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二体全文翻译

三皇五帝的时代，记载历史的书有三填与五典，这些离现在时间已经很悠远，不能够知道当时的详细情况。从尧舜以下一直到周朝的历史，都记载在古文《尚书》中。但是当时的社会敦厚朴实，文字记载简略，想要拥有完备的体系，当然会存在缺陷。之后孔子写了《春秋》，司马迁写了《史记》，史书的体例，到这时候在完备了。之后的作品，都相互因循，稍作改动，改变名目，范围有限，哪里有可以超过这二者的！荀悦，张璠都是跟孔子一样撰写编年史的人，而班固，华峤都是跟司马迁一样撰写纪传体史书的人。只有这两家，相互夸耀分辨他们的利弊，都可以说出来。 《左传》以日月为次，以时间为序，中国外夷，同一时间，同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不详细记述事情经过的。用一句话说明道理，言语没有重复的。这就是它的长处。而贤士贞女，有才有德的，关系到重要事件的人，一定会审视仔细，详细记录。而不重要的事情和不关系国家治理的人，就不会违背正道而详细地记录。像绛县老人，杞梁的妻子这样的人，有的是因为跟晋卿对话而被记载，有的是因为与齐君对话而被记载。有像柳下惠这样贤能和像颜回这样仁德的人，却最终不能够被记载，显露他们的言行。所以说编年体史书记载细致，那么一根细草都不会放过，说记载粗疏，那么连大山都放弃。这就是它的短处。 《史记》这部史书，本纪用来记在大事，传用来记载小事，表排列年代和爵位，志概括遗漏，记载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备，大小不失。这是它的长处。至于说到同一件事情，分在多篇之中纪录，故事不连贯，前后多次出现，《高祖本纪》中就说记载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中则说记载在《高祖本纪》中。又因为按照类别排列编次，不区分年代，后发生的事情却记载在前面，先发生的事情却记载在末尾，就使得汉代的贾谊与楚国的屈原记载在一起，鲁国的曹沫与燕国的荆轲记载在一起。这就是它的短处。 对比二者的胜负，各有优缺点。东晋干宝的著作中，就盛赞孔子而贬低司马迁。他说：能以区区三十卷史书，概括二百四十年的历史，没有遗漏。看他的种说法，是有说服力的吗？观察春秋时的事实，记载在《左传》之中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左丘明知道它的简略，所以写了《国语》作为补充。但是在《国语》之外仍有很多遗漏之处，哪里能说它是囊括了所有的事情而没有遗漏呢？况且左丘明世为史官，体例均仿照《左传》，而前汉的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仲舒的对策，刘向，谷永之的上书，都是高德备才，驰名中外，意蕴深远，言及军国大事的。而他们有的因为职位卑微，不干预朝政，有的因为文章繁琐，事情众多，难以理出头绪。都省略不写，这样则是可以的；若感情方面有所吝啬，不见削减，那么《汉书》传世的将有百卷，并列于十二篇本纪之中，就恐怕显得纷繁琐碎了，耗尽力气也无法一一阐明。所以班固了解这一情况就设立纪传加以区分，使它清晰可观，纲纪有别。荀况厌恶它的冗长繁琐，又依据《左传》剪裁了班固所著的历史，总共三十篇，得到历代人的褒奖，成就超越了原书。但是班，荀两种体例，相互竞争，想要废除其中一个，也很困难。后来的作者，都没有超越这两种途径。所以晋代史书有王隐，虞预辅以干宝的《晋纪》。宋代史书有徐爰的《宋书》和沈约的《宋书》加上裴子野的《宋略》。各有自己的优点，并行于世。干宝的言论，仅是一家之言。

《史通》中“二体”是指《古文尚书》和《史记》，它们的原文和翻译如下：
《古文尚书》：
原文：三皇之书，伏于鸿朦，三代之书，存于经诰。夏商之书，其事靡闻，春秋之书，则有成例。
翻译：三皇时代的书，埋藏在鸿朦之中，三代时期的书，存在于经诰之中。夏商时期的书，事件没有听说过，春秋时期的书，则有成例。
《史记》：
原文：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之。
翻译：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史书的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后来继承写作的人，相互之间沿袭因循，假使有改动和变化，也只是改变名目罢了，史书的范围有限，谁能超越它们呢？