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只是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毋庸质疑, 现代社会存在着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现象, 这两个典型的社会特征曾是社会学最具有想象力的主题。所谓的社会分化,
即社会生活的各个组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逐渐分离成专门的部分。诸如, 家庭的权力越来越多地交给了社会, 特别是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有了专门的托管机构和学校。学校教育根据分化后的社会要求建立起各种专门的学校,
学校会将不同的个人经过筛选后送到社会中的一定位置。教育社会学就是专门关注不同位置的人是怎样经由教育插入的, 并安心于这一位置的,
这关系到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中, 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因素。
一、从社会分层的观点看中国的社会现实
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归功于那些关注社会中权力与结构的社会学家们的工作, 他们用分层理论来说明和描述那些实质现象,
如阶级、利益群体、地位、种族不平等、民族不平等以及社会性别不平等。（注1）
有关社会分层的种种奠基性主张关注的是从封建式的不平等体系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体系过渡。马克思曾在早期的研究中认为,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社会日渐划分为两大阶级,
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所追随, 论证了教育与阶级的关系。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
教育机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再生产的工具,
它从根源上维护了现在的阶级状况。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韦伯也区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四个阶级, 他们是: (1)
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越是成为整体, 工作也就趋于自动化; (2) 小资产阶级; (3)
缺乏财产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各类白领雇员、公务员等) ; (4)
凭借财产和教育获得优势的阶级。（注2）韦伯的分析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产阶级”, 在美国, 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大多数,
这也是美国所标榜的中产阶级是社会走向民主、富裕的保证。从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除了家庭因素外他们依靠的是成功的学校教育,
因为美国学校教育的价值也与中产阶级的价值类似, 高等教育机构似乎也就成了生产“中产阶级”的场所。
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控制了教育并使教育成为他们再生产的场所呢? 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继承了韦伯的传统, 集中分析了教育是如何使一些人成为中产阶级的。他认为教育也像是一个竞技场, 最初时,
各个集团为了达到或巩固他们的高地位阶层, 都去争夺并控制教育, 使教育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这样,
当代教育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用来作为促进他们自己的目的——主要是在社会流动方面——的一种方式。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在他的书《文凭社会》(
The Credential Society) 里, 他进而引用了韦伯的观点对当代社会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指出,
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
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注3）当社会中这些教育证书持有者越来越多时,
他们的资源和势力已经使高地位阶层和贫困阶层成为少数, 并能左右学校教育的资源和政策, 这就是教育为何成为中产阶层再生产的场所的原因之一。
上述情况在西欧许多国家中都存在着, 高等教育一直是通向“高社会地位”的最佳途径。在中国,
上大学似乎越来越成为就业的必备条件,“高学历”与“好职位(高收入) ”挂起钩来。在还不富裕的社会, 教育作为成本的投入,
已经成为每个家庭中最沉重的“包袱”之一, 从小学到大学, 如果顺利的话, 一位孩子的教育费用基本占了全部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
甚至还多。贫困地区的家庭一般是供养不起孩子上大学的, 那么, 他们的孩子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劳动, 获取低的劳动报酬。
中国社会的分层状况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的所谓“三大差别”已经被更多更大的差别所取代。仅从收入看,
现在社会可以大致地分为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和需救济群体。据有关人士调查发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的失业问题近期得不到解决,
而且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步扩大。还有, 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已经相当明显。从城市居民内部的情况看, 1999 年由国家统计局等6
部委联合进行的城镇生活调查结果显示, 20 %的高收入户收入占到总收入的42.4 % , 20 %低收入户则仅占6.5
%。不同居民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状况更为悬殊。占总调查户8.74 %的富裕家庭拥有60 %的金融资产。而最低收入的20
%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 %。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提供的结果显示: 在农村, 至1998 年末, 占人口比重20
%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的比重也高达55 % , 而占农村人口比重14.6 %、年人均收入在1000
元以下的农户, 拥有的存款尚不足总额的3 %。在高收入人群中, 已经不乏私人财富逾千万元者甚至更高。与此同时, 贫困阶层也明显分化出来,
农村目前至少有数千万人口尚未解决温饱, 他们成了“需救济群体”。（注4）
那么, 在中国为什么没有一个中间阶层呢? 其实仅根据收入情况居于中间阶层者比例非常低,
还不足以构成一个阶层。中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中中产阶层迅速崛起, 但是,
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的分层还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诸如, 在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
中国城市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 而且利用好的政策和发展机遇迅速暴富起来。他们很多人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者,
而且蔑视学校教育对经济的无用。他们的行为和效果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以至于在教育领域又一次刮起了“读书无用论”风潮。直至到了90 年代中期以后, 一些迅速暴发起来的企业商业资本拥有者开始陷入困境,
一些人士称他们为“长不大的个体户”。这是因为社会形态越来越趋向于知识经济, 教育的作用才被民间重视起来并予以了重新评估。从现在的趋势看,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有助于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 社会流动的资本开始由社会的向文化的转变。但是,
到现在近十年的发展为什么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呢?
尽管有许多人视自己为中产阶层, 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中产阶层不仅仅指收入上达到一定的数额,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身所具有能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 还有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在我国,
具备这样条件者还不足以以中产阶层自居, 因为他们为数不多, 暂时构不成一个完整的阶层。为什么中产阶层难以形成呢?
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加重, 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存在一种“总体性精英阶层”, 他们过多地垄断着社会资源, 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
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层占有的资源, 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就目前的趋势看, 维持“总体性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边界, 形成相应的封闭性,
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 不仅农村,
而且部分城市人口被抛进贫困人口之中。（注5）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社会分层应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
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人数不多但拥有多数的社会资源, 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2) 知产阶层。他们大多虽受过高等教育,
但并不是中产阶层, 而是作为知识分子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这个阶层也有着诸多的分化,
一些人通过自身的资本、工作成就和机会很可能会接近或进入总体性精英阶层或与总体性精英阶层联盟。一部分人从事知识生产和创作,
成为知识经营者,有较高的收入, 他们会以中产阶层自居。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靠国家再分配给予补偿, 他们如果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
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倾向; （注6） (3) 平民阶层。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最大,
大多数人基本是靠国家工薪生活的。由于社会中各单位的情况不同,所以在收入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一些人是个体户维持着“长不大的”企业和商业过活。另一些人可能是靠着退休金过活。这个阶层在生活质量方面不能说过得很好,
但基本能达到“温饱”水平;(4) 需救济阶层。社会学者分析这个阶层是90 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后果,
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生活处在贫困状态并且在市场竞争中处在弱势地位, 就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
他们往往也处于弱势地位。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 现在城市贫困群体越来越多。从目前的情况看,
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贫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下岗失业者。（注7）他们的生存主要靠国家和社会福利机构的救济,
也有一些人靠卖艺为生, 另外有一些人成为流浪者和乞丐。
上述四个阶层基本是隔绝的, 如果除了社会地位、权力和经济因素不论的话,
从文化角度去分析也许能恰好地描述阶层封闭现象。阶层封闭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文化屏障”, 文化屏障并不是主观的, 更多的方面来看,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在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阶层间的封闭是“文化屏障”的作用吗
在我们的社会中, 社会阶层的存在已经是一种社会事实。各阶层之间的分界随着收入、地位和消费意义的差距加大,
一种明显的阶层界限建立起来, 并起到了明显的保护与排斥作用。其中“文化屏障”逐渐成为各阶层外显的与隐藏的分界标识,
或者是一种“文化符号”, 你没有这个阶层的文化符号就不能进入这个阶层, 同样,
没有与你一样的文化符号你也不能认同他并与他建立起关系。如果非要给文化屏障下个定义的话, 是否可以这样尝试着描述, 所谓的文化屏障是指:
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 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 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
通过交往和行动, 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文化屏障——使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
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文化屏障有时是以外显的方式作用于阶层保护, 有时是以隐藏的方式排斥其他阶层的接触。
上述对文化屏障的定义并非是作者无根据的杜撰,
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已经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现象, 只是对这一现象的表达或描述的话语方式不同。
梅塞尔(Meisel) 认为社会存在着两大阶层: 精英和非精英或大众(mass)
。精英是一个与其人数相比特别有权发号施令的社会群体, 这一群体有着三个核心要素(也称三C) : (1)
群体意识(consciousness) ——精英成员必须自觉地意识到精英的存在及自身在其中的成员资格; (2)
凝聚力(coherence) ——个体成员的行动必须与群体利益的诉求相一致; (3) 共谋(conspiracy)
——成员间必须要有信息交换, 共同的策略必须不断演变, 以增进群体利益。⑧这三个核心要素已经构成一种阶层的“文化屏障”,
从而有效地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
使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维持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即使高等教育给予了一些人具有了向精英阶层流动的文化资本,但要想真正进入这个阶层,
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准和要求, 一旦被精英阶层所接受, 那么他就一定要具备这一群体的三个核心要素。
在现代社会中, 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 这除了经过一定的教育途径获得外,
还需要有特定的阶层文化环境以及对文化的消费。作者曾就文化资本而论, 认同自己作为知产阶层,
但不足以是中产阶层。这个社会现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 作为知识分子显然是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尊重的。当知识分子以进入精英阶层为目的,
而不断接触精英阶层时, 他首先感触到的是如何打破他与这个阶层的“文化屏障”。大家都知道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里的主人公于连,
他为了进入上流社会, 从而学会上流社会的人的礼仪、举止和穿着, 学会与上流社会的人交流,
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样经过了上流社会的一位贵妇人引进, 他也就顺利地进入这个阶层, 通过他所表达的文化符号和行动,
从而获得了这个阶层的认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也许是可行的,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 就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
要进入“精英阶层”不仅仅要具备于连所要获得的那些资源和条件, 他还要有与他们相当的经济资本和消费习惯。比如, 当你进入到这个阶层时,
或参加他们举行的活动, 他们的穿戴可谓都是昂贵的“名牌”, 即使你能花上万余钱配置你的行头, 但你却不能与他们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他们邀你参加会员费不菲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或某些健身俱乐部, 你恐怕就不得不听而却步了吧。当你与他们在一些活动中交谈时,
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你的学问, 而你又想进入到他们的阶层, 于是你不得不顺着他们的话题谈些经历和想法。如果他们谈到国外的经历,
谈国外的消费和游玩, 那么你就只有听的份了。如果他们都是“宝马”车俱乐部成员, 你就更别沾边了。你要是个女知识分子参加他们的活动,
很可能你一进去, 就会被这个阶层的女贵族们认出, 你不属于他们这个阶层。他们只要闻闻你身上的香水味就知道是价廉物美的,
看看你的穿戴和首饰就知道你的消费文化水准和基础, 这样他们不会主动与你交往的。你作为知识分子, 同样感到他们缺乏与你对话的基础和条件,
他们其实也不能融入你的阶层。这种明显的阶层分离现象就是“文化屏障”的作用。
阶层文化屏障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成人社会中,
就是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也同样存在着社会分层的现象。作者曾经在一些幼儿园和小学作过研究, 在参与活动时,
作者突然发现了一种现象。孩子们在选择伙伴时并不是随意的, 他们总是选择与他们家庭相似的孩子作为伙伴。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我用了一段时间专门观察和分析这种现象。注意看孩子们玩什么, 说什么。一些孩子来自富裕家庭,
他们的父母大都是经理或企业成功人士, 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哪些衣服是名牌, 哪些玩具最流行, 什么书最好看, 哪里的餐馆菜好吃,
哪里的游乐园最好玩。这些孩子在一起有交流、有共同的话题和感受。这时, 若是一位工薪阶层的孩子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中,
明显的看到这些孩子有一种“歧视”的表情,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孩子, 他们都会七嘴八舌地说, 他傻, 他连游乐园都没有去过,
我说的玩具他不知道也不会玩, 他爸爸每天骑自行车接他, 我们都是坐汽车回家。这么小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着实让我感到吃惊,
但仔细一想也难怪, 孩子们说的其实是他们生活中的事情。当然,
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是不同于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们由于各自带着自己家庭的生活习惯和象征,
在一起必然会找能“说到一起”的伙伴了。看来, 经济资本是区分贫富家庭的基本指标, 那么,
文化资本则是不同阶层的象征。文化资本不仅在一代人身上发挥作用,它还有继承性和再生产的功能。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总是通过文化资本来表达和再生产的。
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关注过文化屏障现象,
并试图证明文化资本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指出,像上剧院看演出、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报纸之类的实践活动,
在人口中的分布都是随不同阶级而定的。这种分布可以还原为教育成就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参与文化实践的能力是在教育经历中获得的。情况似乎是特定的文化实践被符码化,
从而只有那些可以解读这符码的才能获得这些文化实践, 而解读的钥匙又是通过教育授予的。教育的钥匙的分布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定。布迪厄认为,
只有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即有品位的家庭的人, 才能获得这把钥匙。为此, 布迪厄区分出三种品位圈: 合法品位(Legitimate tast)
、中产阶级品位(Middle - brow tast) 和大众品位(Popular tast) 。（注9）
布迪厄在文化屏障与教育的作用之间作了分析,
他确定了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联。经济支配阶级能够根据其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证明自身的优越性, 使其处于上位(
superordination) 的位置合法化。而从属(subordination) 阶级的成员不仅受到物质方面的约束,
在高等教育的机会面前也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不平等体制的种种事实也因此得以合法化。例如, 尽管在商业管理中,
大学文凭被认为是从事管理工作所必备的资格,
但管理者的孩子进入大学修此领域课业的比例仍相对较高,教育系统有着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为了能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资本, 教育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显然是越来越重要了。
由于教育具有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
并能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纯洁性。在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贵族幼儿园”和“贵族学校”,
这些教育机构都具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设施、有着高薪聘请来的“一流”教师。由于昂贵的费用早已把工薪阶层的孩子拒之门外,
文化屏障在学校教育时期就开始发挥显功能, 有效地阻断了其他阶层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他们除了提供最好的教育质量外,
这些贵族式的教育机构还重在养成学生们的贵族气质和贵族意识。由于“贵族学校”的存在和教育质量的分化问题,
一些所谓的教育家们开始提出“教育市场化”和“教育商品化”的理念。如果教育真的推向市场, 那么, 对于大众来讲,
真正的教育机会会越来越小, 阶层分化将更加剧烈, 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也就更加坚固和合法化。但是,
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流行起来, 教育对个人来讲, 依旧具有逾越文化屏障的作用,
国家对于教育的计划、支持和调控真正有利于大众阶层的社会流动。但这样做会威胁到“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利益, 他们并不能真正改变教育的情况时,
便会动员他们的所有资源, 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 将高薪职位作为稀少资源,
从而加剧了高级人才对高薪职位的竞争。当人们看到高薪职位竞争的资格应当具有高学历时, 导致了高学位热的现象,
同时也导致了学位贬值现象。人才也就不得不“依次降格使用”, 从而保证了“总体性精英阶层”的稳定, 加剧了其他阶层的竞争和混乱。
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
正像上面提到的人们追逐高学位是为了获得高薪职位的目的, 也由于有些人通过这样的途径达到了目的(不管机遇和比例) ,
从而进入富裕阶层。于是, 人们已经看到了教育水平确实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在今天的中国,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已经是密不可分了。不同的教育层次使劳动力市场分成相应的领域, 劳动力市场的用人标准以学历制定;
而劳动力市场的用人信息又会及时传达给学校, 学校将迅速作出反应, 调整课程结构和专业方向,
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当教育机构生产越来越多的文凭时, 这时的劳动力市场开始显得紧张和微妙。最近几年,
持有大学文凭的“待业者”越来越多, 人们也似乎发现, 教育仅提供给人们一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格,
它的作用并不是像教育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 个体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何种位置并不取决于其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社会环境、性别) ,
而取决于其后天获得的特征, 尤其是教育水平。
大家都知道, 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 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 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
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 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 除此之外, 社会流动还有一种潜规则:
获得高收入、高地位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文化资本, 个体在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更为重要。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今天,
潜规则的作用已经高于显规则。
从性别来看, 在可比水平, 女生的失业率总是更高一些,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上升, 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会减弱,
但不会消除。在大学里, 女生的学习兴趣还比男生高, 因为对她们来说, 没有文凭会加大找工作的困难。就是这样,
许多女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仍然面临着不平等待遇, 许多用人单位限制招女生名额或根本不招, 而男生相对于女生来说,
有更多的被雇佣机会。虽然人们将这一事实解释为女生们集中在文学或第三产业职业教育而导致的相应结果。毋庸置疑,
女生就业的一部分障碍来自于其主要定位在竞争激烈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市场, 尤其是持有学历的女生越来越多更加剧了竞争的程度。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 社会出身环境对就业分配的影响略高于性别影响。在学历可比的情况下,
社会出身低微的青年就业状况不如出身殷实家庭的青年, 他们从事的多是社会阶梯中不受“重视”的职业,
因此收入不高。社会出身对就业的影响会通过促进个体与职业环境的社会网络途径表现出来。在同样的教育水平,
出身低微的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较少能求助于亲朋来找工作。可以看出, 大学毕业的青年随着父亲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从事更加多样的职业,
选择机会多, 工薪阶层或贫民阶层出身的大学生所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通过会考竞争招聘的公共部门, 虽然招聘是公开的并面向社会的,
但实际能被招聘的机会太小了。
从上面的例子看出, 似乎除了文凭以外, 某些“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
享用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获得某种工作也被人们所认识。这样, 资本的运用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有一种微妙的关系: 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
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 年轻人不仅要调动教育获得(文化资本) ,还要调动物质获得(经济资本) 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 。于是,
真正的“再生产策略”被利用起来,也就是各种实践活动。“个体或其家庭通过这些实践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保存或改善其遗产,
并同时维持或提高其在阶层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因此, 在就业现象的背后, 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注10）
上述情况说明了劳动力市场运作的一般情况, 其实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贡献被忽视了。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对不同人员的一种分配,

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系统的重要特征。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利益占有与分配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成长。因此,通过适当、良性的社会流动来调整社会分层意义重大。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可归结为先赋性因素（籍贯、家庭出身、种族和体质容貌、政策制度等）和自致性因素（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技术、技能、知识和学历）。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地位提升主要依靠自致性因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个人获取优质自致性因素的主要途径,也是推进社会阶层呈现良性流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探讨如何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使之合理发挥社会“选拔器”和“均衡器”的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高等教育公平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关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很多学者都通过研究论证了这一点。索罗金在《社会流动》一书中提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人们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年限越长，在成人时获得的社会地位就越高。”[1]众所周知,当今社会职业的获得与收入高低、财富多少、声望如何密切相关，人们的社会分层主要依据于职业。布劳与邓肯通过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也得出结论：对个人的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是本人所受的教育。同样，日本学者麻先诚对日本高等教育与职业关系的调查表明，“英才地位（社会上层）与高学历之间的关系密切”。[2]在文凭和学历成为获得不同职业的重要依据，成为影响收入及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背景下，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社会筛选的主要手段和上升流动的决定因素。那么，目前高等教育社会分层功能、作用机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如何，就值得我们予以关注与思考。

（一）公平的高等教育有助于形成中间阶层

过去，我国高等教育的分层功能主要体现在培养社会精英上，培养的群体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且数量不足。但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培育中间阶层就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成为和谐稳定社会的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中间阶层一般来讲具有以下特点：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学历与收入相关性很高，主要服务于高新技术领域。在知识经济时代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在“精英教育”的政策取向日益受到质疑的今天，在身份本位被能力本位的社会分层标准取代、政治分配转向市场分配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不再仅仅局限于培养社会精英，而把培养的范围扩大到依赖于管理、知识和专门技能的社会群体，并对形成中间阶层起着很大的作用。

（二）不公平的高等教育强化了阶层鸿沟

教育要促进社会公平，首先它自身应是公平的。但我国目前东西地区之间、大小城市之间、公办与民办之间的高等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教育资源的分配极为不均。这里面有历史因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因素；有国家“精英教育”、“重点学校”价值取向的政策因素，也有招生、收费制度性因素。也正是因为这些内外部因素，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进而强化了阶层鸿沟。
从起点公平来看，现有的高考招生制度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它没有考虑起点（基础教育条件）的差距。全国统一高考表面上看似乎公平，但高考试卷出题中的城市化取向，显然使农村学生处于劣势；而我国高考录取的“志愿次第”原则，更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农村考生信息资源的匮乏，往往使得他们“一报定终身”；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则产生了“地区性分数壁垒”的不公平现象，这使得欠发达地区考生在分数线和录取机率上不得不面对不公正的严酷现实；高额的学费对来自社会低层的考生及家长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有关教育成本分担，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表示，“目前维系中国高教正常运转经费大约是4000亿，而国家实际投入是800亿，高校向银行贷款超过1000亿，差额部分则靠高校收学费填充。”[3]这样，学生承担了55％，而国家投入只有20％。“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0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4]根据教育部的学费计算标准，按高校日常运行成本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学费3500元。对比目前，今天高校的学费可谓严重超标。“大学本科四年学费相当于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普通农民家庭13.6年的纯收入。2005年5月，日本被评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但从人均GDP、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的大学学费支出是世界最高水平的3倍以上”，[5]而这还没有考虑进大学后的生活费用。在分数的一只脚跨进大学大门的同时，学费的另一只脚却迈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这些因素都使得来自社会底层的考生要么被拒于大学大门之外，要么从一开始就被分流到了二流高校，学习二流专业，从而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职业选择及社会分层。
从过程公平来看，对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国家采取了向重点高校倾斜的政策。重点高校在师资、经费、设备等诸方面均占有优势，它们得到的经费要大大高于一般院校。即使同一所高校内部，工科、理科、文科之间，不同院系之间在获取资源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高校在扩招之后，随着资源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伤害最深的必然是来自社会低层的考生，因为当初他们在报考院校、专业的时候，出于稳妥的考虑报考了一些录取机率大的二流院校、专业。而这些院校及学院在资源方面不可能跟重点院校或重点学科相比。这些再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时即有的不公平状况。
从结果公平来看，不同高校（重点与非重点、普通高校与高职高专、公办与民办）、不同学历教育（统招、自考、成教）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待遇不同。撇开外部因素不谈，这与我国教育体系内部之间缺少衔接性、国家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别政策对待也不无关系。虽然我们不应该指责教育的层次、类型结构安排和质量差异，因为这样的教育体系设计，满足了多样化人才的培养及通过教育分流实现了社会流动、社会分层。
“当教育只能改变一定阶层以上的人的命运时，对处于社会弱势的那个群体而言，出生就成了一种先定的命运，而一旦一切都逃不脱与偶然的出生与生俱来的命运，那么努力就变的毫无意义。”[6]那么如果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在强化这种社会不平等，必将毁灭社会低层家庭通过教育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必将使农民这个中国人口中的主体向“新读书无用论”回归，必将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不同社会阶层所占有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不同，影响着他们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地区、学校、层次、规格、专业选择上的差异，进而影响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

（一）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起点公平

高等教育起点公平主要指的是入学机会均等。尽管在入学机会上，高考采取各省从高到低按分数录取原则，并不考虑家庭出身。但现有的社会分层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起点公平，这可从不同阶层在升学自我期望方面的差异与升学报考率、录取率等方面得到佐证。来自较好家庭条件的考生在学习条件、素质养成和特长训练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经济、知识、信息方面的差异，反映在高考分数估计和志愿填报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家庭子女和农村家庭子女趋于保守、盲目，后者在选择学校类型时，费用便宜、对学生有优惠政策（如师范、农林、地质、军事院校）的高校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与贫困阶层子女因经济原因而无法享有教育机会的状况截然相反，富有阶层的兴趣已不在其子女所享有的教育机会本身，他们追求的是教育机会的“品位”，及其学校的声望、师资、设施，更多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综合类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高文化阶层子女在争取教育机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可能与家长的文化程度与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高度相关。同时，一项研究表明，“经济条件可以影响学生对教育的期望水平，家庭经济高收入水平组，学生期望今后读大学的比例为70％，中等水平组比例为68.3％，较低组为50％。”[7]
据有关统计，“进入高校的可能性之比，农民阶层与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8]
从录取情况看，我们可进一步看出社会分层所引起的入学机会不均等现象。鲍尔斯（Bowles）按父母受教育程度与经济收入来区分的美国16-17岁男孩在公立学校入学的百分比可为佐证。[9]在家庭收入为同一档的学生中，不同文化阶层子女所占的比重存在很大差距。而父母受教育年限为同一档次的学生中，高经济阶层子女的比重大于低经济阶层子女的比重。2005年1月，“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结果：“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刚好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10]
从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比例成下降趋势，影响教育机会均等的阶层差异在近年来愈发凸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我国最主要最显著的教育差距。”[11]
即便是得以录取也仅仅是个开端，若是在随后几年因学费、生活费而中途辍学则同样表明未能享有就学机会。在富有与贫困阶层子女“礼物性”与“负担性”的教育机会差别面前，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应被赋予全新的理解。

（二）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

个体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在个体竞争高等教育过程均等的时候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社会分层的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及校园学习、生活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来自前一阶段的影响，还会直接延及下一个阶段。“对学校选择上的倾向差别，使来自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子女，在进入高校后享受公共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分配中处于更不平等的地位。”[12]
高额的学费之后，是比过去的农村生活费用更高的生活开支，如果到发达地区就读，负担更高。贫困家庭学生不得不勤工俭学、课余打工，而这必将影响到他的学业。而富裕家庭的子女则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丰富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阶层文化差异在前一阶段的影响主要是子女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对高校类型或层次的选择、对专业的选择。在这一阶段，文化阶层差异中的中介因素（价值观念、语言类型、教育方式等）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则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展现。美国社会学家伯恩斯坦在研究不同阶层家庭的语言如何影响学生成绩后认为,低文化阶层适应的语言是一种“大众式语言”或“封闭式语言”,而高文化阶层(中产以上阶层)使用的是“规范式语言”。大学所使用的正是后者的语言，并强调和肯定社会上层阶层的文化,漠视和否定不利阶层的文化。西方关于家庭文化背景与教育关系的一项名为IEA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造成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原因，80％在于校外,而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13]这样,貌似公平的教育机制实际上偏向了社会上层阶层的后代，高文化阶层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校园生活方面，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学习上，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进校后还要忙于筹集生活费用，这进而影响到他们在大学阶段在这方面的进一步锻炼。来自城市的学生更多地担任了学生干部，在入党、拓展人际交际圈、自身能力锻炼方面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不只是在获得知识方面的机会均等，更主要的是使人在获得本领方面的机会均等。但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却使他们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再次扩大了由入学机会时既有的不公平状况。

（三）社会分层影响高等教育结果公平

农村学生在融入社会、就业机会上的劣势，可以说与他们当初在报考志愿时出于经济因素、稳妥考虑而就读的学校质量不高、所选专业一般不无关系。起点的不公平影响到过程的不公平，进而是结果（学业成就）的不公平。毕业时的一张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已大不如前，用人单位的关注点已转移到重点大学文凭，转移到人际交往、语言表达、管理、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上面。农村学生正是由于先天缺乏培育，大学期间缺乏锻炼，再加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社会”找工作，又受到社会资本因素的影响，择业时自然处于劣势。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的机会比常人高1.2倍。”[14]这表明，个体把教育转换为随后的收入能力与父母的社会的地位有关。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可以更为成功地把子女所受的高等教育转换为高的职业地位。学生学业成就的不同，反映的正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中的地位差异。因此，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打破封闭的社会阶层代际传递性方面，还是难以彻底摆脱来自社会阶层的制约。
通过以上对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互动关系的探讨，我们知道要想使社会分层体系趋于开放、社会流动通畅、社会稳定有序，必须对教育内外部因素进行调整。在城乡二元结构不变，教育资源短缺，阶层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对子女教育影响不能根除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制、采取优先政策、构建终身教育体制来确保社会低层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但教育外部因素的调整毕竟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且相当复杂，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对教育内部因素（招生考试制度、收费制度、资源配置制度、助学贷款制度等）进行调整。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一书中曾指出，决定投资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收益、成本和预期。同样，在现有的社会分层顽固的代际传递性面前，如果社会低层投资的高等教育不是在打破这一顽疾，而是还在通过自身的不公继续强化它，则势必影响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

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系统的重要特征。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利益占有与分配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成长。因此,通过适当、良性的社会流动来调整社会分层意义重大。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可归结为先赋性因素（籍贯、家庭出身、种族和体质容貌、政策制度等）和自致性因素（个人通过努力而获得的技术、技能、知识和学历）。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地位提升主要依靠自致性因素，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个人获取优质自致性因素的主要途径,也是推进社会阶层呈现良性流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探讨如何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使之合理发挥社会“选拔器”和“均衡器”的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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