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说难》的理解

　　《说难》是从分析宣传游说的对象——人主的心理反应入手（按：对上的宣传，这是古代宣传与现代宣传的一大区别），而备言宣传游说的危难（按：旧注本篇备论“谏说”；谏说也就是对上的宣传游说）。但是韩非并没有在危难面前却步 他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而法家本来是顺应战国时势而产生发展的政治理论学派。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理论的一个学派，法家离开宣传游说人主以外便一无所用其技。相反，研究宣传游说人主的理论和技术，倒是关系到它自身的存亡。 　　那末，韩非在游说人主方面究竟研究出些什么样的有效方法呢？若按《说难》文，其大旨可归之于三句话，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文章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备言说难，后半部分细言说成。讲说难，第二大段的内容和文采尤堪注意。“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以下，一连排举了七条“如此者身危”，即因宣传游说失当而招致身首异处的危险，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七危”之外，还有“八难”。其中四难是来自于宣传游说涉及的人事不妥而遇到的，四难是由于方法和辞语不当而遇到的。整大段文章中的七危八难全用排比句段，条分缕析而切中肌理，其表现艺术不禁使我们想到韩非另一篇《亡征》。按韩非的说法，“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然后用一连串言简意明的排句，一口气列出了一个国家可能灭亡的四十八条“可亡也”弊端即“亡征”。郭沫若曾把这些排比亡征的语段，比做顽强冲击海岸的排浪，好像必欲吞纳一切阻碍而后息似的。而《说难》七危八难的表达手法，则和《亡征》一文具有相似的艺术效果。
　　在内容上，七危八难又使我们想起韩非另一篇文章《难言》。《难言》可视为《说难》的姊妹篇，现录其首段以为比照：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忽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
　　——这不是和《说难》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说难》的第二部分是正面论述“凡说之务”，要点是“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并抱着“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的策略，借以达到和人主“亲近不疑”、“周泽既握”的关系，而后再驰骋辩说而得尽其宣传游说之辞。这种宣传游说的策略，固然是有感于法家用世心切，而又难遇贤主用其法术的战国时势而提出的（也就是本文所说立足于设若“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的立场）；但若论其是非曲直，则不免使我们看到一点鬼谷先生、纵横者流的影子。
　　《说难》一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是全文照录的。《索隐》由此说《说难》“其书词甚高，故特载之”云。若就表达形式而言，《说难》一文确能代表韩非文章那种分析透彻、解剖不留情而又峭拔挺峻、气吞山岳的风格；但就内容主旨而言，未必“甚高”。至于司马迁破格照录全文，则《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明明两次慨叹韩非明知宣传游说之难，而“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的悲剧；我们知道，司马迁自己也是为了李陵事向汉武帝说谏而受到耻不欲生的“宫刑”的（见《报任安书》）。因此，司马迁的慨叹悲韩、《史记》的“特载”，或许是同声相求、同病相怜而借为抒愤的缘故吧。
　　（选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古文鉴赏大辞典》张大芝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