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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⑥。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1861年初,清政府宣布设立总理衙门和北洋与南洋两位通商大臣,是洋务运动的先声,然后以派员采购外洋船炮并自行仿造为开路,随之在各地建立起一批机器局、船政局、枪炮厂等军事工业。70年代洋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洋务派在继续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又着手兴办民用工业。
洋务企业尽管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机械化的程度还很低,各企业内部仍大量使用手工劳动,但它们毕竟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工艺,在生产技术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大变革,使中国破天荒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再则,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其主导产业为钢铁、矿产、铁路和棉纺织业,即当时所谓“机器矿路”。这是符合工业发展本身的规律的。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属于社会生产力。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中,已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例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华匠学徒,按日点工给价”;“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⑩。这显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而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性质上与军事工业相比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不仅大量雇佣工人,而且以私人投资为主,所生产的产品计价出售,有明确的利润目的,进行的是商品生产。企业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总之,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和“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1300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并。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10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历史作用:
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运用“两点论”正确加以认识。洋务运动增强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实力,也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但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从倾向性看,洋务派要求改变祖宗之法,反对顽固派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既顺应发展了“新思想”,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效果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是中国从传统手工生产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转折点,发展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和教育,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进程。
局限性: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首先,指出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破产。这其中的原因固有许多,但最根本的是不触动封建制度,布新而不除旧,这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本原因。其次,充分肯定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其积极作用表现在:第一,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第二,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第三,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历史作用:
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运用“两点论”正确加以认识。洋务运动增强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实力,也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但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从倾向性看,洋务派要求改变祖宗之法,反对顽固派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既顺应发展了“新思想”,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效果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诱导作用,是中国从传统手工生产发展到大机器生产的转折点,发展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和教育,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进程。
局限性: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