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1036～1101）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
东坡家世奉佛。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佛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佛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说：「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传二十六）
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佛。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佛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苏轼学佛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承皓见问：「尊官高姓？」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佛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佛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参见赖永海《佛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
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佛不断。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佛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传二十六）。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
东坡是宋代诗词大家，他那乐观豪迈、飒然超离的诗词与他的透彻的禅学修养是紧密联系的。他把学诗比作学禅，诗境等同禅境，「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的很多诗词也都深入禅髓，如前面提到的「溪声尽是长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诗句，引佛语入诗，把佛理禅意与「山色」、「溪水」融为一体，读来别具韵味。清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钟书《谈艺录》「六十九」也引沉归愚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孰如苏子瞻」。东坡的禅学对后世文人有较大影响，「苏门四学士」皆游学于禅门。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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