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婚恋观的悲剧意识
内容提要:张爱玲小说中表现出的婚恋观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在其爱情小说的内容上的体现有三种:有情人终不成眷属,相互利用,算计的爱和病态乃至变态的爱.她的悲剧意识根源于其内心的双重失落感:家庭的没落,童年的不幸,这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即小说多以没落贵族家庭为场景,这种家庭氛围多不健康,且人物爱情结局都是悲剧性的.
关键词:张爱铃 悲剧意识 荒凉 婚恋观 家庭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最走红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与当时血与火的中国关系不大,与日寇的侵占香港和上海的沦陷也不大沾边。作品中也不去渲染民族情绪和抗战气氛,而是“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1透过她的叙述可以窥视现代市民群混乱无助的精神世界,以及弥漫于作品中几乎一成不变的悲凉氛围。
张爱玲小说的底色是:荒凉。她作品的悲剧意识也可用此来概括。鲁迅小说、散文诗写的也是人世的荒凉,“那种荒凉是由于传统的腐朽,人心的麻木对于人性觉醒的摧残、压抑。人的世界布满了鬼影、阴森而寒冷,人的声音在野地里如野狼孤独的长嗥,这是鲁迅体察到的荒凉。”2
《红楼梦》的繁华衬托了另一种荒凉。“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3
鲁迅的荒凉带有寓言色彩,是思想家的产物。《红楼梦》的荒凉带有日常色彩,是作家体验的产物。张爱玲无疑是近于《红楼梦》的,她的作品中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上,是对日常生活不厌其烦的描述上。
张爱玲的荒凉是一种悲观的感叹。“这种悲剧意识象一座显微镜,用蒙上悲剧色彩的镜面扫描出一幅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时代莫可奈何的没落-----人性的卑微、阴暗、情感的千疮百孔,也就从中显露无疑”4。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只有两个角色唱戏: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既然男女情事更能揭示人生的全面,就在这放恣的人生状态中寻求一种真实的人性姿态,确定一婚恋为主题的同时,也确定了其婚恋的基本走向。
张爱玲的小说中的恋爱、婚姻基本都无真诚可言。“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5是张爱玲自身对情感的表达。米先生和敦凤的婚姻如此,乔琪与薇龙的如此,其他人也一样。“创作主体的审美直接影响到作品的风格,这就使得张爱玲的作品中没有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癫狂,却总能在平凡琐屑的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中找到一种比悲壮更易触动大众的方式,那就是苍凉的美。”主体的悲剧性精神气质使其婚恋观的三种走向也烙有悲剧性的烙印。
张爱玲婚恋观基本走向之一: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
在张爱玲的创作中,不乏对男女那种真挚、缠绵、动人的爱情的描写,如《十八春》《多少恨》 、《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中。但这些也不过是一场梦,一层缥缈的纱,,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嗤地破裂,其为那悲剧意识已经深入其中。张爱玲早已习惯将本来可完满成就的婚恋施以外在的破坏力而终导致起崩溃瓦解。《金锁记》中七巧对女儿婚事的百般阻挠;《花凋》里川嫦的婚姻失败缘于突来的痨病;《十八春》中曼桢与世钧的两情相悦、情投意合,但亲姐姐、姐夫的陷害导致他们长达十八年的阻隔,可谓有情人终不成眷属,成了眷属的却不一定是有情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乔龙与葛薇龙,虽已为夫妻,却各怀心事,各自打算,寻找着离婚的法子。《倾城之恋》中成就白流苏与范柳原的姻缘恰恰不是两人的真情,而是香港的沦陷。取胜之后的白流苏庆幸之余“还是有些怅惘”,也是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有力佐证。
张爱玲婚恋观的基本走向之二是以交易为目的的互相算计的爱。
“张爱玲的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即使在爱的名目下走到一起的男女,那‘爱’也是着了不少杂色的”。6爱情在张爱玲笔下早已不再是风花雪月的点缀品,也不是两情相悦的生死缠绵,而是为了维持生计的盘缠《留情》、《连环套》,是赌桌上的筹码,(《倾城之恋》)甚至只是应付电车封锁是无聊与空虚的手段(《封锁》)。“在这种基本走向之下,爱情非但没有它产生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反而以有利可图作为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这样的婚恋状态只能是苍白、空洞的。张爱玲笔下婚恋状态所呈现的悲剧意识彻底渗透到了作品的每一个细胞。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个聪慧、浪漫的女孩,为能继续上学求助于姑妈,却一步步陷入金钱与酒色交易的圈子。最后,连她自己也不愿跳出这个大染缸了,明知嫁给浪荡公子乔琪的结局必然是替姑妈弄人、替乔琪弄钱,却依然甘心沉沦,清醒地埋葬了自己的青春。《琉璃瓦》中家境小康的姚先生心想用七个女儿的婚姻作筹码来攀权附贵,结果事与愿违,女儿们一个比一个不争气,老是鸡飞蛋打让姚先生跳脚,最后他彻底失望了,太太却又生了个女儿,在这场闹剧中,表现了其骨子里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身为女性,她说过:“女人在为男人而活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爱的意思就是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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