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民 送钗立后的故事，求

没有找到你所说的故事，而且我质疑故事的真实性。 下面的文章是关于长孙皇后的一些小故事，基本符合史实。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讲到大唐王朝，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
牡丹又被称为花中之王，由此推之，贞观一朝，能称得上牡丹之名的女人，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
就牡丹的花王之称而言，王者之气，一定是比较出来的，而且能够与之比较的一定不会是寻常风骨，然而在这样的众香国里，无刺无香、原本扎根在峭壁苦岩间的牡丹却以一种最淡定的姿态胜出，最终成为国色天香的典范。
与牡丹的经历相同，长孙氏能够最后登上人间巅峰并流芳百世，是历经磨难苦砺之后的结果。而贞观之世的开创者李世民，也绝非寻常帝王男子，他所拥有的盛世群芳，也皆非凡品。然而长孙氏却象她的丈夫成为诸国诸帝王的首领“天可汗”那样，在她的映照下其它的女人都变得黯淡无光，她毫无疑义地成为群芳中的王者。这一切，不但使她成为世人景仰的绝顶人物，更使得贞观后妃早已远去的身影格外引人遐思。
公元614年，高士廉履行了妹夫生前为女儿定下的亲事，十三岁的长孙氏出嫁了，成为十七岁的唐国公李渊次子李世民之妻。幼失慈父的长孙氏在多年寄人篱下的岁月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面对“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文武双全的丈夫，一千四百年后的人们，似乎仍然能够感受到她心中满溢的幸福。
然而，美满的婚姻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长孙安业兄弟直到妹妹出嫁，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悔过之意，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她在夫家的颜面。婚后的长孙氏只能以舅舅的家为“娘家”，她每次“归宁”的目的地，都是高府，她由衷地对舅父多年的养育之恩和长久照顾满怀感激。妯娌们的身后都有一个娘家做坚定的支持，长孙氏真正的娘家却抛弃了她；原本掌管家族内务又非常偏爱李世民、与长孙氏又有相当渊源的窦氏，则早在李世民成人娶妻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无法帮助年幼的儿媳。在纷繁的贵族大家庭里，长孙氏谨言慎行地生活着。
就在初为人妇的长孙氏某一次归宁舅家所居永兴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异事，这事被郑重地记进了正史。
据说，高士廉有个小妾张氏，她意外地看见在长孙氏所住的屋外，出现了一匹从未见过的大马，高达二丈，鞍鞯齐备，神采飞扬。一转眼间，这匹似乎从天而降的大马却又平地消失了。张氏大吃一惊，连忙将此事告知丈夫。高士廉遂命人卜卦，得《坤》之泰卦。筮人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变而之《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于《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
这神乎其神的事迹，就象李世民四岁时那位倏忽来去的书生一样，似乎预示着长孙氏注定将要母仪天下。
然而无论这神迹是否属实，摆在当时的长孙氏面前的，仍然是非同寻常的家庭生活。她虽然嫁给了一个卓绝出众的丈夫，却也同时嫁给了他从未平静过的生命历程。
李世民与长孙氏这对少年夫妻的感情应该是深沉的。和长孙氏幼年丧父相仿，李世民也有早失慈母的伤痛。这伤痛直到他成为睥睨天下的帝王也没有痊愈，当着左右大臣的面仍然会失控痛哭。除了同病相怜的儿时经历，李世民还与小舅子长孙无忌自幼友善知己，也使人不禁联想：也许在出嫁之前，长孙氏与李世民这对未婚的小夫妻便已经开始鱼雁往来、诗书唱和。
青梅竹马的小夫妻并没有充分享受他们郎情妾意的新婚生活。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时的隋王朝已经迅速走向了终结，更因为渴望平静的长孙氏所嫁的，偏偏是一个胆略过人富于激情却又嗜好冒险、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尚在新婚的李世民便应募勤王并崭露头角。李世民的军事天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长孙氏则第一次尝到了丈夫在天边出生入死、生死一线之际，做为妻子却只能枯待消息而彻夜难眠的痛楚滋味。而这，只是一个开头，在他们共度的二十三年岁月中，成为了一个不变的模式。
大业十三年，长孙氏的公公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李世民和父亲一起来到了晋阳（今山西太原）。冒昧揣测，长孙氏应该也在随行之列。
太原只是长孙氏暂居之所，在这里，丈夫李世民带给她的冲击更大：他开始招兵买马，主动地投入了李渊开创天下的大业之中，并乐于充当先锋敢死队的角色。就在当年夏天，李渊起兵反隋，李世民成为唐军的右领大都督，统率右三路军，与大哥李建成所率的左军并肩作战，一路连克强敌，于当年十一月攻克长安。不久便建立了唐王朝。
唐朝初立，十九岁的李世民因军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十五岁的长孙氏随即成为秦王嫡妃，开始了她迈向皇后之位的第一步。
李世民既有令将士折服的军功，又有风雅的文人之风，他不可能不成为太子李建成的眼中钉。
从唐高祖刚一举事，李建成就统领左路军并与李世民的右路军相互呼应的局面来看，这位大唐第一任太子也是一位卓绝的军事人材。然而他很快就离开了战场，这不仅是因为他做了太子，身系国本，恐怕也是因为太子掌军，对于同样雄才大略的高祖李渊来说，也是一种忌讳。然而没有建立功勋没有掌控军心并不是李建成的最大麻烦，这位人材最大的麻烦，是遇上了一个天才。而这天才，不幸就是他的亲弟弟。
要说李世民一向都没有问津皇位的野心，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没有野心为人内敛的将领，即使能够战无不胜，也绝不可能用得出李世民这种极富冒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战法。当他的才能一次又一次被证实，越来越多的人被他所倾倒，愿意为之效死之后，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身边的人，都在不断地鼓动他向皇位继续迈进。
如是一天又一天，天策上将府与太子府之间的情势不可能不成水火。
李世民多数时间征战在外，父亲和兄长的情绪都不在他能把握的范围内，更不幸的是，他还得罪了高祖的宠妃张氏尹氏。而李建成在这方面就比他要优势得多，高祖宫中的诸妃嫔，乃至掌宫女官尚宫、尚仪、尚服……等等，几乎都在他的笼络之中。而这样的事情，李世民和他是怎样也做不来的
对于这样的局面，秦王妃长孙氏都看在眼里，她非常清楚对于这样的宫闱运作，无论是出征在外的李世民，还是他留在上将府内外的家将文人，都帮不上忙。能担负这个责任的人只有自己这个王妃了。为了替丈夫挽回局面，使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出征，长孙氏竭心尽力地孝顺李渊、恭敬诸嫔妃，尽力弥缝李世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秦王妃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不过，担忧丈夫出征、弥缝父子关系、生养儿女、熟悉丈夫的下属，并不是这个担子全部的重量。青年秦王在“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 随着战事的节节胜利、功名日隆，秦王府里各色各样的女人也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李世民在成为天策上将之前，他的家庭生活就已经不仅仅是他和长孙氏两个人之间的事了。
在武德二年长孙氏诞育长子李承乾后不多久，一位不知名的姬妾就又为秦王生育了次子李宽。李宽的生母出身卑微，而且似乎也没有得到李世民的爱情，连“九嫔”之位都没有挤进去，因此她勉强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随即出生的第三子李恪生母，却令人无法回避：她是前朝公主、隋炀帝杨广的女儿，贞观元年册封后妃时，她可能被拜为“四夫人”之一的淑妃。——算起辈份来，这位公主该是李世民的表妹，自幼便应该有所来往，何况即使没有多少爱情，也有不容忽视的背景，她的出身甚至超越了嫡妃长孙氏。甚至于在谁做皇后这个问题上，她竟得到了“地亲望高，中外所向”的声望。
接下来源源不断进入天策上将府的女子中，还有更不容忽视的重量级人物出现。她们的身份也许没有杨家公主显赫，然而她们毫无疑问赢得了（至少是曾经赢得了）李世民非比寻常的激情与爱恋。而他与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爱情故事，都足以使现在的言情剧编者瞠目结舌。大多数进入秦王府的女子，都是因为美色或才名遐迩被选入的。如未来女皇武则天的表姐、隋朝上柱国燕荣之孙燕氏。
李世民对燕氏是有感情的，因此贞观元年就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一“贤妃”（后迁德妃）。但燕氏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入上将府时13岁，是以天生才女“艺文该博”，过目不忘的奇慧而被召入的。在入府之前，李世民并没有见过她。与燕氏情形相仿的，还有未来的昭容韦尼子，她也是被选入府的。李世民和她们的感情应该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然而天策上将和他的另两位姬妾之间，却一定存在着天雷地火般的激烈爱情。她们是“四夫人”的另外两位：未来的贵妃韦珪、德妃阴氏。
无论做为一个女人的长孙氏心里有过多少百转千回，做为秦王妃的长孙氏都宽厚地接纳了丈夫给她带来的那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对这个家庭中所有的成员，她都给予了包容和爱护。
李世民的第六个女儿（后封豫章公主，生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出生不久母亲就离开了人世，这位姬妾没有留下姓氏封号，地位非常卑贱，但在她弃世之后，出身高贵的秦王妃长孙氏却毫不犹豫地抱起了哇哇啼哭的小女孩，亲自将她抚养长大，并从此“视若己出”。
在安抚偌大个秦王府并且频频生育儿女的同时，长孙氏还不可避免地涉入了李世民与太子建成之间的夺嫡之战。经历了与丈夫十二年的婚姻、经历了与这婚姻同时进行的时事剧变之后，长孙氏虽然只有二十五岁的年纪，却早已见识非凡，她不但是李世民青梅竹马的妻子，更成为他能够无所不谈的知己，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是共同进退。
在唐书后妃列传中，有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公元626年的6月4日，精心安排的“玄武门之变”爆发。
在这场翻转整个政治格局影响中国历史的政变中，李世民多年疆场锤炼出来的雄心壮志与狠辣无情都纤毫毕现，我们在这里不必做详细的解说。我们所关心的是，从记载来看，玄武门之变发生的时候，长孙氏并没有置身事外，恰恰相反，她自始自终都紧紧跟随在丈夫的身边。
从长孙氏的对待政事的态度来看，她不太可能直接参与玄武门事变的谋划，但她毕竟是长孙无忌的妹妹，这个计划她终归是知道的。至少，在事变将要发生的时候，李世民没有隐瞒妻子，并且将她带在了身边。与其说做丈夫的希望长孙氏在刀光剑影中亲自出手（难道她是武侠小说中深藏不露身怀家传绝技的高手？），还不如说这是他的一种态度：成则上九重天，败则堕十八层地狱，无论生死富贵，都要和结发妻子共同面对。
令世人迷惑的一段帝后爱情，定格在玄武门边长孙氏出现的那一刻。
这也是长孙氏一生之中，表现得与她“名将之女”出身最一致的时刻。
玄武门之变，伴随着一串残酷的骨肉相残镜头，宣告最后终结。李世民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当月他就被立为皇太子，并取得了“庶政皆断决”的权力。这只是一个过场。仅仅两个月后，高祖李渊就宣布“禅位”，二十八岁的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长孙氏的身份，也随着丈夫身份的变化而变化。李世民成为太子，她就成为皇太子妃，当李世民成为皇帝，她也随即在他称帝的第十三天被册为皇后。这时还是武德九年，贞观纪元还没有开始，她才只有二十五岁。
成为皇后，长孙氏所负的担子更重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猜想，无论她从前听说过或接触过丈夫的多少事迹，亲历玄武门之变、亲眼看见丈夫手刃兄弟的场面，长孙氏的感情世界也一定受到了相当的冲击。她对于自幼厮守的丈夫忽然展现出的权势手段，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她比他身边任何一个女人都更早更快地意识到，那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丈夫，而是一位皇帝，真真正正的皇帝。她知道自己和家族的一举一动从此成为世人目光所集，另一方面，无论丈夫展现出多少对自己的情爱，饱读史书的她似乎仍然不忘时时警告自己，无时或忘历朝皇后及后族宠极而衰的悲惨履辙。
当其它的同龄女人都以卿卿我我为满足的时候，做为皇后、太子的生母，长孙氏最大的愿望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渴望夫妻恩爱转变为渴望尽全力维持皇族和后族的前景、渴望丈夫和自己能够善始善终，在史书上留下美名。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新任皇后的长孙氏所做的第一件、也是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劝兄长无忌辞却高官厚禄。
唐太宗李世民与无忌自幼亲善，对他非常宠信，不但允许他随意出入自己的寝宫，还想要立即封他为右仆射（宰相）。太宗将这个打算告诉了太座。没想到长孙氏的想法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她闻讯后立即屡次推辞，说：“我身为皇后，家族已经是尊贵至极，实在不愿意让兄弟子侄们满列朝堂为高官。从前汉朝吕、霍二后家族的先例，可为后人的切骨之诫。希望您不要让我的哥哥担任宰辅之职。”
年青的皇帝也许曾认为，皇后会为自幼共度难关的哥哥有如此显职而高兴，所以才这样献宝似地将这打算说了出来，却没料到引来妻子如此的忧虑。他只得再三解说：“我完全是因为无忌的功劳和才干，才对他委以重任，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任命与‘重用后族’联系在一起。”
总之，无论长孙皇后如何劝说，贞观元年的长孙无忌仍然高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眼看丈夫是不听劝的了，长孙氏转而劝说自己的哥哥，要他推辞掌握实权的高位。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长孙氏的预料。无忌任仆射没有多久，就有人向太宗上书，说这位国舅爷权势太盛，恐有不轨。李世民将这封奏章拿给无忌过目，并公示群臣，表示自己绝对信任长孙无忌的忠诚。
但这件事情却足以惊出长孙无忌的一身冷汗，引起长孙皇后更深的忧虑。长孙无忌终于听从了妹妹让自己辞官的意见。于是，在长孙兄妹轮番的苦求之下，李世民不得不在一年后改授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长孙皇后却仍然对外戚位列三公而心中忐忑，恳请舅舅高士廉再次向太宗请辞。
为了排解妻子的忧虑，李世民发了这样一道诏书给长孙无忌：“黄帝得力牧，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为五伯长；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无让！”接着，他又亲自做了一篇《威凤赋》，以志无忌的功劳。
然而长孙皇后并未真正轻松下来。也许是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和家族绝不争夺权势爱宠的心迹，就在长孙无忌辞官的同一年，她做了第二件著名的事迹：主动为丈夫四处寻访佳人。
现在的人实在很难想象二十七岁的长孙氏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主动为丈夫选取新欢的。虽然那是在一千四百年前的时代，但女人对爱情的思绪却都是一致的。何况她身上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隋文帝的独孤伽罗皇后就是她的同族，更是她的表亲。
在平常的生活里，长孙氏非常节俭，服饰器物，都只是恰好够用而已。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觉得东宫器物不足，要求增加，长孙皇后拒绝了，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然而对于庶出的皇子公主，这位嫡母却照料备至，对宫中其它的嫔妃，长孙皇后也十分关怀，她们患病的时候，长孙氏都要带着最好的药品和食物亲自去看望。李世民的冲动脾气常会按捺不住发作并责罚宫人，每当此时，长孙氏都要设法拖延处罚，等皇帝气消了之后再慢慢为待罪宫人辩解。整个后宫在她的庇护下，从来没有谁受过冤枉的刑罚。后宫的女人孩子因此都对她满怀爱戴之情。
史书记载说，长孙皇后好读书，才学渊博，常与太宗对谈古今，对他深有启发。太宗深知妻子的见识才华，就与她谈论政事，她却从不在这种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她真正对太宗的“进谏”，几乎都只在他做错事要惹祸的时候才发生，都是为了丈夫的江山社稷、为了帮助朝中直臣，她才会挺身而出，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这方面，魏征是最鲜明的例子。
魏征实在是个不会看领导脸色的部下，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当面让太宗下不来台。有一次，太宗实在是被他顶撞得气愤不过，退朝之后恨恨地对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谁是这个乡巴佬啊？太宗咬牙切齿地道：“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长孙皇后听后返回自己的宫中更换朝服肃立于庭中向太宗行礼。太宗惊问原故，长孙答道：“妾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如此耿直，自然是因为陛下你已为明君。我怎能不向陛下道贺。”长孙以她的睿智和对丈夫的了解，轻轻的化解了太宗的怒气，既救了魏征，又令太宗明白直谏之臣的可贵，也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
长孙皇后所做的这些，即使你认为她是在做秀，是在故示大度，她也还是做了，而除了她，再也没有其它的皇后做到过。
长孙氏所做的这些，是在做表面文章迷惑世人，以图巩固后位，方便自己做太后并为所欲为吗？
答案：不是。
那一年，正当盛年的李世民忽然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长孙氏虽然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
——长孙皇后的毒药，映照着她的心境，与她的丈夫不惜带着可能是个拖累的她齐赴玄武门之变的那一刻遥相呼应。
史书上的长孙氏，总是那么的端庄慈祥，雍容华贵，似乎她生来就是这么个庙堂泥胎的“娘娘”模样。总算她留下了一篇诗歌，使我们能够看到大唐皇后巍巍母仪下的另一面。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质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那个桃花映照下美丽非凡的怀春女子，才应该是真正属于长孙氏的形象吧。只是在这世上，只有李世民才明了那份“出众风流”有多么流光溢彩。
在她端庄无妒的皇后风仪下，仍然是一份鲜卑女子特有的固执爱情。只是她的表现方式，与独孤伽罗那么的不同。与其说她善待宫妃儿女纯是因为天生的善良体贴，不如再浪漫一点说她爱这个男人到了极处，甚至于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他尽情地随心所欲。煌煌史册，唯有那颗毒药令人晕眩地展现了一次长孙氏深入骨髓的痴情。
只可惜，面对那颗沉重的毒药，史书却非要说，那是因为长孙皇后不愿让自己重蹈吕后覆辙，所以打算提前解决自己，“以绝后患”。官方的神来之笔，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一对自幼结发的夫妻，在丈夫似乎将要走到生命尽头、妻子甘愿以身相殉的时候，（即使他们是皇帝和皇后），又怎么可能以这样的官腔表白心迹？！
然而，长孙皇后的这颗毒药没有得到派上用场的机会。太宗康复后不久，长孙氏就病倒了。
长孙所患的病，是多年旧疾“气疾”（哮喘、肺病）。用中医的观点，这实在是令人无法轻松的疾病。肺主气主悲，气不畅则郁闷焦虑夜不能寐。就算不发病，人也常有心思缜密多愁善感的倾向。然而就是这样体质的一个女人，却自幼丧父、寄人篱下。虽然长大后她找到了爱情，偏偏爱上的男人是李世民。幼年的不幸似乎只教会了她善待别人，却偏偏没有学会善待自己。嫁给李世民二十三年，是八千多个日子，她究竟又能有几个轻松安眠的夜晚？多年压抑的情绪，只会将她的旧病越积越深。
贞观八年，在随太宗居于九成宫时，潜藏已久的病终于发作，并迅速吞噬着长孙氏的生命。尽管已经抱病在身，长孙氏仍然念念不忘她的皇后职责，随后的日子，唐王朝的宫廷内部也大事不断：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病逝，贞观十年初，太宗诸弟诸子徙封……于是她的病就始终辗转反覆。
最后，在一个深夜，她强撑着陪太宗出宫视事，风寒侵袭，病情迅速加重，医生也束手无策。皇太子李承乾只得想别的办法：“能不能大赦天下，再多度人入佛道，祈求神助？”长孙氏拒绝道：“生死有命，非人力所能变易。如果行善可以延寿，我自问一生也从未做过问心有愧的事；如果无效，又何必妄求福报？大赦是国家大事，你父亲也从来不参与佛道之事，实在不必为了我一人擅动天下法度，更不能让皇帝做他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李承乾无奈，只得把母亲的话转述给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将此事转奏太宗。长孙皇后的话使众臣都嘘唏不已，纷纷请求太宗大赦并礼佛。太宗统统照办并亲力亲为。消息传到长孙氏的耳中，她反复地要求太宗不要如此，太宗只得中止计划。
长孙氏的病，终于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然而弥留之际，她最担心的仍然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获谴重臣房玄龄的遭遇前途，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一向小心谨慎，大小奇谋秘计他都有份参与，却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实在是忠心耿耿。如果不是极大之罪，陛下就一定不要亏待他。”随后她又说：“对于我的家族，要想保全他们长久，就一定不能让他们掌握权要，给一个散官闲职就行了。至于我自己，活着无益于世，死了就更不能耗费世间资财。只须因山而葬，不起坟，不用厚重棺椁，以木器陶器陪葬即可，再举行俭朴的葬礼。还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言，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亦是陛下未忘妾也。”
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逝于立政殿，享年三十六岁。五个月后，唐太宗将年轻的妻子下葬于昭陵，谥“文德皇后”。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当年那副卦中的短短八个字，包含了怎样的含义，需要怎样的睿智、情操和牺牲精神，才能将这八个字写完。然而长孙氏短短的三十六年人生，却近乎完美地成为这八个字的诠释。
长孙氏死后，太宗在遗物中发现了她亲手编纂的《女则》十卷。
《女则》没有流传下来，根据记载，这部书中的内容，是采集古代女子卓著的事迹总汇，是长孙皇后平日翻阅以随时提醒自己所用，与班昭所著的《女诫》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她生前，即使是她的丈夫都没有见过这部书。太宗手持妻子生前的著述，睹物思人更增哀伤。
长孙皇后生前，太宗虽然与她有结发深情，却仍然不免辗转于诸妃之间，即使在她抱病期间，也不免如此（长孙死后不久，第十三子便诞生了）。似乎直到妻子彻底撒手人寰，拿到那部被翻阅得已显陈旧的《女则》，太宗才完全地触动，发觉自己失去了怎样的无价之宝，才明白自己曾经让她经历了怎样的冷清孤单。长孙氏在丈夫的思念中，日复一日地完美无瑕。所有活着的女人，都敌不过死去的她。
长孙氏去世前，太宗的女人们先后为他生育了二十一女十三子。长孙氏去世后，十三年间后宫却只生出了一个孩子，而且出生之时离长孙氏之死也起码有六七年。似乎正当盛年的李世民感受男女欢爱的激情，都随着长孙氏一起逝去了。

长孙皇后是鲜卑族人，自幼精通文史，父亲在隋朝当过官。唐朝初年，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为争夺皇位，发生了激烈的争斗。李建成一伙常在唐高祖李渊面前陷害李世民，企图借刀杀人。高祖听信了他们、疑忌甚至僧恶李世民。长孙氏“孝事高祖，谨承诸妃”。在险恶的形势下勉力排解高祖对李世民的嫌猜。到了李世民决定发动”玄武门之变”除掉李建成的紧急关头，长孙氏又挺身而出，亲自激励士气，促成了事变成功，李世民由此登上帝位。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唐太宗是布衣之交，又是功臣元勋，太宗打算委之以显官要职。长孙皇后坚决不允。并让长孙无忌“苦求逊职”，直到大宗改授权限不大的官职为止。在一人荣耀、满门生辉的封建社会里，长孙氏贵为皇后，却“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实在难能可贵。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政举，也得益于长孙皇后的良言劝导。直言敢谏的魏征经常触犯“龙颜”，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后宫恨声地说要杀掉魏征。长孙皇后悄然退下，一会儿又穿着参加隆重礼仪的朝服走上，太宗十分惊讶。她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才敢直言。现在魏征直谏，正说明陛下圣明啊，我怎么能不庆贺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从此对魏征等忠臣更 加倚重。封建社会后妃之间争宠竞幸，互相残害的劣迹屡见不鲜，而长孙皇后却能体恤、爱护妃嫔。她对妃嫔生的子女“慈爱逾于己生”，妃嫔害了病，她甚至把自己正在服用的药送去，因而“宫中无不爱戴”。长孙氏虽然位尊皇后，但生活仍比较俭朴，平日衣物仅够穿而已。636年（贞观十年），长孙皇后三十六岁时染病不起，临终留下遗嘱：依山而葬，不用造坟，也不用棺椁，以木器瓦器俭薄送终。同时规劝太宗纳忠容谏，不受谗言，节制游乐打猎和役使百姓。长孙皇后去世时，唐太宗非常悲痛，感到从此“失一良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