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特征分析
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经历了一个由北向南的转移过程。古代对南方的开发比较早，但直到三国，都处于初步开发阶段，江南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是在南北朝，因此时北方处于十六国战乱状态，南方相对安定，北方移民的涌入，统治者的重视，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大大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使南方经济逐渐赶上北方。
隋朝统一后，随着北方经济的恢复，北方又一次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但北方的某些方面也依赖于南方的补充，大运河的开凿就是这一形势的体现。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相对安定，全国的经济重心曾一度南移。
北宋建立后，北方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北方仍然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但政治中心已经东移，这种政治中心的东移，正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预兆。因开封距南方的江淮地区相对较近。
北宋灭亡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绍兴和议后，南方相对安定，南方经济迅速发展，至此，南方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在南宋时正式固定下来，稳定地形成南方经济领先北方的格局。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正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印证。
东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 （表格）
⑴产生：东西方资本主义萌芽都大致出现于14―――16世纪，都是在手工业者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以手工工场的出现作为标志。
⑵命运：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后在16世纪有了长足的发展，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成为这些国家社会生产的普遍现象。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江南地区，且是在个别生产部门，没有引起自然经济的解体，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质的突破，未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农民十分贫困，市场狭小；而西方的封建关系相对松散，便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束缚了工商业的发展；而西方统治者则利用王权的力量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西方已将“目标指向世界”。因此，中国中央集权越强大，对资本主义萌芽阻碍越大；西方专制王权越强大，就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⑶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对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也有所反映，如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产生。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成长为社会生产的普遍现象，也就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多大变化。因此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没有促成社会的转型；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却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导致西欧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思想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由封建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转移及原因
转移：中国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建都的先后次序及走向看，呈现出由西向东的趋势，即西起西安→洛阳→开封→东南至南京、东北至北京。南京和北京基本处在同一经线上。唐以前以长安为中心，五代、宋以开封为中心，元以后以北京为中心。
由西向东转移的原因：①黄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失调是根本原因。历史上，黄河流域曾是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所覆盖。可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影响，森林草原被破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变迁。森林破坏可分四个时期：第一，西周到战国后期，林区不断缩小。第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由于农业的发展，已无成片的林木存在。秦汉政府为巩固边防，实行移民政策，设置郡县，大力屯田，使原来的草原变为农业区。第三，唐宋时期，采伐范围不断扩大，农区不断扩大，森林面积继续缩小。第四，明清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破坏更严重，农业区继续向北扩大，草原面积进一步缩小，大量牧区转化为农业区。由于对森林、草原的破坏，引起自然环境的变迁，气候的变化，水土流失严重，沙漠扩大。严重影响了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
②经济重心的转移是直接原因。唐以前，经济发展较早而又发展得最好的是关西经济区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历史上，这里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土质肥沃，土壤疏松，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战国至唐中期，一直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经过东晋和南朝时的发展（北方战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隋唐进一步发展，宋朝时，南方经济已超过北方，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江南。
③政治、军事斗争重心由西向东转移是重要原因。宋以前，争夺的重点在西北、四川，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的突厥等。宋以后，随着金、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崛起，斗争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东北、北方。
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许多运河，像浙东、江南、淮南运河都是分裂时期的历史产物，地区性运河的出现，对不同时期分裂政权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的成长。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南朝在长江以南的开发；五代时的南唐、宋金对峙时期的南宋，经济成熟和富庶都超过了北方。
第二，把分裂时期开凿的这些运河改造为发挥全国效益的大运河的一部分，没有统一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对秦始皇、隋炀帝、元世祖等，不仅应该肯定他们对中国的统一所做的贡献，而且应该承认他们在中国运河发展上所做出的功绩。大运河的开通推动了沿线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岸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第三，运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在对自然地理环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千百万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水利、水运、建筑、测量等工程领域的科学成就、智慧与创造。
第四，古为今用。古代服从于帝王的巡游征战或南粮北调的运河，在新中国诞生之后，一度成为北煤南运的动脉；如今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运河或许将为南水北调工程重新焕发出青春。历史上的运河传递的绝不仅仅是物质的文明，也不单单是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运河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脉搏及时地传给了与它息息相关的人民，而这一点对当今的现代社会也是有所启迪的。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①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这些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②统治阶级注意调整统治政策，鼓励发展生产。③重视兴修水利，改革生产工具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④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才使中国古代的经济得到发展。
历代经济发展的共同原因
（1） 稳定统一的政治局面，是经济发展的保障。除全国大统一的局面外，局部地区的统一局面，也能提供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如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三国的经济发展，江南的开发等。、
（2） 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新王朝成立之初，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吸取前朝灭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暂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趋于缓和，促进经济的发展。
（3） 科技发展的推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每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往往会促进经济的大发展。如战国时期铁农具在中原地区的推广；北方先进技术向南传播促进了江南的开发等。
（4） 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5）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是各个时期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基础。
（5） 新的社会制度或者经济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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