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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赞叹他的道义，于是就拱手亲自来拜访他，但是却很少能见到他，大多数时候（他）看到（县官）在门外拜望便离开了。

用道义来护卫我的意志，用智慧来卫护我的身心，托起衣服隐遁山林不留踪迹，下世可以见到故去的前朝君主，没有辱没先人的教诲，象余若水先生那样足矣！

别一个张岱

当大风大浪袭来时，对于士人(知识阶层)来说，有人守护节气，有人低头现实，有人积极权贵，有人无奈而从，任何时代莫不如是。但晚明许多文人确实是自觉背负起丧国之痛的羞耻感，他们不仕出，不与异族时局合作，或埋于读书著述(张岱即是)，或沉于丹青书法(如傅山、陈洪绶)，以笔墨承传建设一个源远流长的百折不挠的文化香火。

一

或许是《陶庵梦忆》流布深广，张岱多给人以品茶游园，“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独去“雾凇沆砀”、天地山水一白的湖心亭赏雪的性情文人形象，当然，明亡后避居山间所做的这些文章，即便天高云淡也是衬着多少沧桑烟云间的底子，只是宗子的身影总是似乎与月共影，与雪映照，与茶曲同品的。却在“梦忆”之外更多的文字中，感受到另一个内心坚烈的张岱。或许用烈来形容多有不确，宗子曾自述:“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琅嬛文集·自题小像》)自嘲的潇洒跃然纸面，其实，烈与潇洒在宗子身上是统一的，坚烈做底蕴，潇洒才不会轻飘。

张岱说“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屡思改过，愧未能也”(《琅嬛文集·周宛委墓志铭》)，文集中墓志铭仅四篇。来看看是哪些人让张岱作了墓志铭呢？除去《自为墓志铭》，其一周宛委，一个著述丰沛，敢于嬉笑怒骂的文人，虽“以奇文见斥，遂罢弃举业”，博览群书，浪荡不羁，“其所持论，皆出人意表”，张岱称之“如此异人，如此异才，求之天下，真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也”，佩服他，“犹越王之式怒蛙，惟取其气”。

其二姚长子，姚非显达之人，甚至也非读书人，乃“山阴王氏佣也”。嘉靖年间，他在农作时与来犯的倭寇“持稻叉”相斗而被擒，倭寇命其带路，姚长子机智引之入四面皆山两面断桥的山地，并私语乡人，让乡人前来围歼倭寇。最终倭寇“百三十人尽歼焉”，但姚长子被倭寇“寸脔”，“乡人义姚长子，裹其所磔肉齑”，将之安葬。张岱为他的墓地“立石清界”，作铭:“醯一人，醯百三十人，功不足以齿；醯一人，活几千万人，功那得不思。仓卒之际，救死不暇，乃欲全桑梓之乡；旌义之后，公道大著，乃不欲存盈尺之土。悲夫！”

其三张山民，张岱三弟。一个读书人，“资性空灵，识见老到，兼之用心沉着”，精通古董书画。待人朴厚，不以学识货与官家，宁愿“屏迹深山”。张岱铭曰:“才而若拙，慧而若痴，在市厘而饶邱壑，以贫士而富鼎彝。是惟梅山高士，可与把臂而同嬉。”以上三位，无论士人或农夫，皆堂堂之气之人，敢于真话，敢于承担，敢于不见于权贵，敢于直面入侵者，身在市厘而胸有邱壑，生气正气灵气丰沛，这是张岱最为看重的，虽然他自嘲当忠臣怕痛，不若其友祁彪佳那样绝食殉国，但明亡后他避居山间，读书著述，情愿生活困顿，拒不仕出，从钟鸣鼎食而“布衣蔬食，常至断炊”，正可见其价值取向。

再看他所著不多的六篇传中，《家传》、《附传》、《五异人传》写的都是张岱家族的叔祖、叔叔、兄弟们。尤以《五异人传》传达张岱胸次性情。“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情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他们正合张岱所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之性情说。其余三篇传主也都各有声色气质，《余若水先生传》之余若水乃节义之士，清兵渡江后，其兄自沉而死，余若水“誓不再渡，绝迹城市”，虽是崇祯进士，但与家人“躬耕自食”，物质生活匮乏，连一张眠床也是支离破碎，“上漏下穿”，床前的桯(小桌之意)没有脚，“四角悉支败瓦”，但从不攀附权贵，有人“殷勤造请，称疾以辞”。他对来者说“我非避世鸣高者……长为农夫以没世足矣。今诸公赫然见过，将共张之，是使我避名以求名，非所愿也。”这些话说得诚恳真切，余若水非以隐求显之辈，唯求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他死时，“身无长物”，还是“友人醵钱以殓”。

二

那么《鲁云谷传》所写鲁云谷又是何人呢？张岱好友，在绍兴开爿药店，擅治痈疽疮痘一类疾病，方剂独出机杼，每每妙手回春，却并不藉此敛财求名，倒是更喜欢莳弄花草木石，他“深于茶理”，“相知者日集试茶，纷至沓来”，鲁云谷乐在其中。他极喜洁净，“恨烟恨酒，恨人撷花”，尤其恨人随地吐痰，“故非解人韵士，不得与之久交”。他擅乐器，“凡羌笛、胡琴、凤笙、斑管，无不精妙，而尤喜以洞箫与人度曲”。常与友人在家品茗焚香，“剧谈谑笑”。驾鹤仙逝前晚还在与友人剪烛谈心，翌日则被发现“遗蜕在床矣”，真正洒脱之至。张岱说:“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厘，而有山林意。”可谓妙人高人韵人，虽不以学问存世，但颇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精髓。

《王谑庵先生传》传主王思任乃晚名著名文人。做过知县、佥事。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驻守绍兴，王任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其仕途坎坷，三仕三黜，喜好山水林居。时有讽刺时政之作，其《游唤》一文，“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另有诗作誉世，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懑和失望。甲申之变前，王思任以能文善谑著称，国难之后，当南明小朝廷覆亡之际，奸臣马士英欲逃往绍兴避难，王思任作书以拒之(张岱在传中全文引用了这篇义正辞厉之文)，他自己则弃家入山，不剃头，不进城，身感不适，绝食卧躺。卧病期间“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鲠咽”，临死前“连呼高皇帝者三”。王思任由一个纯粹的文人而成为人所景仰的志士。张岱给他写传之意不言自明。

《一卷冰雪文序》中，张岱云:“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冰雪之气”不仅仅是张岱的审美取向和美学观念，它的向度是更宽泛的，涵盖了张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操守，所以才会有慎为人写传作墓志铭的他为一个抗倭的农民大书一笔，才尤其欣赏“不出市厘而有山林意”者，感佩国难后避居不仕、读书论世乃至潦倒困顿的王思任，对余若水这样的节义之士备加尊崇，也才有张岱催促好友陈洪绶完成《水浒叶子》，并专题《水浒牌四十八人赞》……

虽然明朝大厦在清兵入关时已是风雨飘摇，士人也无法肩起朝代鼎革的历史使命，有些人以身殉国——所殉当为其价值节气(张岱友人中殉国者即有刘宗周、祁彪佳)，当然有些人也转向与时局合作。当大风大浪袭来时，对于士人(知识阶层)来说，有人守护节气，有人低头现实，有人积极权贵，有人无奈而从，任何时代莫不如是。但晚明许多文人确实是自觉背负起丧国之痛的羞耻感，他们不仕出，不与异族时局合作，或埋于读书著述(张岱即是)，或沉于丹青书法(如傅山、陈洪绶)，以笔墨承传建设一个源远流长的百折不挠的文化香火。这样的人生态度于知识者而言，无论其时还是后世，都需要精神、心灵和肉身的勇气的。

这一个张岱与品茶品戏优游于文人娴雅生活之中的张岱，其实并不矛盾，他只是持守一个士人的原则/精神罢了，是一个承传汉文化传统的文人对价值/审美理想的一以贯之，历史的兴替节点只不过是对之的一种外在考量，而张岱则坚持了他的“冰雪”理想。坚烈与潇洒浑然一体。

事实上，践行如此的浑然一体是别具勇气的，并不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