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四大奸臣

1、高俅

高俅人称高太尉，他在小说中擅长蹴鞠，放到现在说不定是数一数二的球星，扛起中国足球的大旗。但是，高俅凭借会踢球的本事，逢迎权贵，最后身居高位。他迫害林冲，杀害卢俊义，又毒死宋江。

2、童贯

童贯是宋徽宗时期著名的权宦，他掌握兵权20年，官至太傅，权倾朝野，被称为“媪相”。他后因平定方腊起义，被升为太师。金军南下入侵时，他奉徽宗命令前往宣抚，遭到金人勒索，童贯逃回京师，此时恰逢宋钦宗即位。

钦总令童贯留守东京，但童贯没有接诏，而是同徽宗一起南逃。为了让自己尽快逃离京城，童贯还下令射死了一百多名过浮桥出城士兵，惹得天怒人怨。起初，钦宗下令流放童贯，后来在流放途中，命令将童贯斩首示众。

3、蔡京

蔡京是北宋时期的一代权相，曾四起四落，四任宰相长达17年，此后位极人臣，担任太师。他为了讨好宋徽宗，大兴花石纲，修筑宫殿，以求恩宠。

蔡京为人贪婪自用，恣意为奸，被称为当时的“六贼”之首。后来，蔡京的小儿子蔡眥因为借着父亲的权势肆意妄为，被人揭发，宋徽宗只是将蔡京停薪。钦宗即位后，由于民怨沸腾，他下令将蔡京一贬再贬，最终蔡京死在了流放的路上。

4、杨戬

杨戬是宋徽宗十分宠信的宦官，并且一路升迁至太傅。杨戬和童贯这两名太监，一文一武，长期把持着徽宗时期的朝政。宣和三年（1121年），杨戬去世，被徽宗追赠为太师、吴国公。最后在钦宗即位后，下诏剥夺了杨戬的一切官爵。

扩展资料：

1、高俅的人物轶事：

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

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

2、蔡京的宰相之才

神宗熙宁末，王安石常常对年轻的蔡卞（蔡京之弟）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吉甫（指吕惠卿）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

3、杨戬的取求田税

有个叫杜公才的胥吏向杨戬献计，制定法令求取老百姓的田契，从甲到乙，从乙到丙，辗转追究，直到没有证据，就推测土地的产量，增加租赋。从汝州开始，慢慢地扩展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搜求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塞的地方，都勒令百姓租佃。租额确定后，土地虽被河水冲荡，不能耕种时，租额也不减免，号称“西城所”。

4、童贯的时称媪相

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被封为检校太尉，出使契丹。有人说：“用宦官为使臣，难道国家没人了吗？”皇上说：“契丹听说童贯打败羌人，因此想见他，以他为使臣，察看敌国，也是良策。”童贯使辽回来，权势更大，握有朝廷内外军政大权。

于是请求出兵进驻夏国横山，朝廷命他以太尉的身份为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不久，为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不到三年，他主管枢密院事。另外统领武信、武宁、护国、河东、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九镇，为太傅、泾国公。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高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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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京(1047～1126)，北宋末权奸。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元□元年(1086)，司马光任宰相，下令废罢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蔡京按照限令于五日内在开封府所属各县全部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蔡京任权户部尚书，力助宰相章□重行新法。宋徽宗赵佶即位，蔡京被弹劾夺职，闲居杭州。宋徽宗派宦官童贯到杭州访求书画奇巧，蔡京勾结童贯，以书画达于禁中，得以重新起用。崇宁元年(1102)，他乘机排挤掉宰相韩忠彦、曾布，而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蔡京善于奉迎，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他与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李彦，权臣王黼、高俅、朱勔等，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言，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民怨沸腾,币制混乱不堪,给北宋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蔡京是北宋最腐败昏庸的宰相之一。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童贯、朱勔、李彦、王黼、梁师成为六贼。而称蔡京为“六贼之首”。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高俅 （?—1126）北宋末年人。初为苏轼小史（书僮）,后事枢密都承旨王铣,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 （即徽宗）。徽宗即位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在任时宋军政废驰。在施耐庵水浒传中对他有深刻刻画。高俅高靖康初病死。

　　以北宋晚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水浒传》里，朝廷中有一个殿前都太尉（掌管军事的高官）高俅，这是个令人憎恶的反派人物，他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把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他时时出奸计与梁山好汉作对，最后还陷害宋江等人。虽然《水浒传》是小说，刻画出的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出来的。

　　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史书上对这个人记载不详。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佑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送给曾布，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佑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据一些学者考证，《挥麈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他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

　　出身寒微的高俅何以后来会青云之上？他发迹的原因是什么呢？《水浒传》中说他后来遇上了贵人，小王都太尉和内侄端王交好，小王都太尉派高俅到端王府送物，由此结识了端王（后来的徽宗），被端王看上，从此留在端王身边。这种说服是有依据的。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三年（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

　　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高俅立过何种边功？史无记载，
　　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可能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

　　也有人认为，如果高俅仅仅是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爱以至平步青云。这未免小看了高俅。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还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但是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恶人未必全有恶报，这也能算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吧。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经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不愧是才子，这一番话，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高俅这人，书上说他“踢得好脚气球”。更兼“吹谈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如此看来，他倒是个挺全面的人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这倒也无妨。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像这样各方面都懂一点，道德方面“潇洒”一点，足球又踢得好一点的男性青年，若生于现代，倒有可能成为女孩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倘若时来运转，他还能带着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一举夺冠。可他偏偏生在宋代，而且居然稀里糊涂地当上了殿帅府大尉。于是，就只能扮个丑角了。

　　刚开始，他在东京并不吃香。只是陪着别的公子哥，闯红灯、斗鸡玩马，风花雪月的到处逛逛。后来被发放出界，只好到淮西柳大郎处安身。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他也想回家了，便由柳大郎一纸书信，送到了东京董将士家里。董将士见他是个破落户，怕留在家中会带坏孩子，便又一纸书信，将他送给了小苏学士。小于同样的考虑，小苏学土也来一封信，把他送人了小王督太尉府里。这时的高俅，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人传来传去，日子也不好过。

　　但也是他合该发迹。一日，小王督太尉差他去给端王送东西，端王恰巧正在踢球。这浑球一见那圆圆的东西，献技之心痒痒，便上前踢了一脚，这一脚，把球踢到了端王脚下，其实也就是把自己踢进了统治集团。后来的宋江等人，还打算“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而高俅只一脚便定了乾坤。足球的魅力，在此可见一斑。

　　之后的道路便十分子坦了，哲宗驾崩，端王即位，是为徽宗。没过半年，高俅便当上了殿帅府太尉。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草包当了皇帝，便把下面的馒头也一个个封了官，而且还是大官。那个充其量只能当个足球教练的高俅，一下子当上了“军委主席”，便很快地跟着人五人六起来了。

　　但是，馒头毕竟是馒头。或许你一时运气，凭着自己巴结，主子赏赐，能得到无限的荣华富贵。可是，肚里的学问和那身上的本事，却不是几个马屁就能拍出来的。像高俅这样的货色，平时给三军将士领个奖、签个名，还能像个模样；真到了是驴是马拉了来溜溜的时候，那骨子里的浑球本质，就毕露无遗了。后来他组织军队，多次进剿梁山，竟没一次成功，空费了许多兵马钱粮。最后一次，他挂帅亲征，率十节度一同讨伐，却跟耍猴一样，只三阵，便被宋江杀得屁滚尿流，自己也被张顺捉上山去。要不是宋江招安心切，放他回去，只怕高太尉的脑袋，真得让好汉们当球踢了。

　　像这号人，干好事，未必能干好；干坏事，却绝对能干坏，你看他上任伊始，既不整顿军纪，也没检阅兵马，第一件事，就是把跟他有过节的王进修理了一顿。没过几年，又因为干儿子高衙内青春躁动，看上了林冲的老婆，就机关算尽，硬是把这个一贯忍气吞声的老实人给逼反了。后来还把杨志弄得流落街头，无处容身。梁山水泊之所以能聚起这么一批虎狼之徒，高太尉实有不可磨灭之功。

　　这样的喜剧在中国历史上上演，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帝在创造领袖的时候，总不忘再造几个小人，放到他身边去，给他聊天解闷，歌功颂德，于是，阿斗身边出了个黄皓，乾隆身旁也来了个和坤。连那个世称明皇的唐立宗，在任用姚崇为相的同时，还不忘把李林甫放在身边，时不时地讲个荤笑话来解闷呢。

　　而宋徽宗的情况，较以上几位又更为复杂。他在登基之前，是个不问政事的人物，整日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比起高俅来，他才是真正的魅力男性，不但球踢得好，而且有文化，有内涵。谈情说爱古今无双，再加上天生的英俊面庞，及一身的荣华富贵，放到现在，肯定倾倒一片。他如果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文学家、艺术家或情圣的话，或许还能在史书上留下不少美谈，可谁知他那宝贝哥哥哲宗，连太子都没生下，就忙着西去了。众大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那只逍遥猴给推了上去。

　　可想而知，在这之前，大臣们当中，肯定很少有人去他的端王府做客。都忙着巴结皇上哪，谁有空去给这花花公子请安呀?所以，当他那屁股刚沾上龙椅的时候，面对阶下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心里是很紧张的。这帮浑球表面上都在山呼万岁，心里想什么?天晓得!他不禁生出一阵孤独感。

　　一日，他上朝回来，碰到了高俅。他仔细看了看，觉得那身段，那造型，竟是当忠臣的绝好素材!而在高俅看来，徽宗又未尝不是一块当圣上的好料呢?随着这群小丑的粉墨登场，北宋王朝那走向覆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高俅原名高毬，本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连他的父亲都容不得他，忍无可忍之下到官府告了他一状，结果，高俅被“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后来，高俅到淮西投奔了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

　　不料柳世权不想长期收留这个无赖。经柳世权推荐，高俅回到了东京投奔药商董将仕。董将仕也不愿收留他，便打发他去投奔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将他推荐给小王都太尉。这一次，高俅算是找到了知音，小王都太尉居然待他“如同家人一般”。不久，小王都太尉的小舅端王看中了高俅。自从高俅投奔小王都太尉之后，实际上已露出了发迹的契机，这时的高俅虽然还是一个帮闲者，但无形中已攀上了高枝，平步青云是迟早的事了。《水浒》作者别具匠心地在王都太尉和其舅端王的前面各加了一个“小”字，说明凡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小人，自然受小人的赏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个小舅端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即位的徽宗皇帝。徽宗是个足球迷，恰好，踢球是高俅的长项，所以东京人才称他作“高毬”。当然，仅仅踢一脚好球是不够的，高俅自有别的本事。且看他初见徽宗时的表现：先使个“鸳鸯拐”将恰好滚到自己脚边的球踢还徽宗，这一手令徽宗惊叹不已；然后，在回答徽宗问话时连忙“向前跪下”，继而又“叉手跪覆”，并且“拜道”、“再拜道”，恭敬得不得了。徽宗令他踢球，他便“叩头谢罪”，“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

　　再说徽宗皇帝遇到了高毬这么个知音，自然欣喜非常。他登基后，半年间便提拔高毬为殿帅府太尉。高毬发迹了，便将“毬”改做“俅”。大概他觉得“毛”字旁有禽兽之嫌，改作单立人，便人模人样的了。

　　大凡小人得志，第一件事便是公报私仇。高俅发现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正在其分管之下，而王进的父亲曾揍过高俅。所以，高俅要报复王进了，害得武艺高强的王教头连夜携母出逃。当时宋朝边患频仍，正值用人之际，而作为国家有用之才的王进却被逼得走投无路。北宋不亡、徽宗不被金军活捉才怪呢！

　　《水浒》开篇先写一无赖高俅的发迹史，而只字不提作为全书主角的梁山好汉，寓意甚明：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直至官逼民反，罪在皇帝和他宠任的贪官污吏。七十年代举国大批《水浒》时，人们都认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然。在帝制时代，施耐庵不得不用曲笔而已。试想，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之流，又是谁在常识、重用他们呢？没有昏君，何来奸臣？
　　二郎神
　　中国民间俗神信仰中，二郎神是影响相当广泛的一例。自古以来，俗信多以四川灌口为二郎崇祀为正宗，且有迄今屹立在都江堰岷江东岸的二郎庙(又称二王庙)为证。与此对应，四川民间对二郎神崇拜也最称兴盛，凡驱傩逐疫、降妖镇宅、整治水患、节令赛会等各种民俗行为，莫不搬请二郎；有关二郎的大量传说，被编入多种戏剧，甚至影响至地名、山名。然而要问这位二郎神究竟姓什么，名什么，却又是一个被重重迷雾所遮掩的难题。即以灌口的二郎庙为例，种种异说所造成的矛盾在此就有集中反映：按《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此庙应为道观，所奉二郎神是宋真宗敕封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的赵昱赵二郎；可是当年此庙中的二郎神塑像，却是位顶盔戴甲、粉面无须的青年郎君，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额上多一只眼睛，手执一把三尖两刃刀，皂靴前还有一条神犬，使人一看便知这就是《西游记》、《封神演义》中描绘的那位杨戬杨二郎。又让人惊奇的是，历代文人墨客在庙中殿阁廊庑所题匾额楹联及壁嵌碑文石刻，都毫无例外地把二郎神当作先秦蜀郡守李冰之子李二郎来赞颂。倘若有爱寻根究底的香客为此请教庙祝，他们也只好含糊其辞：反正你拜瞻的乃“二郎神”就是了。

　　到底谁是二郎神的真身，或者换句话讲，由四川而蔓延及全国的民间二郎神信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历史上有种种异说，近现代的学人也有许多考证和推论。

　　李二郎说。李冰是秦蜀郡守，在任期间，领导民众建成了功德绵延千年的都江堰。而蜀中民间传说，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中，他的次子“二郎”有协助父亲凿离堆、开二江的大功，因而被民众作为神灵奉祀。此类传说见于文字记载的时间，似始于北宋。《宋会要》记宋仁宗嘉佑八年封永康军广济王庙郎君神为惠灵侯，并言“神即李冰次子”，表明“二郎”即次子之意。南宋范成大曾任四川制置使，大概曾去瞻仰过这位“郎君神”，其《吴船录》称：“崇德庙在(永康)军(今灌口镇)城西门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庙食处也。”《通俗编》引《朱子语录》进一步点明：“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其后，这位李二郎曾被元朝封为“英烈昭惠显圣仁佑王”，被清朝封为“承绩广惠显英王”。当四川巡抚上疏清雍正帝给二郎加封号时，礼部认为封儿子而不封父亲，似不妥当，所以雍正同时给李冰加封“敷泽兴济通佑王”(《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二》)。这就是灌口二郎庙由原名崇德祠改为现名二王庙的由来。由于皇帝敕封，方志见载，李二郎享祀灌口的说法长期流布全国，尤其受到讲究引经据典的士大夫文人的支持。

　　赵二郎说。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龙城录》载，隋朝时有个赵昱，隐居青城山学道，因隋炀帝迫其入仕，出任四川嘉州太守。时有老蛟兴风作浪，成一方祸害。赵昱乃持刀投江，没入水中，与老蛟大战，顷刻间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最终赵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于是州人顶戴，奉为神明。其后赵昱弃官隐去，不知所终，但又在嘉陵江水涨溢为患时，几度“显神”。唐太宗从地方官的奏折中获知后，即封他为神勇大将军，在灌江口为之立庙。后来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到四川时，又加封赤城王。据学人考证，《龙城录》乃宋人王铚托名唐柳宗元而撰，有关赵昱人江斩蛟的事迹，应在五代时已经流传，王铚只是作了总结并加以记载。而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称，在唐太宗封神以前，当地民众已为赵昱立庙于灌江口，俗曰灌口二郎。北宋真宗时，益州大乱，张乖崖奉旨入蜀治之，曾诣祠下求助于神，事后请皇帝追尊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从此，这位“二郎神”声望日隆，宋元时代小说戏曲及民间传说中的二郎神，基本上就是这位赵二郎的形象和“神迹”，并对其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中二郎神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二郎说。凭借小说的力量，杨二郎成为明清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二郎神”。《西游记》第六回称他是“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洲灌江口”，又借孙悟空之口点出其来历：“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封神演义》更明指其名叫杨戬，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其实杨戬本系北宋徽宗宠信的一个宦官，宋元时代，民间流传有一些他的轶闻，其中一则后来被编进明话本小说《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大意是徽宗后宫有一韩夫人因患病，奉旨借居杨戬府中休养。某日，韩夫人由杨戬内眷陪同去清源妙道二郎神庙里拈香，庙官孙神通窥其貌美，假扮二郎神，趁夜潜入杨府，诡称与韩夫人有仙缘，诱其苟合。后被杨戬识破，设计捉拿治罪。有人认为，故事中孙神通所冒充的清源妙道二郎神，就是赵昱。但未知有意或无意，这个杨戬捉拿假二郎的轶闻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走样了，最终杨戬变成了二郎神，再经《封神演义》“落实”，遂成定论；所以在民间俗信中的各种二郎神里，这个产生于小说的“杨二郎”是最不足为据的。可是也有人指出，远在北宋初年，“杨二郎”之说就已在民间流传，如《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引《通幽录》即有卢顼之舅在塔上“与杨二郎(打)双陆”等语，因知俗信以二郎神姓杨并非没有由来。至于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杨戬套合“杨二郎”，倒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的故意附会。据说胡适认为杨戬是“括地皮”的人物，而当时民间祭祀二郎神有“负土”作礼的风俗，所以痛恨杨戬聚敛的民众便把神与人联系起来，称他“杨二郎”以肆影射了(樊演《二郎神的转变》，《民俗周刊》第61、62期)。

　　那么这个原本与杨戬无关的“杨二郎”又是谁呢?李思纯认为其原型是南北朝时氐族的英雄人物杨难当，他是氐王杨盛的第二子，继承长兄杨玄之位，故在传说中称为二郎。历史上杨难当的统治中心在甘肃武都的仇池，曾据有宕昌之地，即今邻近灌口的松潘，还曾派兵深入川境。四川本是羌氐族旧地，容易慑服于他的兵威。于是由传说而信仰而立庙崇祀，便成为唐宋以来所谓灌口神的起源(《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赵逵夫也同意二郎乃氐族之神的看法，并且以丰富的史料证明，氐族先民最早生活在我国西北部，一直保持有“剠(黥)额为天”的习俗，即用刀在额上刻上痕迹，然后在伤口涂上墨，使长入肉中，形成永久的痕迹，看上去像一个竖起来的眼睛，即所谓“天眼”——这就是二郎神有三只眼的来历。东汉以还，氐人由今陇南扩散到川北、西康，这一带不仅二郎神的庙很多，以“二郎”名山者也很多，最著名的便是西康的二郎山。《邛崃县志》卷三记“蜀中古庙多蓝面神像……头上额中有纵目”，反映了氐人宗教的遗存。唐以后，氐人逐渐融合于汉族和藏族，氐族的三目祖先神即二郎神也随之成了大一统中华民族神仙世界中的成员。甘藏地区的青衣神，也是三只眼，恐怕很多与氐藏融合有关，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来自印度(《三目神与氐族渊源》，《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另外，也有人提出“杨二郎”可能是“羊二郎”之谐音。如黄芝冈认为灌口二郎的原型是古羌民祖先神大禹，杀羊祭神是羌人的习俗。再证以《博物志》“川西杨姓为羊化子孙”的传说、无义可释的川地羊名(羊蒙山、羊渠县、羊飞山)以及范石湖《离堆诗序》所称“民祭赛(李冰)者率以羊，杀羊四五万计”的一种祀神习俗，更可推知川中杨姓大都是移人农耕地域的禹裔牧羊民族羌人所改，且能证明无论什么形象或姓氏的灌口二郎神都是羌氐人始祖大禹的变体(《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说文月刊》第2卷第1期)。李思纯亦有相似的见解，但他推测灌口二郎最初应是羌氐族的牧神兼猎神。射猎必须携带弓矢与猎犬，故唐末五代的灌口神是披甲胄持弓矢的，明代小说中二郎神驾鹰牵犬的造型，或由此嬗变。

　　何以知道唐末五代的灌口神是披甲胄持弓矢的呢?这个问题甚至引出了二郎是外国神祗的创见。

　　“外来神祗”二郎说。《十国春秋》记，五代时，前蜀王衍“被金甲，冠珠帽，持弓矢而行。百姓望之，谓如灌口袄神”。唐末五代时灌口便有被甲持弓的神像，就是由这条史料获知的。《说文新附》释“祆”，称：“祆，胡神也。从示，夭声。火千切。”有人考证此“袄神”即波斯的拜火教神祗，而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确有火崇

蔡京(1047～1126)，北宋末权奸。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元□元年(1086)，司马光任宰相，下令废罢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蔡京按照限令于五日内在开封府所属各县全部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蔡京任权户部尚书，力助宰相章□重行新法。宋徽宗赵佶即位，蔡京被弹劾夺职，闲居杭州。宋徽宗派宦官童贯到杭州访求书画奇巧，蔡京勾结童贯，以书画达于禁中，得以重新起用。崇宁元年(1102)，他乘机排挤掉宰相韩忠彦、 曾布，而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蔡京善于奉迎，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他与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李彦，权臣王黼、高俅、朱勔等，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言，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括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民怨沸腾,币制混乱不堪,给北宋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蔡京是北宋最腐败昏庸的宰相之一。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童贯、朱勔、李彦、王黼、梁师成为六贼。而称蔡京为“六贼之首”。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高俅 （?—1126）北宋末年人。初为苏轼小史（书僮）,后事枢密都承旨王铣,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赵佶 （即徽宗）。徽宗即位后,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在任时宋军政废驰。在施耐庵水浒传中对他有深刻刻画。高俅高靖康初病死。

以北宋晚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水浒传》里，朝廷中有一个殿前都太尉（掌管军事的高官）高俅，这是个令人憎恶的反派人物，他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背井离乡，把另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他时时出奸计与梁山好汉作对，最后还陷害宋江等人。虽然《水浒传》是小说，刻画出的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出来的。

高俅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是史书上对这个人记载不详。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由此可见，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佑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将高俅送给曾布，虽然苏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佑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据一些学者考证，《挥麈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乃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儿子，他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于是高俅又回到了东京。

出身寒微的高俅何以后来会青云之上？他发迹的原因是什么呢？《水浒传》中说他后来遇上了贵人，小王都太尉和内侄端王交好，小王都太尉派高俅到端王府送物，由此结识了端王（后来的徽宗），被端王看上，从此留在端王身边。这种说服是有依据的。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元符三年（1100年），高俅的人生因为一次偶然事件而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是与端王赵佶的相识。《挥麈后录》中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期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

宋王朝在仕进制度上采用“扬文抑武”的政策，不过这是针对权力和威望而言的，武臣的俸禄和品级实际并不低。但既然文臣的地位占先，对其的要求也就比武臣高得多。有宋一朝，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基本上都具有三考出身的进士资格，对于像高俅这般的闲杂人等，要想要挤入文官圈子是不现实的。而武臣体系相对望低权小但用人的资格方面比较低，升迁的伸缩性也大。对于高俅这类人物来说，显然是步入仕途的捷径。

不过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没有边功，就不得为三衙的长官。徽宗为提拔高俅可谓煞费苦心，先让高俅下放到基层，托给守卫边境的大将刘仲武，以此来“镀金”，为以后升迁打下基础。《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

高俅立过何种边功？史无记载，
但是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有学者认为可能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仲武的九子为官。从徽宗的表现来看，他是认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挥麈后录》说高俅“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个顺水人情。这从高俅以后与刘仲武家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刘仲武在政和五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

也有人认为，如果高俅仅仅是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爱以至平步青云。这未免小看了高俅。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为官弄权上还是有些手段的，所以能居高位数十年而不倒。首先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迎合徽宗志大才疏，好名贪功的心理。高俅管理禁军，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开始是“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同时这个人还有一个好处，对有恩于他的故人不忘报答。除了他与刘仲武家保持密切关系外，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

但是高俅贪欲很重，有学者指出，靖康年间，政治风云变向，有大臣上书揭露了高俅恃宠营私的罪行。《靖康要录》载：“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谨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高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这还不算，而且把禁军当作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再雇工匠。有钱的，就可以免于操练；没钱的，只能再找营生赚钱，也无法操练了。于是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其罪是难容的。

靖康元年徽宗得知金军渡过黄河后，便连夜仓皇逃往东南避难。《靖康要录》记载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贯、高俅各带领若干胜捷兵和禁军也赶到与之汇合，一时间又组成了一个徽宗的亲信小班子。但是徽宗的宠臣们却为了邀宠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在到达泗州后不久，童贯便与高俅发生冲突。“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淮如淮阳。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童贯扈从徽宗等人继续南下，而把高俅留在了泗州，名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为由，回到了开封。史书上说，当时随从皇帝的童贯、梁师成一伙人都被连坐杀死，童贯被处死并枭首于开封，蔡攸也被钦宗下旨处死。恰恰是因为高俅提前离开了江南，没有参与当时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反而使他得到了一个比童贯、蔡攸等人幸运得多的下场。恶人未必全有恶报，这也能算是历史留下的遗憾吧。

金圣叹在评《水浒》时，曾经说过：“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不愧是才子，这一番话，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高俅这人，书上说他“踢得好脚气球”。更兼“吹谈歌舞，刺枪使棒，相扑杂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如此看来，他倒是个挺全面的人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这倒也无妨。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像这样各方面都懂一点，道德方面“潇洒”一点，足球又踢得好一点的男性青年，若生于现代，倒有可能成为女孩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倘若时来运转，他还能带着中国队，在世界杯上一举夺冠。可他偏偏生在宋代，而且居然稀里糊涂地当上了殿帅府大尉。于是，就只能扮个丑角了。

刚开始，他在东京并不吃香。只是陪着别的公子哥，闯红灯、斗鸡玩马，风花雪月的到处逛逛。后来被发放出界，只好到淮西柳大郎处安身。三年后，哲宗大赦天下，他也想回家了，便由柳大郎一纸书信，送到了东京董将士家里。董将士见他是个破落户，怕留在家中会带坏孩子，便又一纸书信，将他送给了小苏学士。小于同样的考虑，小苏学土也来一封信，把他送人了小王督太尉府里。这时的高俅，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人传来传去，日子也不好过。

但也是他合该发迹。一日，小王督太尉差他去给端王送东西，端王恰巧正在踢球。这浑球一见那圆圆的东西，献技之心痒痒，便上前踢了一脚，这一脚，把球踢到了端王脚下，其实也就是把自己踢进了统治集团。后来的宋江等人，还打算“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而高俅只一脚便定了乾坤。足球的魅力，在此可见一斑。

之后的道路便十分子坦了，哲宗驾崩，端王即位，是为徽宗。没过半年，高俅便当上了殿帅府太尉。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草包当了皇帝，便把下面的馒头也一个个封了官，而且还是大官。那个充其量只能当个足球教练的高俅，一下子当上了“军委主席”，便很快地跟着人五人六起来了。

但是，馒头毕竟是馒头。或许你一时运气，凭着自己巴结，主子赏赐，能得到无限的荣华富贵。可是，肚里的学问和那身上的本事，却不是几个马屁就能拍出来的。像高俅这样的货色，平时给三军将士领个奖、签个名，还能像个模样；真到了是驴是马拉了来溜溜的时候，那骨子里的浑球本质，就毕露无遗了。后来他组织军队，多次进剿梁山，竟没一次成功，空费了许多兵马钱粮。最后一次，他挂帅亲征，率十节度一同讨伐，却跟耍猴一样，只三阵，便被宋江杀得屁滚尿流，自己也被张顺捉上山去。要不是宋江招安心切，放他回去，只怕高太尉的脑袋，真得让好汉们当球踢了。

像这号人，干好事，未必能干好；干坏事，却绝对能干坏，你看他上任伊始，既不整顿军纪，也没检阅兵马，第一件事，就是把跟他有过节的王进修理了一顿。没过几年，又因为干儿子高衙内青春躁动，看上了林冲的老婆，就机关算尽，硬是把这个一贯忍气吞声的老实人给逼反了。后来还把杨志弄得流落街头，无处容身。梁山水泊之所以能聚起这么一批虎狼之徒，高太尉实有不可磨灭之功。

这样的喜剧在中国历史上上演，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帝在创造领袖的时候，总不忘再造几个小人，放到他身边去，给他聊天解闷，歌功颂德，于是，阿斗身边出了个黄皓，乾隆身旁也来了个和坤。连那个世称明皇的唐立宗，在任用姚崇为相的同时，还不忘把李林甫放在身边，时不时地讲个荤笑话来解闷呢。

而宋徽宗的情况，较以上几位又更为复杂。他在登基之前，是个不问政事的人物，整日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比起高俅来，他才是真正的魅力男性，不但球踢得好，而且有文化，有内涵。谈情说爱古今无双，再加上天生的英俊面庞，及一身的荣华富贵，放到现在，肯定倾倒一片。他如果老老实实地当他的文学家、艺术家或情圣的话，或许还能在史书上留下不少美谈，可谁知他那宝贝哥哥哲宗，连太子都没生下，就忙着西去了。众大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把那只逍遥猴给推了上去。

可想而知，在这之前，大臣们当中，肯定很少有人去他的端王府做客。都忙着巴结皇上哪，谁有空去给这花花公子请安呀?所以，当他那屁股刚沾上龙椅的时候，面对阶下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心里是很紧张的。这帮浑球表面上都在山呼万岁，心里想什么?天晓得!他不禁生出一阵孤独感。

一日，他上朝回来，碰到了高俅。他仔细看了看，觉得那身段，那造型，竟是当忠臣的绝好素材!而在高俅看来，徽宗又未尝不是一块当圣上的好料呢?随着这群小丑的粉墨登场，北宋王朝那走向覆灭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高俅原名高毬，本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连他的父亲都容不得他，忍无可忍之下到官府告了他一状，结果，高俅被“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后来，高俅到淮西投奔了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世权。

不料柳世权不想长期收留这个无赖。经柳世权推荐，高俅回到了东京投奔药商董将仕。董将仕也不愿收留他，便打发他去投奔小苏学士，小苏学士又将他推荐给小王都太尉。这一次，高俅算是找到了知音，小王都太尉居然待他“如同家人一般”。不久，小王都太尉的小舅端王看中了高俅。自从高俅投奔小王都太尉之后，实际上已露出了发迹的契机，这时的高俅虽然还是一个帮闲者，但无形中已攀上了高枝，平步青云是迟早的事了。《水浒》作者别具匠心地在王都太尉和其舅端王的前面各加了一个“小”字，说明凡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小人，自然受小人的赏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个小舅端王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即位的徽宗皇帝。徽宗是个足球迷，恰好，踢球是高俅的长项，所以东京人才称他作“高毬”。当然，仅仅踢一脚好球是不够的，高俅自有别的本事。且看他初见徽宗时的表现：先使个“鸳鸯拐”将恰好滚到自己脚边的球踢还徽宗，这一手令徽宗惊叹不已；然后，在回答徽宗问话时连忙“向前跪下”，继而又“叉手跪覆”，并且“拜道”、“再拜道”，恭敬得不得了。徽宗令他踢球，他便“叩头谢罪”，“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

再说徽宗皇帝遇到了高毬这么个知音，自然欣喜非常。他登基后，半年间便提拔高毬为殿帅府太尉。高毬发迹了，便将“毬”改做“俅”。大概他觉得“毛”字旁有禽兽之嫌，改作单立人，便人模人样的了。

大凡小人得志，第一件事便是公报私仇。高俅发现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正在其分管之下，而王进的父亲曾揍过高俅。所以，高俅要报复王进了，害得武艺高强的王教头连夜携母出逃。当时宋朝边患频仍，正值用人之际，而作为国家有用之才的王进却被逼得走投无路。北宋不亡、徽宗不被金军活捉才怪呢！

《水浒》开篇先写一无赖高俅的发迹史，而只字不提作为全书主角的梁山好汉，寓意甚明：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直至官逼民反，罪在皇帝和他宠任的贪官污吏。七十年代举国大批《水浒》时，人们都认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不然。在帝制时代，施耐庵不得不用曲笔而已。试想，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之流，又是谁在常识、重用他们呢？没有昏君，何来奸臣？
二郎神
中国民间俗神信仰中，二郎神是影响相当广泛的一例。自古以来，俗信多以四川灌口为二郎崇祀为正宗，且有迄今屹立在都江堰岷江东岸的二郎庙(又称二王庙)为证。与此对应，四川民间对二郎神崇拜也最称兴盛，凡驱傩逐疫、降妖镇宅、整治水患、节令赛会等各种民俗行为，莫不搬请二郎；有关二郎的大量传说，被编入多种戏剧，甚至影响至地名、山名。然而要问这位二郎神究竟姓什么，名什么，却又是一个被重重迷雾所遮掩的难题。即以灌口的二郎庙为例，种种异说所造成的矛盾在此就有集中反映：按《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此庙应为道观，所奉二郎神是宋真宗敕封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的赵昱赵二郎；可是当年此庙中的二郎神塑像，却是位顶盔戴甲、粉面无须的青年郎君，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额上多一只眼睛，手执一把三尖两刃刀，皂靴前还有一条神犬，使人一看便知这就是《西游记》、《封神演义》中描绘的那位杨戬杨二郎。又让人惊奇的是，历代文人墨客在庙中殿阁廊庑所题匾额楹联及壁嵌碑文石刻，都毫无例外地把二郎神当作先秦蜀郡守李冰之子李二郎来赞颂。倘若有爱寻根究底的香客为此请教庙祝，他们也只好含糊其辞：反正你拜瞻的乃“二郎神”就是了。

到底谁是二郎神的真身，或者换句话讲，由四川而蔓延及全国的民间二郎神信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历史上有种种异说，近现代的学人也有许多考证和推论。

李二郎说。李冰是秦蜀郡守，在任期间，领导民众建成了功德绵延千年的都江堰。而蜀中民间传说，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中，他的次子“二郎”有协助父亲凿离堆、开二江的大功，因而被民众作为神灵奉祀。此类传说见于文字记载的时间，似始于北宋。《宋会要》记宋仁宗嘉佑八年封永康军广济王庙郎君神为惠灵侯，并言“神即李冰次子”，表明“二郎”即次子之意。南宋范成大曾任四川制置使，大概曾去瞻仰过这位“郎君神”，其《吴船录》称：“崇德庙在(永康)军(今灌口镇)城西门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庙食处也。”《通俗编》引《朱子语录》进一步点明：“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其后，这位李二郎曾被元朝封为“英烈昭惠显圣仁佑王”，被清朝封为“承绩广惠显英王”。当四川巡抚上疏清雍正帝给二郎加封号时，礼部认为封儿子而不封父亲，似不妥当，所以雍正同时给李冰加封“敷泽兴济通佑王”(《清朝文献通考·群祀考二》)。这就是灌口二郎庙由原名崇德祠改为现名二王庙的由来。由于皇帝敕封，方志见载，李二郎享祀灌口的说法长期流布全国，尤其受到讲究引经据典的士大夫文人的支持。

赵二郎说。据《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九引《龙城录》载，隋朝时有个赵昱，隐居青城山学道，因隋炀帝迫其入仕，出任四川嘉州太守。时有老蛟兴风作浪，成一方祸害。赵昱乃持刀投江，没入水中，与老蛟大战，顷刻间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最终赵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于是州人顶戴，奉为神明。其后赵昱弃官隐去，不知所终，但又在嘉陵江水涨溢为患时，几度“显神”。唐太宗从地方官的奏折中获知后，即封他为神勇大将军，在灌江口为之立庙。后来唐玄宗避安史之乱逃到四川时，又加封赤城王。据学人考证，《龙城录》乃宋人王铚托名唐柳宗元而撰，有关赵昱人江斩蛟的事迹，应在五代时已经流传，王铚只是作了总结并加以记载。而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称，在唐太宗封神以前，当地民众已为赵昱立庙于灌江口，俗曰灌口二郎。北宋真宗时，益州大乱，张乖崖奉旨入蜀治之，曾诣祠下求助于神，事后请皇帝追尊圣号，曰“清源妙道真君”。从此，这位“二郎神”声望日隆，宋元时代小说戏曲及民间传说中的二郎神，基本上就是这位赵二郎的形象和“神迹”，并对其后《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中二郎神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二郎说。凭借小说的力量，杨二郎成为明清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二郎神”。《西游记》第六回称他是“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洲灌江口”，又借孙悟空之口点出其来历：“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封神演义》更明指其名叫杨戬，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其实杨戬本系北宋徽宗宠信的一个宦官，宋元时代，民间流传有一些他的轶闻，其中一则后来被编进明话本小说《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大意是徽宗后宫有一韩夫人因患病，奉旨借居杨戬府中休养。某日，韩夫人由杨戬内眷陪同去清源妙道二郎神庙里拈香，庙官孙神通窥其貌美，假扮二郎神，趁夜潜入杨府，诡称与韩夫人有仙缘，诱其苟合。后被杨戬识破，设计捉拿治罪。有人认为，故事中孙神通所冒充的清源妙道二郎神，就是赵昱。但未知有意或无意，这个杨戬捉拿假二郎的轶闻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走样了，最终杨戬变成了二郎神，再经《封神演义》“落实”，遂成定论；所以在民间俗信中的各种二郎神里，这个产生于小说的“杨二郎”是最不足为据的。可是也有人指出，远在北宋初年，“杨二郎”之说就已在民间流传，如《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引《通幽录》即有卢顼之舅在塔上“与杨二郎(打)双陆”等语，因知俗信以二郎神姓杨并非没有由来。至于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杨戬套合“杨二郎”，倒可能是出于某种原因的故意附会。据说胡适认为杨戬是“括地皮”的人物，而当时民间祭祀二郎神有“负土”作礼的风俗，所以痛恨杨戬聚敛的民众便把神与人联系起来，称他“杨二郎”以肆影射了(樊演《二郎神的转变》，《民俗周刊》第61、62期)。

那么这个原本与杨戬无关的“杨二郎”又是谁呢?李思纯认为其原型是南北朝时氐族的英雄人物杨难当，他是氐王杨盛的第二子，继承长兄杨玄之位，故在传说中称为二郎。历史上杨难当的统治中心在甘肃武都的仇池，曾据有宕昌之地，即今邻近灌口的松潘，还曾派兵深入川境。四川本是羌氐族旧地，容易慑服于他的兵威。于是由传说而信仰而立庙崇祀，便成为唐宋以来所谓灌口神的起源(《江村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赵逵夫也同意二郎乃氐族之神的看法，并且以丰富的史料证明，氐族先民最早生活在我国西北部，一直保持有“剠(黥)额为天”的习俗，即用刀在额上刻上痕迹，然后在伤口涂上墨，使长入肉中，形成永久的痕迹，看上去像一个竖起来的眼睛，即所谓“天眼”——这就是二郎神有三只眼的来历。东汉以还，氐人由今陇南扩散到川北、西康，这一带不仅二郎神的庙很多，以“二郎”名山者也很多，最著名的便是西康的二郎山。《邛崃县志》卷三记“蜀中古庙多蓝面神像……头上额中有纵目”，反映了氐人宗教的遗存。唐以后，氐人逐渐融合于汉族和藏族，氐族的三目祖先神即二郎神也随之成了大一统中华民族神仙世界中的成员。甘藏地区的青衣神，也是三只眼，恐怕很多与氐藏融合有关，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来自印度(《三目神与氐族渊源》，《文史知识》1997年第6期)。

另外，也有人提出“杨二郎”可能是“羊二郎”之谐音。如黄芝冈认为灌口二郎的原型是古羌民祖先神大禹，杀羊祭神是羌人的习俗。再证以《博物志》“川西杨姓为羊化子孙”的传说、无义可释的川地羊名(羊蒙山、羊渠县、羊飞山)以及范石湖《离堆诗序》所称“民祭赛(李冰)者率以羊，杀羊四五万计”的一种祀神习俗，更可推知川中杨姓大都是移人农耕地域的禹裔牧羊民族羌人所改，且能证明无论什么形象或姓氏的灌口二郎神都是羌氐人始祖大禹的变体(《大禹与李冰治水的关系》，《说文月刊》第2卷第1期)。李思纯亦有相似的见解，但他推测灌口二郎最初应是羌氐族的牧神兼猎神。射猎必须携带弓矢与猎犬，故唐末五代的灌口神是披甲胄持弓矢的，明代小说中二郎神驾鹰牵犬的造型，或由此嬗变。

何以知道唐末五代的灌口神是披甲胄持弓矢的呢?这个问题甚至引出了二郎是外国神祗的创见。

这是中国传统，国家乱了，是因为奸臣当道。事实确实责任在皇帝身上，但那个时代皇帝是不能批评，所以就拿奸臣说事。

《水浒传》中的四大奸臣
蔡京，童贯，高俅、杨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