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里有近五百篇的故事，塑造了不下百人的人物形象，这在古典小说中是较为罕见的。在这一人物画廊中，又以女性形象占大多数。由她们引发的一个个爱情故事，也是聊斋故事中最感人的部分。
　　这些女性形象，她们“虽为花妖狐媚，但多具人情”。在作者的笔下，她们几乎个个美得令人眩目。除了外表美，最可贵的是她们有着美丽的心灵，她们或温柔或聪慧，或天真或无邪，或行侠仗义。在《聊斋志异》描写女性的篇章中，既体现了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美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才能，这些人物形象丰富了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
　　一、爱情背景下的女性形象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女性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往往集中在爱情婚姻上，女性就其心理特征来说，整个心灵几乎就是一个情感世界。”[1]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出污泥而不染，誓死捍卫爱情的鸦头和细候
　　《鸦头》中的鸦头是个误入风尘的女子，她敢于抗争不屈服，坚决地维护她和王文的爱情婚姻；《细候》中的细候始终不甘屈从于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决心跳出火坑，矢志跟从穷书生满生，在显现中富贾某的圈套后，愤然“杀抱中儿（细候与富贾某所生子），携所有亡归满。”[2]
　　（二）执著追求美的狐女阿绣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阿绣》阿绣可以说是个真诚的、执著的美的追求者，是外貌美和心灵美的完美结合者。她幻化为刘子固念念不忘的阿绣与其欢会主要是艳羡阿绣的美，希望和她媲美。最终又帮助刘子固和阿绣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而《乔女》中的乔女却是个外貌丑而心灵美的女性形象。她形体丑陋但心灵善良，老而贫的丈夫死后，她拒绝了孟生的求婚，理由是“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 [2]孟生“益贤之，向慕犹殷，” [2]，她终未相许。然而，当孟生暴卒后，她却前往哭吊，当在孟家遭到侵凌时，挺身而出，为之护理家业，抚育幼子，“实际上作了孟生没有名分的‘未亡人’。”[3]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文学作品中“来无影，去无踪”的渲染给侠者批上了神秘的外衣。《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四）泼悍妒忌的女性
　　“在西方的故事里，爱情是自私的，一个女人宁肯叫她的情人被狮子吃掉，也不会让他投入情敌的怀抱。”[4]我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娥眉曾有有妒”之类的词句。总而言之，女子善妒，社会使然。同样，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作品描写了悍妇妒妻，比较突出的有《江城》、《珊瑚》、《大男》、《马介甫》、《吕无病》等。《江城》中的江城，不讲孝道，不讲人情，甚至有虐待狂倾向，把公婆威严彻底打掉；《珊瑚》中的二儿媳藏姑“役母若婢”，即使婆婆卧病在床也置之不理；《吕无病》中的尹氏虐待佳人，逼得公爹做了道士，妾不仅不敢跟丈夫说话，还在怀孕后被打得“崩注堕胎”，害得弟死，弟妇再嫁，侄儿几乎丧命等等。
　　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是多疑善妒，彪悍无比，以虐待他人为乐，尹氏、江城、王氏等爱莫能助。这种现象大多出现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她们虐待的对象大都是有直接利害冲突的婢妾及其子嗣和其他家庭成员等，她们面目狰狞，性格扭曲，行为可耻，体现了女性恶的一面。这类人物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和婚姻结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体系。在婚姻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则被要求从一而终，做节烈妇，“夫为妻纲”更是鲜明地体现了丈夫对妻妾的绝对统治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然而封建制度没有为她们指出反抗的道路，导致了她们反抗的变态，正当的反抗成了令人生厌的泼悍乖戾。”[4]
　　二、社会背景下的聊斋女性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还成为商品经济中的弄潮儿。
　　（一）复仇女神形象
　　社会黑暗，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她们作为复仇者的形象正如秋瑾《满江红》词中所说“身不得，男儿列，身却比，男儿烈。”[5]
　　（二）足愧须眉的聊斋女性
　　《小翠》中的小翠聪明美丽，活泼好动，为“报恩”主动入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嬉闹之间把公爹的政坛对手打败，让公爹渡过了难关。她报恩报得八面威风，玩政敌于股掌之上。自私、怯弱、愚蠢的达官贵人在小翠面前显得一无是处。
　　（三）才女颜氏
　　《颜氏》中的颜氏，是名士之女，她在丈夫屡试不中的情况下，女扮男装，从容赴试，屡试屡中，连任官职。颜氏把封建重压下妇女被压制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有文才，可以在文章制艺上超过男子；有制国才干，吏制超出男子。她以其聪明才智为女子扬眉吐气，可以说与花木兰替父从军一脉相乘。
　　（四）近代女性经营者的形象：黄英和小二
　　《黄英》中的黄英是菊花精，她精于种菊，卖菊，以此致富。她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6]以这种方式致富是“聊为我家彭泽解潮。”[7]她与以市井牟利为耻的士子马子才婚前婚后的分歧，马子才总是处在尴尬位置。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社会生存能力，仰男人的鼻息生活，黄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养活了丈夫。马子才非但不以她为荣，反而觉得伤害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同时在传统重弄轻商的思想意识下，在传统士子眼里，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才是清高。但她最终使马子才认输，认同了她的行为。《小二》写“绝美慧”的女子赵小二，因跟父母一起参加过白莲教，受人迫害，不得不去山东益都西部的一个偏僻地方立脚，通过开厂致富，同时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跟丈夫下棋、喝茶、看历史文学书，享受生活。《黄英》、《小二》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女性的能力与地位，展示了女性经济地位和趋于平等的爱情生活。
　　三、鬼狐花妖类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如公孙九娘是“笑弯秋月，羞晕朝霞”。聂小倩是“肌肤流露，足翘细笋，娇艳尤绝。”
　　如《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8]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综上所述，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主要是花妖鬼狐)不仅“多具人情”，而且多半有比人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