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下午2时,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4 名突击主峰的队员到达了85
00米。在他们建好营地之后,屈银华带着郭宗岳、群贝坚赞、多加、索南多吉、米
马、云登、茨仁、却加、米马扎西等9 名运输队员也赶到了。他们将突击主峰所需
的物资运到了突击营地,完成了最后一次关键性的运输任务。根据事先的安排,屈
银华留下来担任拍摄电影的工作,其他9名运输队员完成任务后,返回8100 米营地
休息。
按原计划在从8500米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10筒容积4 升,压力是170个一180
个压力的氧气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最后检查时发现有两筒已经空了。
他们估计,不是运输队员在路上不小心碰开了阀门开关,就是疏忽中把空氧气筒背
上来了。屈银华的原定任务是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电影,由于氧气不
够,临时决定他的任务交由王富洲完成,屈银华也不再随突击小组行动。他们轮流
吸用几筒白天用过、尚剩余一些压力的氧气筒,度过了这一夜。
5月24日9时,许竞、王富洲、刘连满、贡布依次从帐篷里爬出来,用尼龙绳串
连结组开始出发。不料,刚走出不远,登山队副队长、突击组组长许竞突然倒下了。
已是在这样的高度,却失去了冲击顶峰的机会,这是相当可惜的。屈银华补入了突
击小组,按既定方案,王富洲担任突击小组组长。
突击小组继续沿着山脊前进。他们每人分得两筒氧气,用睡袋裹起来,其中有
一筒带着调节器和面罩,一起塞进背包里,只将面罩留在外面,塞在背包旁边的小
口袋里,以备使用。此外每人带有一副冰爪、几个钢锥,王富洲还带了一架电影摄
影机,贡布多背了一个用红旗包起来的毛主席半身塑像和一些电影胶片。刘连满的
背包里多装了一把铁锤。他们4个人平均负重量是14公斤左右。
中午12时,他们到了“第二台阶”的裂缝脚下。两个小时以后,他们上到了裂
缝尽头的一块大岩石上。这里就是史占春、王凤祥挖雪洞过夜的地方。
在他们的右侧,竖立着一块笔直的4 米多高的岩壁。他们看到:岩壁表面没有
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无法用以攀登。岩壁上虽有几条裂缝,也都只有拇
指那么宽,它们之间的距离又都在1.5米左右,很不利于攀登。
刘连满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在岩壁上打了两个钢锥。谁知他在攀登时,却连续
三次摔了下来。贡布和屈银华分别尝试攀登了两次,也都摔了下来。
最后,刘连满做人梯底座,屈银华脱去高山靴踩在他肩上,在岩壁上又打了几
个钢锥。一个多小时后,屈银华才攀到“第二台阶”顶部,也就是这块岩壁的顶部。
贡布、 王富洲、 刘连满相继登了上来。这时已是下午5 时。他们从突击营地到达
“第二台阶”顶部,竟花了7个小时,其中3个小时便是在这块仅仅4 米多高的岩壁
上面花掉的。
片刻休息之后,他们结组继续前进。走过“第二台阶”上面的碎石坡后,他们
踏上了一道冰雪坡。这时,长时间在前面担任开路任务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差,高
山反应也越来越严重,他一连摔倒了好几次。在海拔8700米处,他又一次摔倒再也
爬不起来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把刘连满安置在一个既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
危险的一块大岩石旁的弧形拗槽中休息,准备回程中再把他带走。
这时,他们携带的氧气剩下不多了。他们在自述中曾写道:“从8500米出发,
在到达8600米的第二台阶陡壁之下时,每个人的一筒氧气只剩下40个一50个压力。
由于背两个筒上攀费力太大而且返回时需吸用,故决定将每人用过的氧气筒放在第
二台阶之下,吸另一简前进。在到达8700米左右(24日19时),每人的氧气又只剩
40个一50个压力(合160升一200升),刘连满因身体不能支持,故决定留下并将他
自己用剩的一筒氧气也给他留下,另外3人继续前进。”
当时已是19点左右,继续前进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这在当时中国登山运动中
尚无先例。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这个决定:‘当5 月24日19时左
右我们在开会讨论,根据当时情况应采取怎样行动时,大家认为虽然天气将晚,但
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是25日天气将变坏,大家的体力与每人所余的氧气量都不容
许再拖太长时间,而且全组也没携带扎营装备,又考虑到顶峰的风力一般在夜间比
较白天要小一些,而当天又是晴空,星光映着雪光,还是隐约地可以寻找一下攀登
路线。更主要的是想到了党的指示与6 亿人民的希望,所以就决定只有前进不能后
退,不能错过时机,不拿下顶峰誓不回头。”
当他们走到8750米左右高度时,太阳的余光已全部消失,他们只好根据在下边
测定的大致路线与过去的登山经验,在视域很短的星光和雪光下摸索前进。不言而
喻夜行军困难更大,好坏路线的选择不太容易,只好在屡攀不上。此路不通时再另
找旁处上攀。在攀登岩石陡坡时看不见支撑点,只能用手脚随时攀登随时摸索。在
进行上下方保护时一方面牢固的固定点不易寻找,另一方面看不清被保护者的具体
行动与路线的困难程度,所以容易滑落与发生危险,上方的滚石看不见,不能预防,
滑脱工具与失掉的装备也不易找寻。
在他们到达8800米左右高度时,他们的氧气基本用完。由于过度疲劳加上每人
的氧气筒中的氧气太少或没有了,所以在吸用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根本不吸用
了。在这样的高度,还要同严寒和复杂艰险的地形拼搏,仅仅依靠空气中微弱含量
的氧维持生命活动。在这成败关头,他们要经受的是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开始了人
类登攀运动史无前例的艰险历程。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有前进,不能后退!”
最后的路程,他们一点儿体力也没有了,完全是爬着前进的。
他们3 人在向主峰前进时,贡在前,王、屈在后,快到顶峰时,发现有一小峰,
贡上去后,以为到了。等王上去后,才看见附近还有一高峰,又继续前进。
主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的西边, 他们爬完了这一段路程。1960年5月25日北
京时间4时20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峰。
他们在山顶的活动,众多的文章和资料都有一致的记载。
他们攀上了主峰,仰望头顶,除了夜空和闪亮的星星,再也没有可供攀登的路
程了。
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泽东半身塑像,用旗把像包起来,放
置于顶峰。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虽然带着摄影机,但由于是夜间,却无法拍摄世界最高
峰顶峰资料照片,以及他们在顶峰的活动情况。他们在顶峰停留了约15分钟后开始
下山。
在到达顶峰时,他们详细检查氧气筒,发现有两个已一点儿都没有压力了,所
以就在顶峰丢下去,另外一个只剩下6个一7个压力(合24升一28升)。为了防止返
回途中发生意外,他们就将这个快用完的氧气筒背下来了。在回到8800米左右(25
日6时)时,3个人都感到体力太疲乏,呼吸太困难了,他们就将这筒仅有的一点氧
气分着吸完,然后将空筒扔掉了。
这时,天渐渐地亮了,他们回头便看见了自己攀登顶峰留下的足迹。屈银华取
出一直随身带着的轻便电影摄影机,把这一英雄壮举和值得纪念的一刻,摄人了镜
头。
他们在8700米处与刘连满再度会合。
刘连满在王富洲等3 人离开后,便在背风岩石后睡下,当时他根据自己的身体
情况估计,已无生存的可能。于是他花了半个多小时,吃力地用红铅笔在日记本上
给王富洲写下一封短信:
王富洲:
……我知道我不行了,我看氧气瓶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 人回来时用则也许管
用。永别了!同志们。你们的同志刘连满。5.24。
写完信后,刘连满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良好的素质训练,造就了他强壮的体
魄,对高山缺氧反应的逐步适应,坚强的意志力,以及那只睡袋,使他最终脱离了
死亡的魔爪。一觉醒来,他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后来他见到王富洲、屈银华和贡
布,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吸他留下的那瓶氧,他们3人都被感动得落下了眼泪。3个
人将刘连满留下的氧气分着吸用了。
当4 个人返回到“第二台阶”顶部那个岩壁下时,天气变了,天上飞起纷纷扬
扬的大雪,能见度很低,行走更加困难。他们又找到上山前所留下的4 个没用完的
氧气筒,痛快地饱吸了一气,当时就吸空了两筒,背着剩下不多氧气的两筒预防万
一。当晚 9时左右,他们返回了8500米的突击营地。在休息以前,大家才将这次登
山中所剩下的仅有的几十升氧气用完。
在8500米突击营地,他们商议后决定分批下山。由体力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在
一天之内赶下山去,一方面求援,一方面送胜利消息。贡布和刘连满只在途中8100
米营地吃了一点儿东西就一直赶到了北勒。
王富洲与屈银华27日到北勒,28日到达6400米营地。
5 月30日北京时间13时30分,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已生活了两个星
期的中国登山队队员,全部返回大本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6月1日,大本营举行庆祝大会。许竞在会上作了这次登山活动的初步总结。许
竞代表登山队队部正式公布:在这次登山活动中,共有53名队员打破我国男子登山
高度7556米的最高纪录,其中还有28名队员到达了8100米以上的高度,占世界各国
登山队在过去178年中到达这个高度的69 人次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一次登山活动
中有这么多人到达这个高度,在世界登山史上是空前的。
这四个人经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氧气以经不够了。这四个人才费尽了千辛万苦来到了山下,队员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之后,都来到了山下迎接这四位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