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上官仪列传》中说:「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所谓「绮错婉媚」的「上官体」,实际上就是齐梁诗风的馀绪。杨炯在《王勃集序》中,也谈到当时诗坛的风气,他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这裏所批评的,就是指沿袭齐梁诗风的「上官体」。这说明高宗龙朔前後的诗坛上,齐梁诗风仍然十分盛行。因此,继续清除浮靡轻豔的齐梁诗风的影响,依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课题。
在诗歌理论上大力扫荡齐梁诗风的影响,态度最激烈、成绩最大的,除了「初唐四杰」之外,还有陈子昂。陈子昂在他那篇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这可以说是一篇批评齐梁绮靡轻豔诗风的檄文。它的意义不只是在於态度鲜明地反对齐梁诗风,更重要的是提出了「风骨」、「兴寄」、「风雅」等对诗歌发展的美学要求,从而解决了矫正齐梁诗风的方法问题,在理论上指明了唐代诗歌的发展方向。
初唐承继齐梁柔媚绮丽,雕琢婉媚的诗风,简单的说来就是在玩文字游戏,与社会现实脱离。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兴寄都绝”而提倡汉魏“风骨”与《诗经》的“风雅”精神结合提倡诗歌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