的情绪。

梭伦在诗中明确谈到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人民群众“追随领袖”，是为了“抑制人民”（见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Ⅻ，2、4）。

普鲁塔克在特米斯托克列斯传中说他的虚荣心超过一切人（Ⅴ，3），天生极爱虚荣（xvlll.l），总想超群出众（ⅩⅤⅠⅠⅠ，8）。

(12) Г·А·科舍连科在《关于古代希腊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断，即不能把克利斯提尼改革之后的雅典称为国家，因为当时的雅典不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且由于奴隶数量不多，也不能把城邦机构看成旨在镇压奴隶阶级的机关。他认为“当时的雅典是某种‘农民共和国’”。参阅论文集《从前阶级社会到早期阶级社会》（От доклассовых обществ к раннеклассозым，Москва，1987），第47—48页。

在这里，科舍连科忽略了国家的多种职能，仅仅强调了镇压敌对阶级这样一个方面。再者，不能脱离国际环境来考察城邦。

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 约公元前10世纪，多利亚人在拉科尼亚建立了斯巴达城。该城由4个村庄组成。到公元前8世纪末，斯巴达人建立起一个基本统一了拉科尼亚的城邦。约公元前735～前715年，斯巴达初步征服了西邻美塞尼亚。公元前7世纪末创立了斯巴达国家。公元前9～前7世纪，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并逐步形成一整套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斯巴达社会分为3个等级：①斯巴达人。城邦中的全权公民，完全靠剥削奴隶劳动生活，最盛时约有9000户。斯巴达成年男性公民加入一种军事性质的所谓平等者公社，成为斯巴达国家的统治阶层。②边民。被征服的边区城市的居民，约有3万户。为自由民，在本地有自治权，但是没有斯巴达城邦的公民权。主要务农，也有的从事工商业。③黑劳士。属于斯巴达城邦所有的农业奴隶。
斯巴达国家的政体属贵族共和政体。城邦的主要政治机构包括：①国王2人，分别由两个王室世袭。主要权力在宗教和军事方面，平时主持国家祭祀和处理家族法案件，战时一个国王领兵出战，另一个居守。②长老会议。两个国王是当然成员，另有成员28人。长老任职终身，出缺时从年逾60的公民中遴选补足。长老会议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案，主持刑事审判，并处理国家行政事务。③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全体斯巴达男性公民组成。公民可以在大会上参加议案的表决和官员的选举，但不能提出议案。公民大会表决的方式，一般以与会者呼声的高低为准，因此未必能真正表达公民意愿。④监察官5人。每年改选一次，原则上每个斯巴达公民均有被选举权。约在征服美塞尼亚之后，他们的权力逐渐增大，不仅可以监督斯巴达城邦的一切官员，而且后来竟然有权审判以至处死国王。每次国王出征都有两名监察官随行，实地监督。
为了镇压人数众多而又反抗性很强的黑劳士奴隶，斯巴达城邦规定了严格的公民军事训练制度。公民的孩子出生后，经体格检查合格才许收养。男孩7岁就要离开家庭，编入儿童连队，受初步的组织纪律训练；12岁以后要受严格的军事和体育训练。男子成年结婚以后，平时必须生活在军营中，参加聚餐和操练，直到60岁才可退伍。
公元前6世纪中叶以后的斯巴达 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斯巴达逐步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多数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成为希腊一个城邦集团的领袖。公元前480和前479年，斯巴达人在波希战争中曾任希腊诸邦盟军统帅，与雅典等邦联合反对波斯的侵略。此后，随着提洛同盟的建立和雅典势力的增长，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日趋尖锐。公元前404年，在波斯的帮助下，斯巴达打败雅典，成为延续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和全希腊的霸主。它的暴虐统治很快引起各城邦的不满和反抗。公元前4～前3世纪与雅典、忒拜、科林斯长期角逐，渐失优势。斯巴达公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失去土地和公民权者日增，平等者公社趋于瓦解，公民兵日益削弱。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入侵希腊城邦忒拜，大败，国王战死。随后美塞尼亚独立，伯罗奔尼撒同盟解体。公元前3世纪后期，斯巴达的社会矛盾尤为激烈，亚基斯四世和克莱奥梅涅斯三世改革相继以失败告终。公元前192年，斯巴达僭主纳比斯被杀，斯巴达被迫加入阿哈伊亚同盟，实际失去了独立。罗马帝国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公元396年斯巴达城为哥特人所毁。继而拜占廷居民移入，以荷马史诗中的拉凯达伊蒙称此地。

从地理角度分析,雅典开放，斯巴达封闭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