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时代交替 审美情趣转变
在众多的宫室寝殿中，昭阳殿富丽堂皇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镶金嵌璧，奇 珍异宝，到处流光溢彩、馥郁芬芳。这幅画面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豪华、丰腴，表 现出化阙崇殿的壮丽之美。
长安形胜天人合应，宫殿巨丽冠于古今。这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众人所炫 耀的，是“国家之遗美”。在汉赋中，被铺张描绘的事物未必就是作者所肯定的， 有时还恰恰是作者所要批评的。然而，从《西都赋》对长安热情洋溢的赞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三代帝京所体现的巨丽之美还是非常欣赏的。只是他对西京巨 丽之美乃至京都之美的欣赏与肯定，同作品中“西都宾”所代表的西土耆老有所 不同。在后者看来，京都只能像长安那样，否则便不配作为都城。这是旧的京都意识，它以品物繁盛的唯一标志。班固同西土耆老的分歧也正在于此。
班固的京都意识、京都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东都赋》中，作者借“东都主 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 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只认秦昭襄王、 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了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 盛。《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作品的立意在《东都赋》卷末表述得很充分。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颇识旧典，又徒 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他们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们 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的重要性。他以充分体现出礼乐文明的新的京都观，扬弃“西都宾”所代表的京 都意识，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折以今之法度”。而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 集中体现。
作品的讽喻对象可分为直接针对者和间接讽喻者两类。直接批评的是以西土 耆老为代表的坚持旧京都观的人；间接讽喻的，也是作品最主要的讽喻对象则是 天子及其周围的决策集团。作品盛称洛邑制度之美，固然希望天子不要迁返长安，而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西京与东京的对比，对当前政治有所规谏。他的京都观具 有深刻的内涵，他要用光武帝、明帝在礼乐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导决策者 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在进贤修德，在完善文治方面超越古代圣王。
在《东都赋》中，他着力描绘了洛阳的法度，也就是后汉的制度之美。他盛 赞光武帝重造纲纪的赫赫帝功，颂扬他迁都改邑的重要决策。作为与西都的巨丽 之美相对比而着力描绘东都法度之美，较多地体现在明帝朝。作品充分肯定明帝朝崇盛礼乐，修明法度，巡狩万国，稽考声教所取得的成就，在作者笔下，这是 东都区别于西都的主要之点。体现了法度之美的东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现出与 西都的差异。在宫室苑囿建设中，它不追求令人登临生畏的崇殿华阙，而是强调宫室光明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中和之美；它不追求太液池的波涛浩 淼、昆明湖的茫茫无涯，而要发萍藻以潜鱼，使池沼得以化育生灵。天子定都洛 阳之后的田猎，不是为了“盛娱游之壮观”，而是“简车徒以讲武”；其间也有浩大的声势、有勇猛的搏杀，但却不是“风毛雨血、洒野蔽天”，不是“草木无 馀，禽兽殄灭”，而是“乐不极盘，杀不尽物”，要在田猎中体现出礼制、法度， 在与西都相同、相近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至于“目中夏而布德”，使得武帝所不征、宣帝所不臣的远人，纷纷来朝；会同之期，盛礼兴乐，庆贺承平， “班宪度”，“昭节俭”，布教化于海内，更是前代无法比拟。在新旧两个都城 的比较之中，作者的政治理想、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京都就应该体现出天子的风范，而天子的风范应当集中表现在重声都、崇文德、尚 礼治的法度之中。
《两都赋》对天子风范的向往和描绘，带有鲜明的理想化的色彩。然而这正 来自他对京都和京都生活的认识和感悟，也是他赋予作品的较高的宗旨。这一宗 旨与其同时代的杜笃、傅毅等人的有关作品相比，无疑要远胜一筹。
《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收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如上下篇相 互对比的结构，主客问答的过渡形式，划分畛域、逐次铺叙的展开过程等，然而， 他的创新也很突出。
以往的赋，对所不赞成的社会现象常常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而作者的正 面主张则在文章结尾处画龙点晴，这被称为“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在《两都 赋》中，作者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作者的主张、见解十分自然地融入对东都各 方面事物的陈述中，表现出他的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他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 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贡献。在展现京城的华美风貌时，既有大处泼墨的建章宫崇殿华阙、太液池浩瀚波涛，也有工笔描 摹的昭阳宫墙、椒房玉阶。作品的风格同其所描写的内容契合无间，《西都赋》 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溢其间；《东都赋》则以平正典实见长，法度风范随处可见。作者大量运用对偶句式也使作品增色不少。
在以都会或京都为题材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并在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的还有张衡（78－139）的《二京赋》。张衡是东汉中期著名的科学家和文 学家，他见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拟班固《两都赋》，创作了《二京赋》。《二京赋》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两都赋》，以《西京赋》、 《东京赋》构成上下篇。《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繁盛富丽的称颂，叙长 安地势的有利，建都的必然，然后逐次描绘宫室的辉煌、官署宿卫的严整、后宫的侈糜，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 事。其间又穿插商贾、游侠、角抵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 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铺叙的品物之盛，人们对待物质享乐的态度，都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见出其荒谬的方面，见出作者的否定之意。《东京 赋》表现安处先生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在对东都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 中，在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傩等上层统治者的盛典礼会的陈述间，使人感受到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饬礼教，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礼 治成就。
《二京赋》中安处先生的两句话：“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 凝聚了作者的创作宗旨。这是较为宽泛的讽喻，意在突出奢与俭的对比。这同班 固的《两都赋》及其前后产生的以京都为题材的作品相比，都有所不同。作者务求在作品的体制、规模方面超越前贤，在铺陈过程中面面俱到，而不追求素材的 代表性与典型意义。尽管如此，《二京赋》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极轨，紧 随班固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在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作品中，较具特色的作品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 赋》。《两都赋》、《二京赋》、扬雄的《甘泉赋》都对宫殿的壮丽华美作了生 动的描写，王延寿则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才能。王延寿少有异才，客游鲁，见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的灵光殿巍峨壮美，且经王莽之乱后，西京宫室多废坏， 而此殿独存。他既惊愕其崇高壮丽，又慨叹其历劫难而未毁，这成了作者艺术构 思的精意所在。对于宫殿雄伟的外观、豪华的殿内装饰、精巧的栋宇结构，无不进行细致的描写。尤其是殿内精美绝伦的雕刻、绘画，在延寿笔下栩栩如生。这 篇赋的成功，为延寿赢得了“辞赋英杰”的声誉。
第二节 抒情赋的勃兴
以赋抒情的传统 纪行赋 述志赋 对人生的理性态度
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代初叶，就不断 地有作家将其愤懑、感伤诉诸赋中。只是在西汉时，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 铺陈之作成为赋的正宗，而抒情赋则如涓涓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等，前启后继， 不绝如缕。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 宦官争权夺势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宣泄其胸中不平。于是，这涓涓细流逐渐汹涌奔腾起来，蔚为大观。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 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 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 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班彪（3－54）的《北征赋》作于两汉交替的动乱之际。班彪在王莽已亡、 淮阳王刘玄失败的时候从长安到天水避难，途径安定郡城（今宁夏固原）时写下 了这篇作品。《北征赋》在体制上对刘歆的《遂初赋》多有摹拟，就途中所见的历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并为人民遭受的苦难 而悲伤流涕。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颇具情韵。
班昭（？－120）的《东征赋》是她随其子到陈留时所作，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 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 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 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133－192）的《述行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等擅权，闻蔡邕善鼓琴，遂强征其进京。邕不得已而上 路，至偃师，称疾而归。他对朝政废坏、朝中大臣互相倾轧，深致不满，对自己 被牵连进攻治漩涡耿耿于怀。遂以这次被迫赴京所经历的地点为线索，联想起前代兴亡、善恶之事，抒发了内心的抑郁不平。“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 岂云苟兮。”这正是他沿途所感，也是他取舍往事的原则和创作宗旨。
在他所走过的洛水两岸，从夏王朝到春秋，有多少逆臣贼子扰乱朝政，旋即 又遭到可耻的失败。佛肸为赵简子管理中牟，却率众以叛；管叔、蔡叔非但不维 护周王室的统治，反而勾结殷商后裔作乱；信陵君杀死晋军主帅，夺取兵权，本是乱臣，却被误称为贤公子。蔡邕为人们不能看清乱臣的本质而深感不平，而对 那些正道直行之士，他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高度推许。在荥阳为保护刘邦而慷 慨赴死的纪信，在偃师伏剑自刎的田横及其部下，都以浩然正气彪炳千秋，蔡邕对他们无比景仰。每经过一地，古人的善恶行迹，山河气象的阴晴晦明，他心中 沉重的历史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关切，都要互相激荡冲溉。压抑在他心中的愤懑不 平，在一地一事一景一物的记述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赋中直接指斥当时的东汉天子，所表现的胆识超越前人。
这篇赋感情痛切沉重，幽思婉转。写历史上的人和事，几乎件件指斥现实； 写山河云雨，仿佛句句有所寄托，从而将历史、现实，景物、情感有机地熔为一 炉。赋的前半篇为吊古，后半篇为伤今，层次非常清晰。全篇以秋天的淫雨作为衬托，气氛悲凉沉重。山行景色的点缀，也写得生动传神。
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 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这篇赋从他辞官西归长安 故里写起，流露出强烈的不平。冯衍胸怀大志，富有才能，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坎坷终身。赋中叙述了他在个人遭遇、家庭生活、后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责又对未来充满恐惧，接着又在历史的广阔时空中驰骋，把退隐作为自己的人 生归宿。《显志赋》在精神上与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与《楚辞》类作品又稍有 不同。
班固的《幽通赋》和冯衍的《显志赋》在基本精神上多有相承，他追述自己 的家族遭乱世而不泯的发展历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继承父亲的遗志，不辱没先 人。他静思冥想，梦与神通，坚信自己对社会、人生变化的幽昧难明之理能够有所认识。古往今来，事业的兴衰，家庭的成败，接踪继影地出现在他面前。他要 探究其间的所以然，以“复心弘道”，“保身遗名”，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这 篇赋颇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风典雅深邃，语言古奥。
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
张衡不仅创作了《二京赋》那样表现出传统特色的京都大赋，同时，他还写 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和帝、顺帝时，衡以特殊才能受到亲 幸，宦官共进谗言诬蔑之。他每为自己的处境苦恼，经常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遂将自己的感受写成《思玄赋》。此赋篇幅较长，采 用骚体句式，表现手法也较多地学习《离骚》。陈述自己遭诋毁却不肯屈从俗辈， 遂驰骋想象，遍访古圣先贤，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赋带有较明显的摹拟成分。
叙事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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