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军事奇才
魏延出身和履历不详。《三国志·魏延传》说他是“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西北)属东汉荆州之南阳郡。所谓“部曲”，据《后汉书·百官一》云：“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可见，部曲本是汉代军队中三级编制的名称。东汉末年，以世家和豪族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军阀割据形成，军阀采取“部曲”这种军事建制来组织自己的军队，于是部曲便成了豪强地主割据势力的私人武装。魏延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川，其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刘备军中的嫡系，而绝非降将(按：《三国演义》云魏延本是刘表部将，后杀韩玄，献长沙于刘备，完全是杜撰)。因其“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
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刘备用法正之谋，举倾国之师，历时岁余从曹操手中夺得军事重镇汉中郡。至此，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刘备自称汉中王，表示与曹操分庭抗礼。不久，刘备返回成都，临行前“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同上。。为何刘备如此重视镇守汉中的大将人选呢？因为蜀汉的基本统治区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汉中郡坐落在关中和巴蜀之间，属于两大区域交界的地带。蜀国为了保障自己根据地的安全，有必要将重兵部署在敌我接壤之处。
关于汉中的重要性，时人及后人多有论述。杨洪曾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洪传》。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如建安二十年，曹操平张鲁，“破汉中，蜀人震恐”，“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得安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蜀国如果据有此地，则不仅能够保障剑阁、成都之安全，更能使其作为北伐之基地。对蜀汉而言，汉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荆州。基于此，刘备怎么能不作慎重考虑呢？刘备手下大将著名者有关羽、张飞、马超、赵云、黄忠。刘备对关羽最为倚重，但其镇守荆州，不可能调离原来的防区。赵云其时的主要职责为“掌内事”，即刘备以其“严重”而主管刘备的宫中之事。《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黄忠虽然勇猛，但毕竟年事已高。马超威名显赫，但因其是“羁旅归国”的降将，《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刘备对其不甚信任。在此情况下，似乎镇守汉中的最佳人选非张飞莫属了。而且“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刘备置张飞情绪和全军议论于不顾，而破格任用魏延，这不仅反映了魏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反映了魏延深得刘备的信任。如果魏延“脑后有反骨”，焉能受此重任？
效仿刘邦当年登坛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刘备在封魏延为汉中督时大会群臣，并且故意在宴会上当面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当然豪言壮语谁都会讲，那么魏延镇守汉中的实际功绩究竟如何呢？《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
对于姜维的此次调整军事部署，历代史家多认为是重大失误，为后来汉中失守、蜀国灭亡种下了祸根。郭允蹈的《蜀鉴》论及此十分深刻。他说：“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由此可见，诸葛亮选拔的接班人——姜维的才能远不如魏延，因为魏延守汉中凡十五年，汉中固若金汤，没有放一个敌兵进入自己的防区。接任的王平完全按照魏延的既定方针办，也以少胜多，在兴势打败曹爽率领的十余万魏军。而姜维轻易改变魏延的战略部署，却直接导致蜀汉的灭亡。魏、姜二人军事才能之高低岂非一目了然！所以刘备在用人和识人上，确实要比诸葛亮高明得多。
魏延勇略过人，他驰骋沙场，所向披靡，可以称之为善战无敌。曹魏方面，除司马懿以外，能与魏延匹敌者几无其人。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此次战役，并无诸葛亮指挥，而是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乃曹魏关西首屈一指的重将，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败马谡，“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卷二十六《郭淮传》。，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但魏延却能“大破淮等”。另外，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史称司马懿“畏蜀如虎”，这个“蜀”不单指诸葛亮，恐怕也应包括魏延在内吧。
以治军而论，魏延“善养士卒”，与张翼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不可同日而语，而与关羽“善待卒伍”相似。《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以此观之，魏延统大军能独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绝不逊于关羽、张飞等蜀汉一流大将也。
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延提出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战略：“闻夏侯茂(时镇长安)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诸葛亮“以为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因此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献策由他率精兵五千，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诸葛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可行性极小。其反对理由主要有四条：一、子午谷道路险狭，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二、夏侯茂未必会弃城而逃；三、就算攻下长安，也未必守得住；四、万一失败，兵力本来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
三国志魏延简历三国志 卷四十 蜀书十 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一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一魏略曰：夏侯茂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茂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茂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才)〔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於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一
一魏略曰：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乡下知青”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 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个“万全之计”,竟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硬是强调什么“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这样的进军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为张�所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之后只好南归了。其实,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马谡,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整个北伐的失败。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亲届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大老远的祁山,在当时通讯落后的情况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尉缭子》说:“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说明,将帅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气。毛泽东在读《三国志》时批曰:“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亭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卦诰�小！闭飧隹捶ㄊ枪��蜕羁痰摹J潞笾罡鹆了渥髁恕白晕遗�馈?请将自己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严惩了马谡,但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总结自己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似乎也认识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议。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看来,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战略战术上的谨小慎微必然导致用人标准上的“知�偏颇”、“求全责备”。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谨慎”的作风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点,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仅对魏延,对其他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如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以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便不复重用。后来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对马谡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矩�偏颇是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备一生最突出地选拔了两个人,一是诸葛亮,一是魏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点压制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延仍然忍辱负重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羌中败郭淮,入川夺取西蜀,南战七擒孟获,北伐任先锋,天水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澜,等等。治军严明,“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袭长安的战略建议实属善远之谋,可惜没被诸葛亮采纳。假如按魏延“循秦岭而东”的战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难以估量的。难怪魏延常叹息:“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
曹操之用人高于诸葛亮就在于他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鸡,思补再鸣”,“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以大局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张绣降后哗变,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对他优待并封为列侯,毕谌、魏种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还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从而开创了较大的局面。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他说鲁肃有两长(建议立帝王之业和联刘抗曹)一短(借荆州给刘备),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刘备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胆信任和使用他,虽然麾下良将甚多,却始终把魏延视为卓异将才委独当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其时拟迁治成都,行时要拔一将领守汉中,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来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麾下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留守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然而慧眼识人,“乃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看来,刘备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胆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负刘备所望,坐治汉中,独当一面,界连强魏,敌不敢犯,大去刘备北方之忧。而诸葛亮不仅“矩�偏摹?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人才难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王夫之在评诸葛亮时就说:“人皆局�于循吏之矩”,“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恐怕与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再则,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纵观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继的蒋琬、费�和姜维均无大的作为,反而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看来,在培养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虽有“不肯下人”的缺点,但他对诸葛亮还是衷心服从的。在他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能顾全大局,没有作出损害蜀国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军中、情况十分紧急复杂时也没有能证明魏延叛蜀归曹魏的证据。杨仪同魏延不和已经很深,诸葛亮一死,他们的冲突更趋表面化。“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命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认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就算是一面之词,也可以看到杨仪造谣陷害以消灭自己政敌的恶劣行径。就是据本传记载,也不能说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诸葛亮病笃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孔明只是估计到魏延可能不从杨仪之命,做了一点不信任魏延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杨仪假“丞相遗令”。果然魏延不甘为杨仪所制,反而赶在撤退前破坏栈道绝杨仪归路。断后一仗是姜维指挥的,也不能说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看来,诸葛亮在处理杨仪与魏延的严重不和的问题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线征战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干事,对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实有所不同。假如诸葛亮在临终前把他们二人召来榻前肝胆相照,晓之大义,托之重任,至少魏、杨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缓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这完全是不信任之举。
从许多史籍的关键文字看,都没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敌。最可据的是,他没有乘断后之机北去,却仍是抢先南归,即使在无心自己人残杀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败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数人扶丧回蜀,要和费�联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为费�所出卖战败而死。再从众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认为丞相虽死,但北伐之伟业不能中断,应由我魏延继续“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汉投曹,他可能有三种选择:其一是率军在前线倒戈,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动,待杨仪率军撤退后再拔军驻汉中,静观形势,效当年之张鲁,凭借曾镇守汉中之威望独树一帜,这也不难办到;其三是学刘备当年夺取刘璋地盘之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夺取蜀汉政权,而后剪除杨仪之军,这也不是极难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相反地倒是明白地声明,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要率军继承丞相之遗志继续北伐,这与叛蜀而降曹是无论如何扯不在一块的。
大凡历史的悲剧,就会有悲剧人物。当马岱提着魏延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魏延为蜀国的存在和发展舍生忘死,铁马金戈,没有死于对敌之战场,而丧于自己营垒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诛,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毁于一旦。事实上,那个造谣陷害魏延的杨仪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杨仪本性“狷狭”,反复无常,是个利欲熏心的权奸;他心胸狭窄,一向和文臣武将不和。但就是这么一个佞臣却为诸葛亮素所器重,临终时授以总督军权。杨仪除掉魏延“得胜”回成都后,自诩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书令”高位后心怀怨恨,对费�说:“往者丞相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个自白又为费�密报了朝廷,于是“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但杨仪恶性难改,至徙所复上书诽谤,朝廷后来要查办他,他才自杀了。蒋琬、费�先是纵容杨仪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杨仪,诸葛亮尸骨未寒,而内部自相残杀。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后有杨仪之死。此番折腾之后,蜀汉元气大伤,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势,诸葛亮对此也负有责任。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一千多年前当事者的是非应给以明确的判断,研究与回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五虎上将中，普遍的排列顺序是：关，张，赵，马，黄。可能有人会说，赵云应该是第一位的，但没办法，谁让关张是刘备结拜弟兄呢。却从未有人说过“魏延”怎么怎么样，魏延竟不在其中。
五虎将评点：
尽管关羽喜欢读书，但关羽只能算是有些军事才能的“武夫”。
张飞不必多说，除了一身蛮力，没什么特别之处，他的做事风格能头脑在五虎将中应排最后。
赵云深的我们的喜爱，当然也是刘备，诸葛亮最爱的虎将。他智勇双全，曹操对其也是深爱有佳。而且赵云忠心最佳，尤其对诸葛亮是言听计从。赵云在军事谋略方面应该在除魏延的其他3人之上。
马超，属于张飞类型，谋略稍好与张飞。但被诸葛亮平地西川后，马超打了几个大战役后就因为生病而英年早逝。
魏延，在群雄逐鹿期间，因为当时魏延是“自由人”，所以今天投靠这个，明天投靠那个，给人印象不好，但刘备知道他一名全才，欲收留时，诸葛亮却劝刘备不收此人，说“此人终有一天会背叛主公”。
诸葛亮的担忧是建立在别人的流言基础上，与现在的“事实求是”不同。魏延的性情：对于不看重他的主公，他会立刻离去，魏延始终想投靠曹操，但机会就是不出现。眼看跟随自己的部将纷纷离去，魏延才不得以乱投靠。几经周折后，他终于能面见刘备，他想一心为刘备卖命，因为世上人都说刘备最厚道。刘备真正听从的是诸葛亮，诸葛亮才是掌握军事大权的人，亮使用未给魏延重要任务，两人的争斗从一魏延刚来就已经开始了。
平定西南孟获的战役中，魏延几次献计，均被做事保守的诸葛亮否决。
六出祁山，蜀国已基本无大将，魏延是军中资历最老的，但他说的话一点应有的威力都没有。诸葛亮把姜维作为自己的心腹，继续排挤魏延，魏延的计策一律被他看做是冒险的，不理智的，不妥当的。正是因为诸葛亮的过于“稳健”保守，才导致其最后的失败。
诸葛亮死后，魏延心存多年的积怨一下爆发，导致烧毁栈道，欲独自出山，征讨魏国。却被早已部下陷阱的诸葛亮害死，马岱斩下其首。魏延落了个谋反的罪名，成为了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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