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党史，要详细点

1月10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同一天，国共双方公布停止军事冲突与恢复交通协议。由于中苏条约的约束，协议中规定：“本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80) 19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之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息。”(81) 他们得到美国政府支持，集中美太平洋舰队的运输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大举运兵到秦皇岛登陆，转往东北扩大内战。东北战场上的力量进一步发生变化。2月上旬，国民党军新一军和新六军相继进入东北。这两个军是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全部美式装备，在缅甸战场取得过重大战绩，此刻都投入到东北战场上来。3月，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原为警卫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四军一个师又相继进入东北。东北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多人增加到28.5万人，积极沿北宁铁路向北推进，力图夺取整个东北。东北地区一场更大规模的作战已无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在1月14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仍由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这时，老部队已得到适当休整，新部队继续扩大并得到一定训练。部队又进行了整编：“以老部队为基础，将新改编的部队的人、枪编入，进行重点补充。这样老部队就新部队武器装备的优势，新部队就老部队人员素质和作战经验的优势，两方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成为确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82)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给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以一定打击，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目标将难以实现。26日，中共中央指示：“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83) 2月13日深夜，东北民主联军6个团在法库县秀水河子突然包围并歼灭北进中远离主力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一个加强团，共1600余人。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的严重局势下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胜利，这个胜利不能小看。它“不但初步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而且消除了我们一些人对美械装备的恐惧心理”(84)，大大鼓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士气。但国民党倚仗兵力上的优势，继续向北推进。

3月上旬，苏联军队开始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撤兵。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12日日记载：“苏联自沈阳撤退时，事前未通知我方，仅于撤退将完之时口头与我方接洽。”(85) 这时，国民党北上的军队已推进到沈阳附近。中共中央东北局在12日开会讨论要不要乘此夺取沈阳。会上认为不宜冒险进攻沈阳。林彪说：“不是需要不需要，而是可能不可能。沈附近火车汽车运输都很迅速，抄我后路也快。打不进，占不住，也退不出，很可能失败的。”彭真最后说：“攻沈的行动是冒险的。”(86) 13日，中共中央也致电东北局、林彪：“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87) 同日，国民党军顺利开入沈阳。

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也进驻沈阳。东北人口最密集和经济最富裕的沈阳附近地区已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那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在北京治疗。熊式辉随即在3月15日下达命令，兵分两路，对南北两个方向发动猛攻：南线，由新六军、第五十二军和第九十四军一个师向本溪方向进攻，以保障沈阳侧后的安全；北线，由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欠一个师)计划在4月8日攻占四平街，随后继续北上。当时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回忆说：“我们的方针大致是：乘(国共停战)三人小组未到东北之前，尽可能扩大占领地区，首先要控制铁道沿线的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进行停战谈判时，使我方处于有利地位。”(88) 熊式辉并在3月29日致电蒋介石，建议继续增兵：“我军有12至15个军来东北，可次第收复全境。”(89) 但国民党军队在关内正酝酿发动全面内战，难以抽调更多兵力前来东北。4月6日，蒋介石致电熊式辉：“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90)

这时，苏联也正加快从中国东北撤军。王世杰3月23日日记载：“昨日午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持一照会来，谓苏军决定于4月底自东北撤退完毕。”苏军马林诺夫斯基总部在4月5日离长春回国，全军如期在4月底撤完。王世杰5月7日日记载：“顷据董彦平(引者注：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自伯力来电，谓苏方声明已于4月30日全撤。”(91) 这样，东北战场完全形成国共双方对峙和交锋的局面。

四平街保卫战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四平街位于南满平原的中心，联结三条铁路线，是东西南北满间的交通枢纽，正当国民党军从沈阳北上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咽喉要冲。苏军撤走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开到那里，只是收编了一些伪军和土匪部队防守。东北民主联军在3月18日歼灭那些伪军和土匪部队，解放四平街。29日，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25日来电，进一步指示各部队：“我们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于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哈、齐三市，争取在一个月内全部干净消灭各该市顽匪。此举关系东北及中国革命前途甚大，望亲自负责，周密部署。”(92) 长、哈、齐三市的状况和四平街差不多。4月下半月，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退后，用类似四平街的同样方式，先后解放了这三个城市。以哈尔滨为例，当时出任市长的刘达回忆：“除了那200多名伪军改编的保安队外，所说的国民党地下军多少多少，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数字。而且那200多名保安队现在已开始脱掉军衣，陆续向东北逃跑，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性”，所以，“未放一枪，解放了哈尔滨”。(93)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对四平街保卫战极为重视。3月26日，彭真为东北局起草给中共中央和林彪的电报：“根据中央指示，我之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铁岭以北之长春路与中东路全部。完成此任务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以便确保以哈长为中心的北满全部于我手中。”“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94)

四平街保卫战前后持续一个月。

4月18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开始向四平街发动猛攻。第七十一军(欠一师)等相继投入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在装备差的情况下，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双方进入僵持状态。国民党编写的战史评述在这个阶段中作战指导的缺失有三：“一，兵力分散，忽视优势作为”；“二，习于正攻，缺乏包围构想”；“三，再衰三竭，战略构想欠当”。对第三点，它这样说明：“长官部因侦知四平、长春之俄军即将北撤，在迫不及待之状况下，拟乘匪军尚未进据以前，抢先接收；就政治观点言，容有必要，但就军事立场言，似嫌轻敌躁进。”“北上之新一军与第七十一军，进抵四平市郊时，攻势已达极限，致战况陷于胶着。”(95)

5月14日，原在南线的新六军等部队攻占本溪后，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大举北上增援。这一来，四平战场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主力几乎倾巢出动。南北两路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四平街地区的总兵力已猛增至11个师，约16万人，交通运输快捷，并有大量坦克、重炮和飞机配合作战，对东北民主联军实行夹击，企图在此决战。《徐永昌日记》5月14日载：“据杜聿明派来参谋称，一月来攻四平街无进展，近调新六军两个师及七十一军之八十八师加入我右翼，希望一举攻下四平街结束对东北之攻势云云(原正面为新一军，左翼为七十一军)。”(96) 18日晚，林彪在东北民主联军处于严重不利局势下断然下令撤出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街后乘势北上。长春附近地形平坦，东北民主联军兵力不足，又已十分疲惫，难以固守，主动撤出。国民党军在23日不经战斗，进占长春。但他们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在关内又难以抽出增援兵力，无法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双方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

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街同装备优良并受到严格军事训练的新一军等很长时间对峙，挫折了国民党军北上的锐气，也积累了一些同这类军队作战的经验，但东北民主联军的损失也不小。中共中央有鉴于此，逐渐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我们意见，只在有充分把握能击溃新一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108) 等到南线的新六军等攻占本溪、大举北援，这时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再在四平街打下去显然已十分不利。5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109) 18日，林彪乘两路国民党军尚未形成合围之际，不等中央回电，断然决定撤出四平街。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复电批准。吕正操回忆道：“林彪和罗荣桓从四平回到长春，我即将长春周围地形作了汇报。林彪讲，部队疲惫不堪，损失很大，不能再打了，要立即撤出长春，退到哈尔滨。”(110) 23日，东北民主联军又撤出长春，主力退据松花江北岸，同国民党军隔江相峙。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评论道：东北民主联军“警觉性高，避免在不利态势下被迫决战”(111)。

四平街保卫战，是为阻止国民党军扩大在东北全境军事进攻和在最后关头力争达成和平协议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东北民主联军在兵力处于劣势、又缺少同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作战经验的条件下，顽强抗击达一个月，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在全国引起震动，并且迟滞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在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的伤亡达8000人，而且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力量。因此，这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战斗。5月27日，中共中央在致各战略区的电报中说：“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112)

八、“七七决议”

国民党军在5月23日攻占长春后，蒋介石十分兴奋，当天就飞往沈阳，企图乘势北上，控制整个东北。他在25日日记中写道：“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113) 蒋的亲信内政部政务次长、军统局帮办唐纵在24日日记中也写道：“我军昨日收复长春，此一战役，关系国际、国内军事政治影响巨大。”“可见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的作用。”(114)

事实上，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东北民主联军尽管撤出了长春，但主力仍然保存着，而国民党军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部队疲惫，在关内又难以抽出更多增援兵力，后勤补给也将面临困难，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已力不从心。毛泽东早就看清：“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115) 5月26日和28日，留在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两次致电蒋介石，转告马歇尔的提醒。前一次说：“钧座对东三省军事似不愿至此告一段落，惟据其所闻，此次共军死伤一万二千，俘虏仅四百余人，如是共党主力并未击散，共军现在避战，如国军跟踪而进，则必延长战线，予共军以处处可以截击之机会。”后一次说：“我军如再由长春跟踪北进，则运输线愈长，地位愈感困难，危险亦愈甚。”(116) 马歇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他的这些看法是有军事眼光的。从国民党方面说，继续北上确非力所能及，而且也不能不考虑美方的意见。时任军令部次长的刘斐说：蒋介石“暗中的主意是：能争回到如何程度，即争到如何程度”(117)。他确实也只得如此。

这样，国共双方在6月6日共同发表东北暂时停战声明，自第二天正午起，东北休战15天。这是双方当时在东北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决定的。以后，双方又达成协议，延长停战期限。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以此为起点对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奋起抗击，全面内战由此正式开始。蒋介石的注意力不得不更多地集中在关内战事上，无力他顾，原拟再调往东北的3个军不得不留在关内，东北国民党军队一时无法得到新的增援。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停战，实际上延续了四个多月。

这四个月，由于战事暂时停止下来，东北根据地紧紧抓住这段有利时间，集中力量实行工作方针的根本转变。6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及林彪，要求他们：“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118) 16日，对东北局领导机构作了调整，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并由他们五人任东北局常委。

那时，在抗住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后，东北解放区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在内的整个北满并联结东满、西满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面积占东北的五分之三)及南满几块根据地或者游击根据地，已具有相当规模。但根据地还不很巩固。

7月3日至11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也就是以后通称的“七七决议”。(119) 它标志着东北党的战略重心真正全力转到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并且使各级干部在思想上明确起来。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转折，对整个东北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七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什么？陈云在西满干部会上的报告作了鲜明而生动的说明，谈得很透彻。他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东北形势很复杂，但也可以概括成“敌强我弱”四个字。脑中所想的与实际不相符就发生混乱。把情况看得一致才能谈政策。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不仅在现在，而且在今后的形势中仍会这样。因此，不夸大敌人力量，但也不轻敌。我们自己则应准备最坏的斗争，争取最好的斗争，不侥幸从事。

第二，改变敌强我弱情况，使我力量增加，敌人力量减弱，有充分可能。依靠什么改变？增加群众(农民)的力量，即可使人们力量增加。群众会不会起来？如果做工作，一定会起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群众没发动起来。现在决定抽1/3军队下乡帮助群众工作，一般干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乡去做群众工作。过去也提出过把干部抽下去做群众工作，但今天应确定农村的群众工作比重应占80％。下去工作可以不分什么等级。下乡时要决心吃苦，汽车不要，皮鞋取消，苦他一年半载。

第三，我们的任务，建立长期战争的观点，肃清对战争、和平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现在是边打边谈，以打为主。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是双方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平是打出来的，决不是主观的愿望。现在根据地、大城市两种工作中，根据地工作是第一位。根据地的群众基本上是农民。东北城市对农村作用大，但主要还是农村。过分强调城市作用，否定农村工作是不合事实的。中央五四决定是发动农民最好的工具，农民是要土地。对群众各种组织都要，特别是群众武装更重要。干部派下去后工作好坏的标准，第一个标准，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地方干部产生了。如果地方干部产生得多又好，那个地区的工作就不坏，不然，就是其他工作很好，没地方干部也会垮台。

第四，东北的斗争是艰苦的，但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与今后一个时期，敌我力量对比上是敌强我弱。现在我与敌力量相差不远。由于我们存在许多优点及他们的困难，加上我们的工作，力量是一定会变化的。目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有东风则有恃无恐，要注意“欠东风”，也要注意“万事俱备”。(120)

“七七决议”使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真正把工作重心集中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个根本上来。这项工作在此前已经开始，东北局还在4月19日发出过切不要忽略根据地建设的指示，但工作的规模还不很大。“七七决议”传达贯彻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局面同以前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变。这时，广大干部离开城市，不管原来是哪一级，都换上农民衣服，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下乡热潮。他们和当地贫苦农民打成一片，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办事。东北民众长期处在日伪残酷统治下，民族意识更强，因此，前一阶段发动群众时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为民众痛恨的汉奸，大力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把占东北全部耕地1/3、长期为日伪占有的开拓地、满拓地、军用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实行减租减息。从1946年7月至11月，东北局又根据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将3000万亩土地分配给420万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比原来又大进了一步。广大贫苦农民生平第一次感到有人这样地关心和资助他们，逐渐改变了最初对共产党所持的观望和疑虑态度。这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增强了党的影响。在农村中很快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农民们踊跃参军和支援前线。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迅速扩充到23万人，并初步建立起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基层政权、地方武装和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建立起来或得到巩固。与此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把军事打击同政治瓦解相结合，到这年12月，共剿灭多少年来骑在民众头上横行不法的大小股匪2万人，抓获三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消除了后方的心腹之患，使民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保障，并且对巩固根据地和土改成果增强了信心。

经过这一系列紧张的工作，东北根据地终于建立起一个安全的战略后方，得以从容地集结并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令人吃惊的新姿态出现在后一阶段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它的力量源泉从哪里来？是深深地植根在人数众多的广大贫苦农民中。中国共产党把发动群众的工作放在当时全部工作的第一位，并给以正确的组织和领导，就把这股以往不受人注意、甚至被瞧不起的巨大能量充分释放出来，组织起来，化为谁也阻挡不住的力量。没有这个变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到来是无法想像的。

再看国民党统治区，那是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番景象。国民党军队在占领沈阳、四平街、长春、永吉，直抵松花江边的时候，它的力量已近用尽，它所控制的地域已达到巅峰状态，以后就要从隔江相峙到走下坡路了。国民党方面编写的战史也承认：国民党军队此时“攻势已达顶点，以五个军之兵力，转战历一周年，战力之发挥已至极限”，“过此则渐步入衰退之困境”。(121)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进占这些大城市后，自身和内部原来存在的各种问题便加速暴露出来，同东北民众的矛盾恶性发展。这种状况，国民党一些在东北的高级将领也感觉到了。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坦率地回忆道：“在国民党统治区，情况却是每况愈下。早在进攻东北之初，许多国民党官员就是抱着抢肥缺、发横财的目的来到这里的。随着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域的扩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涌入东北。这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采取贪污、受贿、营私、敲诈等种种手段，拼命吮吸人民的血汗。一些地方豪绅也在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下，欺压百姓，雄霸一方。至于官场上，则更是乌烟瘴气。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纷纷任用私人，排斥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糟的是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也更加严重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现在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郑洞国和杜聿明一次酒后的深夜长谈。郑洞国回忆道：“谈话中，我坦率地提醒他，目前东北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现象，远比当初我在北平见他时预想的严重得多，倘不及时设法，终要失尽民心的。杜将军闻言沉默了半晌，突然张大了眼睛愤愤地说：‘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停了一下，他又神色凄凉地说：‘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122) 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应验了他的预言。

较量，并非只表现在战场上。战争的胜败，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谁能得到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却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实际，也很重要。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结束了，开始跨入下一个阶段。前面所说这个阶段中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和人心向背的鲜明对照，实际上已清楚地预示了东北全局未来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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